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教育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
摘自杨昌济《教育与政治》(1913年)《杨吕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今者世界大通,文化日进,人生必要之知能,因以益多。人苟于日用寻常之事理,茫乎莫悉其要,斯涉身处世,鲜不动辄得咎者矣。普通学之程度,虽至浅近,然差足应此种之需求。故文明各国,莫不定普通教育之一部为国民义务教育。其年限愈久者,则各国势之发展亦愈强大,诚以普通学之力,足以推举后辈之国民,同跻于当世进化之域;更能齐一其根本思想,而成举国一致之远谟。此最为强固民志,伸张国力之要图也。我国今处存亡危急之秋,使为国民者而长此缺乏知己知彼之常识,不克尽其公私之责务焉,几何而不自速于沦丧耶?是欲培养国民适于生存之力,又非普通学不为功也,
摘自范源廉《说新育之弊》(1914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062—1063页
夫不能使求学者安心于所学,学问无发达之理。不能使执业者安心于所业,职业亦无振兴之望。而不能使职业与学问一贯,令求学者皆有执其所学,以求业及执业之希望,则学者断不能安心于所学,不能使职业与学问一贯,令求业执业者,必本所学以求之执之,则执业者断不能安于所业。故此二者,乃互相影响,必同时促进之,而后得同时发达。呜呼!求学问发达,职业振兴,固不能不求此二者之一贯矣。今入所引为疾首痛心之问题,如社会道德之堕落,社会秩序之紊乱,试观上节所述,何莫非职业学问不能一贯之所致,亦何莫不可赖职业学问之一贯以拯救之。然则职业学问之一贯,不但所以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进步,亦且为救陷溺之人心,亦且为救危亡之国家唯一方法矣。
摘自恽代英《学问与职业一贯论》(1918年)《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59页
现在我国的弊病最大的莫过于教育未能普及,实业未能振兴,所以才至于贫弱,受别人的欺侮,受别人的侵略,我们忍气吞声莫可如何。现在要医这个弊病,只有从实业、教育两方面着手……
摘自恽代英《平民教育社宣言》(1920年)《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以理言之,教育之在社会,其功用为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使教育果得尽其功,则社会宜无革命,以随时修缮,逐步改进,行其无所事也。然人类社会卒不免于暴力革命,此盖以从来教育之在社会,不居领导地位而处于被役使地位之故。……故从来社会进步虽无不赖于教育(狭义及广义),而教育卒不能改造社会也。
……由是而论,徒教育固未足以改造社会,而社会改造于其前后卒又不能不仰赖于教育以竟其功。
前问:教育如何乃为尽其对于社会之功用?于是得分别答之如次;
(一)平时要在能为社会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二)变时(改造时期)要在能减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于其前,能完成改造达可能最大限度于其后。
摘自梁漱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1936年)《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2页
一个人没有教育,就不成人;一国没有教育,就不成国。一国的强,不单靠军备——像海陆空的军力,而在乎教育的普遍和发达。因为单靠完备的军备,而不讲教育,国是不能强的。若每一个人,都受过教育,然后施以适当的军事教育,再加那完美的军备,就可以强国了。
摘自黄粱就明《教育学ABC》ABC丛书社1932年版第26页
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这个神圣的使命做中心。教育部新近宣布国难时期教育宗旨,说: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还有人甚而至于说:我们先要救教育之生命,才能救民族之生命。前一说是把生命的源头弄颠倒了。后一说是把一个生命分成两个:一是教育的生命,二是民族的生命。我要郑重地说:教育没有独立的生命,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算是我们的教育。国难教育是要教人救民族之命,则教育之命自然而然地得救了。
摘自陶行知《中国大众教育问题》(1936年)《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l981年版第217页
大众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大众的进步或落后并不在于生性的聪明或愚蠢,而在于教育的好或坏。教育好的国家,那么人人都有力量而国家也有力量;教育坏的国家,那就人人都没有能力,或能力很小,因此国家也不能强盛起来。
摘自吴玉章《大众教育底一个目前紧急任务》(1940年)《吴玉章文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华北联大成长在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军区,这是它的一个优越条件。如果缺乏这个条件,那在敌后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文化根据地的建设必须和抗日军事根据地的建设相结合,没有军事上的屏障,文化教育是难以立足的。华北联大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军区子弟兵的英勇善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巩固的工作环境;反过来说,华北联大的存在也帮助了军区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军区的各种建设事业。总之,抗战的文化教育离不开军事,而进步的军事也离不开文化教育,这是一个十分浅显而又十分重要的道理。
摘自江隆基《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前进》(1941年)《江隆基教育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教育也者,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超然的性质,相反,他一向总是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服务的。而且当统治阶级发展成为阻止社会进步的倒退势力,或者镇压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时,他常常总是为倒退复古反革命服务的。……但教育也不是专门只能为统治阶级或反对势力服务的,当他为社会的革命阶级或进步势力所掌握时,他马上就会变成革命的武器,起进步作用,推动社会前进……
摘自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教育不是超然的东西,教育不应为阻害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服务,教育必须为进步的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
摘自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普及国民教育所必须的条件可以大别为三种:其一是经济的条件。生产力发达了,可以改变民众的生活,可以促成政治的改造,从而产出国民教育。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若产业落后,公众教育筹款困难,人民生计不足,自然谈不到教育,这是显而易见的原理。其二是民众生活的条件。人民生活的内容至少要有文化的成份才有学校教育的需要。……其三是政治的条件。只是民权政治才有国民教育的需要,民权实现了多少,国民教育就可以成功多少。
摘自林砺儒《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1943年)《林砺儒教育文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进步的政治必产出进步的教育;颓废的政治必不能完成进步的教育。进步的教育可以助成进步的政治,而不能挽救政治的颓废,更不能为颓废的政治作掩饰。
摘自林砺儒《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1943年)《林砺儒教育文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所以教育决不能超然于社会之外,而必须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生活而存在,与一定的社会实践相一致。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决定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培养出合于当时某种社会某一人群(或全社会的)理想的儿童青年和成人。社会实践虽然是教育的客观基础,对于教育具有决定作用,同时也必须指出教育也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社会的能动性,而不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无能的。
但是也不能过份夸大教育的功能而得出教育万能的结论,因为教育对于社会的推动,不是无条件的,必须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顺乎历史发展趋向,教育才能发生力量。
摘自程今吾《新教育体系》(1944年)《程今吾教育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教育原在认识儿童遗传的性能,作为进行教育的条件(对儿童发展说是主观条件,教育设施说是客观条件)然后运用环境。组织环境,去帮助领导儿童的发展,把他发展成为具有合乎当时社会要求的知识技能理想的成员……
摘自程今吾《新教育体系》(1944年)《程今吾教育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边区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进步的.但也有其落后的一面。以此为基础的文化教育。基本上也是进步的,但也有其落后的一面。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同时又推动和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
摘自江隆基《边区教育的回顾与前瞻》(1948年)《江隆基教育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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