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校友追忆

十二校友追忆

回忆我的母校

(初64届毕业生　刘次沅)

我是西大附中初中64届毕业生。

原先西北大学是没有附中的。哥哥姐姐们从西大附小毕业后，多是去市1中和31中上初中。我们的上一届1960年小学毕业时，西大附中办起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家长们少了许多操心，孩子们不必去陌生的环境。上学路途省了时间，玩耍的时间就多一些。

开始时，附中设在西操场东侧的一排平房内。对面是一排厂房式的建筑(包括地质系的磨片车间)，结构复杂。调皮的男同学喜欢潜入其中寻找刺激，尽管老师是严厉禁止的。我们在化学楼北侧发现了一条地道，于是搬运了一些砖头木板进去，垒成桌凳，点着蜡烛做作业，非常浪漫。后来有一天，“地道”被揭了盖儿，原来是一条备用的暖气管坑道!有一阵子我对矿物产生了兴趣，买了一本“怎样认识矿物”的书，经常在地质系的垃圾堆里寻宝，按图索骥找到方解石、水晶、三叶虫化石……其乐无穷。后来，附中搬到西大新村的新址，就比较正规了。

尽管升学率并不高，但那时升学的精神压力不像现在这么大。班上从不公布考试成绩，从不排分数榜。我知道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没有机会出风头，一直有点儿耿耿于怀。回想起来，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氛围里，人们的个人权益意识很差。尽管知道能否考上大学是人生命运的重要分界线，但逆来顺受、服从安排是人们普遍的下意识。合法地、公开地努力争取个人权益和前途，在那个时代是受到鄙视，甚至危险的。

我们上初中是在1961—1964年，那时国家逐渐走出大饥荒的阴影，我们也从成天想吃的困境下渐渐好转。少年不知愁滋味，在升学压力不大，肚子不再咕咕叫的氛围里，初中生的生活是比较愉快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的爱好。

上高小时，伙伴们中间掀起两股热潮。一是天文，一是集邮。天文是因为苏联接连发射了人造卫星和载人飞船，全社会的热心宣传。集邮也是社会性热潮：“集邮”杂志和中国集邮公司创办，各地集邮公司和交换市场的普及。小孩子们的爱好总是持续时间不长，但这两样爱好却伴随了我的一生。

我的集邮爱好在初中时达到高潮。经常在北京、上海的集邮公司订购苏联、匈牙利等外国邮票，几乎每个星期天到钟楼邮局去买邮票和换邮票。有一次，西大造纸厂从邮局进了一批废纸，里面居然有许多平时很难找到的高面值邮票。伙伴们翻墙盗窃，兴奋得血压升高!后来我的集邮爱好始终不温不火，“文革”时没有中断，邮市高潮时也没有投资。尽管“文革”时抄家(他妈的!凭什么抄人的家!)损失惨重，但慢慢又积攒了起来，关键是从中学到不少知识，甚至对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大有裨益。

初中也是我天文生涯的重要一步。在学校老师的支持下，我组织了天文课外活动小组。我们的小组成员以希腊字母顺序命名，因为天空的星星就是这样命名的。在一个只有三个班，学生不足百人的小型学校里，我们天文小组的成员竟然达到24个希腊字母不够用的程度，很有势力!我们传看天文图书和杂志，讨论甚至开讲疑难问题，制作以老花镜片为物镜的天文望远镜，在一起认星座、看行星、观察月食等天象。学校甚至允许我们晚自习时出去看星星!

西大附中初中时的天文小组活动，增强了我对天文学的兴趣和向往。后来我在高中也组织了天文小组，下乡时以及在煤矿工作后继续学习并自己磨制镜头，制作了比较好的天文望远镜。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天文工作者，并补齐了所有的课程和学历。儿时的爱好和努力，为我以后实现理想提供了动力，也储备了基础知识。在我们这备受煎熬的一代里，是很幸运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原陕西天文台)研究员，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岁　月

——西大附校学生人生50年之回望^①

(初68届毕业生陈新民)

之一：无忧年代(1950—1965年)

