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金玉重重贵 但愿儿孙个个贤
“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意思是说:不应当去追求财产的富有,子孙的荣华,而应当使后代个个成才,成为于国于民有用的贤能之人。
这的确是一种高见,也是一种难得的思想。尤其是在私有制的古代社会里,这种见解,不愧为真知灼见。家庭的荣华富贵,只利于一家;子孙能够成为对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人,则利于千万家。况且,物质财富难长久,精神贡献则永恒。宋人林逋指出:“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为人作善方便者,其后受惠(替自己的子孙后代筹划富贵的,十个当中有九个要失败;为周围的人做好事、行方便的,他的后入一定会得到好处)。”汉代王符也指出:“子孙若贤,不待富多;若其不贤,则多以征怨(子孙如果是有才德的,不须财富多;如果他没有才德,财富多了就会召致怨恨)。”劝告为人父母的,对待子孙,应注重教育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人,为国为民作贡献,这才是眼光远大的。
怎样把弦子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我们的前贤们也有自己的选择。孟子的母亲很重视环境的影响,为了选择合适的邻居,曾经三次搬家。后来孟子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并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主张,这与母亲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
《颜氏家训》被奉为我国古代治家的道德经典。作者颜之推亲眼目睹了魏晋以来,那些世家子弟放任骄纵,奢侈享乐,以致在战乱中束手无策,最后“倾家覆族”的悲剧。他提出千万不能对子女不加教育而一味溺爱,否则是害了他们。他还主张“积财千万”不如读书修身,这也是很有见地的。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从小就受到父亲“爱而有教”的辛勤培养。其父戚景通晚年得子,非常钟爱,殷切期望孩子能光宗耀祖,故起名继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戚景通很注重儿子的思想品德教育。一次,外祖父送给小继光一双十分考究的丝绸鞋,母亲叫儿子穿上,戚景通见了,说从小穿这么好的鞋会养成追求吃穿的习惯,将来带兵打仗,就会侵吞军饷,给将门世家抹黑。当即叫儿子换了鞋,不许再穿。
戚景通总是以身作则。他知识渊博,武艺高强,也是有名的将领,但是他并未给儿子留下家产,留下的只是自己写下的军事论著和保国为民、清操自守的一身正气。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爱,戚继光和他指挥的“戚家军”终于彪炳史册。
朱德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无数丰功伟绩。但他从不对子女讲自己有什么功劳,也绝不允许儿孙们凭借他的功劳搞特殊。他经常告诫孩子们:“躺在老一辈功劳簿上,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少爷。”
朱德的儿子朱琦,1937年就参加革命,并在战争中负过伤。解放初期,朱琦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朱德对他说:“你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你应该先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于是,朱琦来到石家庄铁路局后,遵照父亲的教诲,开始当练习生,后来当火车司炉和司机。朱德知道后,高兴地对儿子说“你学会了开火车,这很好,学到一门技术,就应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朱德不仅注意教育儿女,对于孙子们的成长也亲自过问。
朱德孙子朱全化,原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工作。朱德多次要求把他调到外地基层部队去。当时部队考虚到朱总身边子女少,没有把朱全化调离北京。朱德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对司令部的同志说:“我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是少爷小姐式的孝子贤孙。”后来,朱全化调离北京到外地的基层部队工作。当时,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九,朱全化想陪爷爷奶奶一起过了春节再去报到。朱德听了后,又严肃又疼爱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必须增强革命纪律性。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那里更有意思。”听了爷爷的话,朱全化于腊月三十日愉快地离开了北京。
可见,尊老爱幼不仅是治家的道德规范,尊老爱幼风尚的形成还有助于提高全民素质,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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