—年(转机与崛起时期)

四、1983—1996年(转机与崛起时期)

标志事件　附校分成附中与附小　通过西安市普九验收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刮起一阵择校风，原来学习较好的学生纷纷转入市重点中学，未转走的学生无法安心学习。教师队伍也不够稳定，不少骨干教师或考上研究生或调走，教学质量和高考成绩逐年下降。特别是82届毕业生，最后一年就转出十多名学生到市一中、市六中、市二十中等学校学习，后来这些学生全部考上大学。人心不稳，教育教学质量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此学生和家长反映强烈，大学领导也非常关注，采取了一些应对的办法来改变现状。

社会与家长衡量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有一个不成文的“硬杠子”，就是直接看中考、高考升学率高不高。相关资料表明，当时附中的高考上线与录取率确实不是很高。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1980年报考人数57人，最后理工科类录取11人，外语类2人，文科1人，共计14人;1981年报考76人，中专12人，最后理工科类录取15人，文科1人，外语类4人，中专2人，共计22人;1982年，经过高考预选，报考人数48人，最后理工科类录取4人，外语类1人，文科2人，共计7人;1983年，当年毕业人数共82人(甲班49人，乙班33人)，经过预选后参加高考49人，最后实际录取13人(包括基大、自费扩招走读生)。就当时背景下，这个高考录取率相对于一般学校而言，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但对于大学附中而言，期望值自然高，学生与家长对此不甚满意。附校分家，各自为政抓教学质量就迫在眉睫了。

根据［1983］13号西北大学党委会议纪要，可以详细了解当时大会的基本决议。会议由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巩重起同志主持，参加会议和列席代表共13人(其中附中有两人列席)。经讨论作出五项决定，体制：附中、附小分开;按市上有关规定附中按处级单位对待。师资：由人事处负责，争取当年从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毕业生中能分配8名。经费：两次总计拨付3万元，其中应划拨附小3000—5000元……“党委常委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处及各系应积极支持附中、附小的工作;同时，也要求附中、附小的领导和老师，严格按中、小学的规律办学，努力使附中、附小达到西安市第一流中、小学水平。”(资料来源：西北大学党办1983年6月20日会议纪要)

1983年7月12日，中共西北大学委员会以党发［1983］第19号文通知，经校党委会议3月29日、4月28日、5月4日会议决定：冯秀英任附属中学党支部书记;张梅英任附属中学副校长兼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韩克忠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仍兼高三年级物理教学)。撤销附属学校建制，分别设立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附属中学按处级对待，附属小学按科级对待。

这是关乎附属中学(以下简称“附中”)发展的关键的决议。至此，中小学建制彻底分离。这时党支部隶属机关第二党总支，行政由大学校长办公室联系。中、小学建制分开后，领导班子在教学方面，主要抓严肃校纪，整顿校风，对学生进行法制、尊师、爱护公物教育，其校风学风有了明显好转。与此同时，抓紧教师队伍建设，引进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3年5月，经西北大学同意，从陕西师范大学、汉中师范学院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人才，这些老师后来成为附中的领导和教学骨干。他们是杨晓云、祁银锁、黄闯、陈敏生、尹丽艳、孙莉六位老师。

应该说，这几年学校的高考情况有一定的起色，83级吴波考入清华大学，赵阳考入复旦大学;85级王卫考入北京大学;86级一大批学生也进入全国重点高校进行深造。

83届的高中为两年制，按上级教育部门的安排和要求以后高中学制改为三年。自然而然，任课教师的人数需要增加一个年级的编制。教师缺额问题于是暴露出来。加之多年未解决的人事上的老问题，两年内有三大教研组组长相继调离附中。由于教学的实际需要，有能力、有经验的教师缺额问题亟待解决。当时的几位校长开辟各种渠道，从各个方面收集信息，发动教师积极提供人力资源信息，只要有合适人选，就亲自登门拜访，并出面和有关方面协商、交涉。从1983年到1985年，引进了一些不同年级不同岗位急需的教师，如高中数学教师邓丽轩、鲍惠芝，物理教师李晓珍，语文教师刘蔚武，历史教师王卫平，音乐教师王平。团委书记陈桂玲。另外加上1982年从陕西师大地理系和生物系毕业的梁颖、姬爱莲老师，他们与后一两年分配和调入的老师一起形成了附中的中坚力量。

1985年9月，西北大学附中接管了高校职业学校园林、电工两个班，增加了两万元经费收入。这笔收入使得办学条件进一步得到了改善。1987年园林、电工班毕业，结束了在附中的管理，职业学校交归大学劳动服务公司。1985年11月7日，大学部任命邓丽轩同志为校长，主管教学工作。1986年12月大学为了加强附中工作，为党支部委派了大学部的王进成作为专职书记。1987年5月，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附中党支部脱离机关二总支，直属西北大学党委领导。目前，西北大学附中的工作直接由西北大学副校长杨春德分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西北大学附中的建筑基本上是一座单面四层教学楼，其主体部分12个教室，只能满足高中、初中6个年级12个班的使用。楼的西侧挎着一段双面四层楼，这是学校部分行政用房和教研组、阅览室、实验室用房。楼的东侧是几间平房，除一间校长办公室外，就是一大间体育用房，老师办公、体育器械全堆在其中，而且十分破旧。当时的校园建筑面积仅有1200m²，有教工40多人，学生400多人，现代化教学设备几乎为零，校舍使用面积达不到相关要求。据1983年11月29日附中向西北大学教务处打的《关于西北大学附中校舍使用面积规划的报告》所言：“附中现在校舍条件与教育部对中学事业的基本要求相比，相差太远(现在使用校舍面积仅为应有面积的48.2%)……中学连教师开会，进行教学交流活动的会议室都没有。理、化、生等实验室也小得可怜……”由于待遇差，教学条件差，学校缺乏吸引力、凝聚力，优秀学生大量外流，骨干教学人员缺乏，有点名气的教师纷纷调走。现实十分艰难和严峻，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切实可行的措施，附中未来的生存将会遭受极大的威胁。

