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斯曼的进化思想

魏斯曼的早期进化思想是内格里的。在1870年代，魏斯曼持有与定向进化流派的内格里、阿斯柯纳基等人非常接近的立场。魏斯曼在1873年所写的论著中显示他不仅认为生物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而且认为生物具有内在的前进性进化的动力。内格里和魏斯曼两人一贯坚持变异的原因只存在于生物体的内部，坚持变异取决于生物体的结构的想法，认为环境的物理条件的改变对生物变异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

关于种的进化问题，魏斯曼从最初就强调在于生物的变异性。认为变异性是进化的基础，在这一点上，魏斯曼是对的。他极力批判德国动物学家瓦格纳（M.Wagner，1813—1887）的地理隔离说。瓦格纳起初主张自然选择如果不与迁徙相伴，就不能成为形成新物种的重要因素（1868）。到了1870年，瓦格纳进一步走向极端，提出了物种形成的隔离说（separationstheorie）。这个学说主张，由于迁徙，一些迁徙的个体与基本种没有了交配机会，受新环境的作用，变异性会增大，再由于个体数增加趋向的最大化，同时杂交使变异平均化，群体最终形成了具有新特征的新种。这里，瓦格纳几乎无视自然选择的作用。魏斯曼不同意瓦格纳的见解，对它进行了批判。魏斯曼认为隔离在新种形成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隔离并非形成新种的主要因素。魏斯曼用在同样场所存在近缘变种的事例，以及相反的情况如在淡水产的卷贝和蝶类中，即使存在隔离也形不成新种或族（race）的例证来批驳瓦格纳。魏斯曼认为，种有稳定期与变异期，两个时期有所交替。种在变异期发生的变异是由种的身体结构（physische constitution）所规定，即由内因规定的，且变异具有方向性。魏斯曼认为，自然选择对处于变异期的物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形成杂种。隔离有作用，但只不过在于加强自然选择的作用。

魏斯曼认为自然选择是造成生命目的性的唯一因素。强调自然选择（生存斗争）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此时，他与内格里的立场发生分歧了。魏斯曼的思想还进一步发展，将自然选择概念极端化，提出自然选择万能（allmacht der naturzuchtung）的主张。

魏斯曼的自然选择万能论，根本改变了达尔文对于变异、遗传的见解。魏斯曼在其《进化理论集》（1902）一书中，明确否认获得性遗传是进化的因素之一。而当时大多数学者如海克尔、内格里等都是持有与拉马克、达尔文相同的想法，认为获得性是遗传的。魏斯曼的主张是正确的，可在当时他却是处于孤立的地位。

魏斯曼把生殖质的选择视为自然选择的基础。他主张定子通过分裂进行增殖时，定子之间要发生竞争。吸收了多量营养的定子将压倒营养差的定子而被保留，弱的定子则被淘汰。如此继续下去的话，某些定子就会更多，身体的某个部分就会更发达，导致向一定方向发展。他将这种想法称为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许多学者指出，魏斯曼的主张冠之以“新达尔文主义”的名称是不合适的，因为魏斯曼只是片面夸大了自然选择中优胜劣败的生存斗争，而忽略了达尔文关于遗传变异的见解，应该称为“魏斯曼主义”。也有的文献认为，魏斯曼的主张其实和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的见解是基本一致的。有的学者说，魏斯曼主张吸收营养多的定子将取代或淘汰吸收营养少的定子的设想，实际上又承认了他否定的获得性遗传。因此说魏斯曼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

对于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魏斯曼是支持赞同的。在前面提到的迈尔的文献中有较详细的介绍。篇幅的关系，这里不多叙述。

在关于魏斯曼种质论的介绍临近结束的时候，笔者补充一个从日本文献（横山利明：《日本进化思想史（三）》）中看到的史料。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留学欧洲的日本学者将魏斯曼的生殖质竞争理论传入到日本。日本人普遍地崇拜欧洲人，认为欧洲人的血统比日本人的高贵，于是便有人提出，日本人应该与西洋人结婚（主要是指日本的女人嫁给西洋人，日本男人多是不配娶西洋女人做老婆）的主张，旨在让西洋人的优良生殖质在血液中逐步取代日本人的低劣的生殖质，以此来改良、提高日本人的生殖质的质量。事实上，很多日本人在西方人面前是表现得卑躬屈膝，低三下四，默认自己是低等民族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人崇拜欧洲特别是德国，科学术语几乎都采用的是德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转而崇拜美国。魏斯曼的种质论传入日本后，一些日本人产生与欧洲人通婚的奢望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该书也提到，当时在日本社会中对上述想法也有一种担忧与反弹：认为如果那样做，在混血儿的血液中西洋人的生殖质会逐代增多，最终会完全取代日本人的生殖质，日本人的种质是改善了，可是随之也会丧失对先祖、皇室的尊敬以及对儒教忠孝精神信仰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