繁　春

蹦蹦跳跳入新门，推推挤挤倚师旁。深浅开窍向日诵，早晚放风连天蹚。

顽劣乖巧闹课堂，端庄大方登礼堂。蔓长路长几修校，果香瓜香三迁场。^②

烫　夏

苏哥火旗血领巾，时刻准备臂高扬。^③英雄报告追签名，思想训诫窥静场。

跃进潮里废铁空，集体灶上菜根香。^④午觉偏无偏察觉，又传老师到家访。^⑤

顽　冬

雪埋三尺雪橇飞，天伸万丈天灯亮。^⑥苕萝二馋慢慢嚼，蝉雀独香悄悄网。^⑦

拾柴烧灶并带小，跑腿排队兼饲养。^⑧小人书摊故事多，西洋镜厢世界强。^⑨

和　秋

清风影剧游园路，新天树禾赏画廊。^⑩滑冰学车笑跌臀，围舞唱谣怕碰膀。

钻透一题乱寻师，猜倒数伴暂逞狂。忽闻合班划升降，小楼泪溅上落榜。

解说：

①本诗为纪念西北大学附属学校建立98周年、附中恢复重建50周年而作。

笔者为该校高小高秋65级及初中68级学生(后“级”改称为“届”)。诗中所述，主要为笔者本人兼及同学、同龄人之所历所想。

本诗所分四季，既依时序，更依心思、感受及氛围而排列。

②当年母校经常组织校内义务劳动，如修路、平地、拔草、种植瓜果树木及打苍蝇等。

笔者就读的母校校址计有三处：1950—1960年设于西大校园东北角果园的西大附小，1960年至今设于西大新村内的西大附小，1960—1976年设于西大校园西南角长排平房处的西大附中。附小此前于20世纪50年代初还先后设于西大南门内原幼儿园处和西大北门内原木工房处。

③当年小学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空气浓厚，诸如红旗代表革命，经过战火洗礼;苏联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成;长大要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接好革命的班，等等，都是常用语言。

少先队仪式中，有高举右臂，并拢五指，手置头顶，口呼“时刻准备着”之程式。

④大跃进年代里，全民炼钢，连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生都有捡拾、搜罗并上交废旧钢铁的责任或任务。

学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办有集体食堂，学生、老师们依自愿交费上灶。当时在附小教学楼旁挖有数米深的大坑，储存萝卜、白菜等过冬菜，并建有池塘，种藕养鱼，沿操场边还种有瓜果蔬菜。每逢“六一”，常有免费会餐。

⑤春夏季节，有儿童不愿午睡，到处疯跑乱喊，影响他人，学校便组织人员在校内巡查，予其以训诫。

那时，老师去学生家里家访，是为常态。每逢此时，学生老怕有错被揭出，从而遭到大人训斥，总有忐忑不安之感。

⑥⑦少儿时代，游乐颇多;玩具有购买的，有自制的。如打弹弓、扔沙包、踢方格、跳皮筋、叠飞机、滚铁环、逮知了、套麻雀、摸鱼虾、捞蝌蚪、滑雪橇、放天灯、碰拐子、摔跤，等等。

小儿零嘴食品卖的极少，记得有红薯干、胡萝卜干，2分钱1两。但家庭自产自制的却不少，有炸知了(猴)、炒黄豆、炒梧桐子、炒(生)葵花籽、炒(生)西瓜子、烧麻雀，等等。

⑧那时课业不重，帮大人干家务成为常事，如拾柴火、拣煤核、拉风箱、做饭洗碗、买粮买菜买煤买日用品、和煤饼煤球、带弟妹、替大人跑腿传话送物取物、替大人购物排队、喂养家禽家畜，等等。

⑨逛小人书摊是儿时一大乐趣。有看有买，光看不买，磨到收摊。

带有动画效果的西洋镜，可通过放大镜观看黑匣子里的画片儿，是为儿童喜爱的游艺形式。

⑩学校经常组织集体出外，观看电影、戏剧，观赏画展、阶级教育展，春天游园，植树，支援夏收、秋收等。

有同学自己学骑自行车，学滑冰，学无线电，学天文，学木工，学电工，学种种课外知识，有人一生从中受益匪浅。

小学时期，男女学生已有性别意识，尤忌公开接触。学校组织跳集体舞，男女生都不愿相互拉手，老师气急无奈。

那时遇有功课难题，有的去问老师，有的私下找人，有的苦苦自思。

同学中常有人以出怪题、难题来难倒别人取乐，也有人以讲故事来娱乐大家，众人也常常围绕某一电影、某一事件、某一作业题而争论不休。

笔者这一届在小学阶段时，一度分为甲、乙两个班。1963年由四年级升入五年级时，合并为一个班。为控制班级人数，当时依期末考试成绩强行留级20多人。

之二：文革岁月(1966—1968年)