随着教育改革形势的不断深入，西北大学附中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教育经费紧张，师资力量匮乏，生源竞争愈演愈烈。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附中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全体附中人面前。处在多个重点中学重重包围之中，生存危机是每一个附中人必须正视、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经过充分地分析研究，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学校领导认为，优胜劣汰是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的必然结果，怨天尤人没有用，被动挨打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学生生源虽然与教学质量密切相关，但不少事例说明教师创造性的工作在改变学生精神面貌和学习状态的重要作用。积极行动，缩小与名牌学校的差距，探索普通中学如何办好教育的新路子才是关键。

1988年下半年，碑林区督导组在检查附中工作时，对学校陈旧的办学设备和简陋条件十分担忧。1989年为使普九达标顺利通过，附中领导克服坐等靠的思想，不辞辛苦，发扬武训办学精神，深入西北大学各院系、各单位募捐，募集到了一批资金和设备，初步改善了办学条件。鉴于经费严重不足、教学设备简陋的现状，附中积极向大学部有关领导反映实际困难，并提出增加经费的要求。大家学习武训办学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进行募捐。附中的要求和呼声得到了时任校长张岂之的重视和支持，于当年4、5月份两次召开校务委员会议，专门研究附中“达标”的问题。会上，制订了五条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几位副校长及总务长分别牵头实施。有了大学的支持，学校的领导先后深入化工系、化学研究所、地质系、出版社、财务处、校工会、经济系、宾馆、中文系、数学系、计算机系、地理系、化学系、职校、劳动服务公司、外语系、科研处、办事处等19个单位和部门募得资金52700元(大学拨款10000元，郝克刚、胡正海教授集资22700元，附中自筹资金10000元)，募得计算机中心、设备处、物理系等部门支援的价值5万余元的教学仪器和设备，如微机、空调、体育器材。与此同时，学校的教育、教学、科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随后几年，学校经费明显紧张，而西北大学每年拨给附中的经费只有4万元，这很难支付各种正常而必要的开支。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到，附中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必须改变封闭办学的方式，必须把学校推向社会，自我求生存，自我求发展。自1989年以来，领导班子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和有关单位联合办学，如与西安光机研究所、西北民航局油料公司、西安市自来水公司、西安市供电局工程处、富泰支行、省财政厅、市财政局、公安厅边防局、武警总队、陕西省交通厅运输管理局等十几个单位，签订联合办学协议，附中接受其适龄子弟上学，对方提供部分办学经费。在短短几年内，获得集资款和创收提成款近50万元。有了这些资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面貌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变。

附中经过上上下下不懈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缓慢却稳妥地发展着。到80年代末，共有教职工56人，其中高级教师9名，一级教师28名。14个教学班(初中7个，高中7个)，学生800余名。

正是附中人正视现实、在竞争中自我求生存、求发展的勇气与行动，使得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升，中考、会考、高考成绩每年都有一定的突破。1984年以来，初中教学质量连续16年获碑林区“双达标”(巩固率、合格率)奖;1990年高考升学率33%，1991年高考升学率36.5%;其中周雷同学获1990年陕西省外语类状元，李正华同学获陕西省理工科类第三名的好成绩;还有三名同学分别进入陕西省文史、理工类前30名。正因为如此，1990—1991年两年内，陕西广播电台、西安晚报曾经六次报道过附中的办学事迹。再如初94级中考各科总平均分492分，优秀率38.6%，位于碑林区前列，以及格率98.5%名列碑林区之首。高94级统招统分升学率为42%，也是骄人的成绩。在学科竞赛与名校录取方面，1993年、1996年舒刚同学、洪薇同学荣获省级物理竞赛一等奖，95届的庞凌云被北京大学录取。学校组织参加的省市和全国竞赛也有良好的名次。在首届生物百项活动中，学校被评为区、市先进集体，李大龙、杨光磊的论文分别获省一、二等奖，全国二、三等奖。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重要事实需要写入校史，即1994年学校被陕西省教育委员会列入具有保送资格的学校。1994年12月26日，省教育委员会(陕教基30号)发文，关于《将西北大学附中列入具有保送资格的请示》的批复，经研究，认为西北大学附中基本具有保送资格学校的条件，同意西北大学的请示，并提出要求“请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做好此项工作”。这个决定，无疑是对西北大学附中这几年在教育教学方面所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

正是由于学校领导班子的审时度势，抓住了附中与附小分校而治的关键时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逐步扭转了西北大学附中的形势，使得附中在转机和调整时期有了新气象、新希望。还值得书写的一笔就是全校师生为“达标”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全校师生不辞艰辛，想方设法，多方募捐，为了普九验收的顺利通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附中以后的发展和上台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