惊　夏

烽烟滚滚卷地来，告白询求师长慌。^①裂梦惊起闻斗鸟，围锣晃过剃头绑。^②

报棚十里阵营搅，广播成日语录唱。^③毁白涂红战斗队，游国谒圣串联浪。^④

怨　春

造反保皇又内裂，大旗变幻心惶惶。^⑤文斗武斗拼命斗，巧逛瞎逛逍遥逛。^⑥

五洲在胸匹夫志，一时复课学子样。^⑦忍看血血成白水，罔顾浪浪出黑帮。^⑧

愁　秋

形势叫好革委立，工军宣队主校忙。^⑨斗私批修挖闪念，批师斗生擒思想。^⑩

倾巢跷迎假芒果，秉烛捧读雄文章。忠字国舞跳老少，布满星歌咽苦糠。

悲　冬

有手不吃闲城饭，有志应飞阔山庄。探点编组插队急，入户到人动员强。

圣诞转过即宣誓，古城闪出全闭腔。野村土袄锣鼓响，十六岁里下了乡!

解说：

①文化大革命来势迅猛，人们猝不及防。批判三家村时，学校领导和教师已感到某种压力，曾召集学生代表进行自我表白，并个别征询对学生中批判风潮兴起的意见。

②“文革”斗争很快发展为人身攻击，西北大学及西大附校的领导和老师多有被斗惨遇。

③运动中，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广播、大游行等，气势如虹。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歌，终日不绝于耳。

运动初期，西北大学的群众组织分为临委会和筹委会两大派。

④“文革”兴起，群众的自发性、自为性组织遍地涌出;破四旧、查出身、抄家、捣毁公物，终日可见;刷红海洋、塑主席像、贴忠字、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继成风潮(参见)。

“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联势如洪流，进北京见毛主席成为人们的最大心愿。

⑤1966年，各地群众组织主要以造反、保皇分派。1967年“一月风暴”后，群众组织现出胜败，胜者又发生分化。

⑥1967年起，武斗渐渐盛行，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前期踊跃的不少“闯将”们走向消沉、逍遥之路。

⑦“文革”激发出人们极大的政治热情、爱国热情和国际主义热情。

1966年七八月间，全国大中小学停课。1967年文革高潮中，学校有过短暂的复课，主要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学念英文句子：“毛主席爱我们，我们爱毛主席”等。

⑧“文革”中，死伤人数难以尽数。每一场政治声浪中，都要揪出一批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等“牛鬼蛇神”。

⑨1968年9月5日，全国实现“一片红”——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夏秋季时，工宣队、军宣队陆续进入各地大、中、小学及科研、党政机关等单位，实施领导、管理之责。西北大学及西大附校亦是同样。

⑩工宣队进校后，大力组织政治学习和讨论，其中，就有对毛泽东关于“要斗私批修”指示的学习和紧跟舆论、开展“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灌输。

工宣队在校组织对学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管教和批判，同时挖出几个“反动学生”予以同样对待。在所谓的“反动学生”中，就有纯粹因为对时政不满而获罪的。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友人赠送的芒果转赠给首都工宣队。随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迎接芒果仪式，迎来的均是芒果模型。

工宣队进校后，组织学习毛选。笔者于此时怀着虔诚之心，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

1967年、1968年后的多年，以歌颂、崇敬、忠于毛泽东为主旨的“忠字化”狂潮形成，一曲“忠字舞”舞蹈，风靡全国，老少皆蹈(参见④)。

1968年，全国风行“吃忆苦饭”活动，多为聚餐形式，常在“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的歌声中进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同时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由此，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展开。据统计，1967—1980年，全国下乡知识青年多达1700万人。

1968年，母校下乡插队工作由工宣队组织，前后进行了探查第一下乡地点、全校学生报名、选取首批下乡学生、欢送首批学生于10月份下乡等工作。不久，又接着探查第二下乡地点，组织学生报名，开展家访动员，强编插队小组并指定组长，安排带队老师，终于于毛泽东诞辰次日的12月27日，送走第二批下乡学生。至此，除按政策免下留城1人外，母校初66、初67和初68三届学生100余人全部下乡。

笔者所在的初中68届，多数学生时年正值一十六岁。

笔者一群下乡时，受到了当地农村的政治味浓厚的仪式性欢迎。

之三：下乡时节(1968—1971年)

闲　冬

树端路端修房端，地平梯平学土方。^①十人拉套悠悠转，三娃扒门怯怯望。^②

饭前请示紧盯锅，阶级斗争难对象。^③粮补房补国关照，队问社问县褒奖。^④

荒　春

青黄不接苜蓿接，黍麦偷换度春荒。^⑤争多论懒闹分灶，咽豆断炊跑外帮。^⑥

但逢披袄勒绳人，便说打捶摸鸡行。^⑦与农嬉戏隔一名，同地滚爬向两厢。^⑧

忙　夏

夺食龙口白雨恨，把式全练刺芒长。^⑨钐捆运垛碾翻扬，堆筛装扛称交藏。^⑩

耱地起圈打胡基，开板上瓦盖高房。日值七分等女劳，夜吼妹歌犬吠狂。

熟　秋

百里工地渠翻山，夯高爆烈石飞扬。锨镐车钻带血印，鬼凶谍性惊通炕。

对月半悟三年要，立河痴想千秋昌。招工一动起内忌，跃出农门不回望。

解说：

①在“农业学大寨”年代，各地农村注重农田基本建设，作者所在地方就提出建设“一平三端”(地平、树端、路端和房端)的基建目标。基建常在冬天利用农闲、采用集体劳动形式进行。

②当时农村冬天向地里用大车送肥，不用牲畜，而用人力拉套驾辕，常有七八人乃至十几人之多，主要是为农闲活少，给社员找个挣工分的机会。

知青在农村多数是集体居住，常有农民孩子和成人来访。

③下乡后约半年多时间里，许多知青点都续行“文革”的经典仪式：早请示、晚汇报和饭前请示。

笔者所在生产队没有地主和富农，没有确定斗争对象。笔者也曾注意观察，没有发现阶级斗争的迹象。

④知青下乡期间，国家补贴食粮至每人每月原粮35斤，补贴建房费用为每人220元整。

初下乡时，各级党组织都很重视知青工作，开展了评选知青学毛著积极分子、树立知青教育先进典型等活动，有的生产队还实行对知青的物质奖励。

⑤春荒时，粮食短缺，大面积种植的苜蓿正好充作食用。笔者所在农村亦有向富足地区春借玉米、夏还等量小麦的俗例，且是悄悄进行，以避政治风险。

⑥知青点上先是集体开灶、后又闹分灶的情况比比皆是。

笔者所在生产队对知青供粮实行按月按人发粮。所发为原粮，由知青自己去磨粮。由于接续不上，常常断顿，有时则水煮玉米粒、小麦粒食用。

当时去外地工地做工，虽然活路较重，但是粮有补贴，饭有人做，因此许多知青愿意去干。

⑦知青在农村的典型装束是身披破棉袄、旧工服，腰扎草绳，戴军帽等。

知青相逢，聊的话题大多是生存现状、与农民关系、打架、偷鸡摸狗之类。

⑧知青几年，与农民渐渐走近，语言外貌也渐渐趋同，但是双方身份的差别有如铁幕，命运的走向落差极大。

⑨夏收紧张，最怕急雨，关中农民将此雨称为“白雨”。

收麦时，有许多活路讲究技术和经验。麦芒刺人，知青中适应性差的，可造成皮肤损伤，或引发其他疾病。

⑩夏收小麦的主要工序有：用镰刀或钐镰割麦、捆扎麦捆、车子拉运、麦捆码垛、碌碡碾麦、木杈翻麦秸、木锨扬麦粒、收集麦粒、晾晒麦粒、簸筛麦中杂物、麦秸码垛、麦粒装袋、麦袋扛运、麦袋称重、交麦子公粮、余留小麦入库，等等。

农村生产、生活、管理等方面活多事繁，当时关中地区就有地里庄稼活路，牲畜饲养活路，打胡基(土坯)、打墙、盖房活路，粮食、柴火、蔬菜的分配、搬运、收拾活路，交换、买卖、修理事项，孩子上学、老人赡养、婚丧事项，以及生产队和大队的保管、记账、财务、宣传、民兵、党政管理工作和完成县上、公社指派任务，等等。

笔者下乡后的第一年，所在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为每个7分钱，以后三年中每年约增1角。

下乡初期，队上男知青被评定为九分劳，女知青被评定为八分或七分劳，而农村男子最高劳力为十分劳，妇女最高劳力为九分劳。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身体的强健，部分知青已与农村同等男女的劳动能力不相上下。但是，下乡三年中，这一劳力分值规定，在笔者所在生产队一直未变。

知青常常哼唱一些“文革”前的老歌、自编歌——多是禁歌，聊以自娱。

1969年春，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复建，关中西部诸县派出10多万民工参战，知青亦参加不少。该工程任务艰巨，工具简陋，伤亡较大，工地业余文化生活单调。该渠于1971年7月建成。

下乡后期，知青们普遍对上山下乡运动和自身命运开始思索，但信息缺乏，思路狭窄，受制很多。

1970年起，关中地区开始招工，对知青们的思想、情绪冲击极大，部分知青及家长有私下动作，知青之间也为此发生明争暗斗。

之四：奋斗光景(1971年至今)

亲　秋

蓝天白烟汗飞淌，轰隆叮咣心也唱。师傅亲把好手段，工资初攥真荣光。早晚公献无怨生，大小私拿有众挡。^①痴迷到头会进步，熟习成精当大梁。

迷　冬

林江翻船匆匆戏，理论灌顶重重章。^②二度拾书重赴考，一心赚钱轻言商。^③

待遇衣帽费机巧，儿女枷锁乱心肠。不识深浅埋头闯，雨打聪明礁转航。

燥　夏

国事缤纷雾里花，热血如常石间浪。经济起落关穷富，改革进退触痛痒。

异变常闻总分蘖，同门早衰空嗟殇。^④甜酸咸辣苦争逐，见闻觉知拼理想。^⑤

感　春

甘苦时日敢称量，牢骚白头该回望。贵贱沙砌问心底，崎岖自选考眼光。

常见学弟似当年，偶遇老师更沧桑。人生国运同花树，无价传世是印象!

解说：

①笔者参加工作后许多年里，各单位组织的义务劳动，日常工作中的加班加点，十分普遍，均无薪酬。年轻人或有热情，或迫于情势，一般都予以响应。

几乎与上述时间同时，偷拿单位的公物、原材料和由自己经手的他人物品的行为开始在全国蔓延。有民谚说到：“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②林彪于1971年9月“自我爆炸”，江青“四人帮”于1976年10月被粉碎，其后，均有对他们的长时间声讨和批判。

文革后期，辨路线、学理论、读马列、搞批判等，一直是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学习、讨论、批判会议和相应活动十分频繁。

③改革开放后，广大青年奋力参加各级各类科学文化学习、考试，以补上学历、知识之不足，以应对升职、提级、加薪等需要。

19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发财欲望被激发出来，停薪留职蔚成风潮，兼职另挣明暗皆有，下海经商多有失败，小搞小赚不在少数。

④昔日同窗，今日天壤——往时乖劣，眼前全换;当年容貌，许多难辨;少年情谊，如云移变;人生印记，刻上脸面;征途各异，思想纷繁……细观同学，50年来，变化多多，分化显明，令人感慨。

同学中，有人早逝，缘由很多，留给生人一缕哀叹，一缕思念。

⑤笔者同时代人中，调动工作、更换单位、变动岗位、升职降职、内退下岗，多有经历;拼抢好处、争高论低、苦苦求索、安贫乐道，都有人在。其中滋味，真是甘苦自尝。

时至今日，这一代人还在为子女、父母、住房、挣钱、福利、生活、身体等诸多问题，而焦虑、而努力。其中，有安然自得者，也有仍然心怀大志、不甘现状、戮力奋斗者。

西大附中，怎么说你才最好

(高74届毕业生阿紫)

爱读书，爱生活，我和你一样，是西大附中的学生。

——题记

1969年至1974年，我在西大附中度过了初中和高中阶段。转眼之间，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每每想起，仍如昨日。

因是西大子弟，便自然而然的与西大附中结缘。同学都熟悉，从幼儿园起就在一起玩耍。老师也熟悉，一个家属院居住，低头不见抬头见。

附中在西大校园的西南隅，那爿地界也早已熟络：简单、朴素，还有一点世外桃源般的孤独。那时学校人少，一个年级一个班，两排相向的平房就是全部教室。教室是老房子，阳光从云层边缘漫射到屋顶，就有一层淡青色的雾霭，清风在通透的教室里穿行，就带出地砖上尘土的气息。

刚上初中正值“文革”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年代，整个西北大学经历了“战备人口疏散”，才从大荔回迁，附中也重新开张。那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最扭曲最分裂的年代，无法廓清真理和谬误，每一个普通大众也无法理性和独立地思考，狂热的崇拜一旦上升到信仰的地步，往往让人忘记了那些需要去关注的重大问题——对和错，是与非。从初一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铺天盖地，全校师生都投入到挖防空洞以及学工、学农、大批判的热潮中。

在那个喧嚣的年代，阶级斗争是一门最重要的课程，文化课很少很浅。而且，成功和出彩是与家庭出身挂钩的，这个因素极其摧残人性，另一方面，这个因素也极易培养小资的内心世界，甚至助长自卑且自尊的矛盾气质，至少于我。在那一阶段，我非常孤独。在孤独中，我选择了不孤寂，班上的黑板报有我设计的报头、有我写的小文章;学校的壁报上有我书的横幅、画的插图，学校篮球队有我奔跑的身影，学工、学农的队列中飘荡我读的小诗，学校宣传队排演过我写的话剧，也练唱过我写的歌……我最喜欢的是数学，特别是几何，简陋的课本已有吃不饱的感觉，经常拿着“文革”前哥姐用过的书找题做，一道难题一旦解出，就兴奋得跑去向好朋友炫耀。语文是不经意的，但成绩出乎意料的好，常常能得高分，作文簿里被老师画满红道道或红圈圈，甚至评语都是“将必会有造就”。每当作文讲评，姚侠老师抑扬顿挫读我的作文，我都耳热心跳。于是便有憧憬，整日在做数学家还是文学家之间抉择。对感性的我而言，一种仅仅基于憧憬的推理和想象，如同乌托邦，谁还去认真探讨它的逻辑性呢?

那时真是书生意气!

回忆起来，那应该是我青春初期最活跃最有激情的阶段。西大附中以开敞的胸怀，接纳和纵容了我这个既狂妄又自卑，既焦躁又寂静的孩子，以它的丰富，它的博大，它的厚重，提供了一个恣意挥洒的舞台，使我青春的思想和理念在一次又一次表演中发散得淋漓尽致。

七十年代初，我们班来了两位新老师，一位是数学老师李剑，一位是物理老师韩克忠。新老师的到来，犹如一潭死水注入了清泉，整个班级都律动起来。他们目光清澈，行为富有诗意，符合文艺青年的所有概念。他们讲课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每一堂课都有不同的可能性，每一个问题都分析透彻，每一个解答都出神入化。也许是被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惯性反弹，也许是新老师带来的清新风气，也许是青春期的无名萌动，我们这个群体都变得爱读书，爱学习，爱思考，爱讨论，平日的作业都工整无比，期中期末考试也会排列名次。重要的是，我们也变得诗意和美丽起来，在姚侠老师身旁，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会静静体会意境深远的田园乐趣，听“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会试着理解这种夸张来自怎样的情景，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会想象朦胧迷离的画面和色调。在“八个样板戏”的萦绕中，我们更喜欢听“天山青松根连根”“打起手鼓唱起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渔家姑娘在海边”。

提起西大附中，不能不提起教过我的老师：姚侠、张志林、惠胜云、蔡书琪、贾其元、李剑、韩克忠，还有Teacher杜，一个抽雪茄的和蔼睿智的老人，我至今都能嗅到他那雪茄的香气……他们是让我们无比喜爱又崇拜的老师，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缘际会，做了他们的学生。我记得姚侠老师略带乡音的朗读和骨子里的浪漫，张志林老师孩童般的激情和华丽板书，惠胜云老师的厚重和勤奋，蔡书琪老师的温婉和细腻，贾其元老师的执著和认真，李剑老师的快速和聪慧，韩克忠老师的严谨和严肃。在那个不讲文化和教育的时代，西大附中仿若世外桃源，虽有大潮流的是是非非和诛心之论，但一身书卷气的老师们，给他们刻意或不刻意创造出的人文小环境，带来了知识，带来了学养，带来了儒雅淡泊，带领我们在通往知识的寂静道路上行走。使我青涩懵懂的青春阶段波波澜澜地度过，更使我在前行时，能看见绚丽的景色，在回顾时，不是一片空白。

转眼之间，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西大附中的记忆永远留在了我的感觉里，它们被完好地珍藏起来，只要想看到，仿佛就能从记忆里跳荡出来。年少时的数学家或是文学家的梦都没做成，但西大附中教给了我一个真理：人生总是往前走的，只要努力，就有希望。

(作者阿紫原名张坤向，系民建陕西省委会秘书长。)

青葱岁月(下乡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