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是什么

3　信息、符号与意义

导言

本章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传播、信息、符号的定义及分类，熟悉信息与传播、符号与传播、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理解象征性互动理论以及现代社会中的象征性文化现象。

本章重点

象征符编码与译码　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象征性互动理论

“信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化”等都是当前最热门的词汇，也成为众多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信息作为传播的内容，包含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两个方面，也就是信息的符号和意义。它们共同完成了传播的功能。

3．1　信息与传播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信息”是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要知道什么是传播，首先必须了解信息是什么。

3．1．1　信息

“信息(information)”既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词汇，也是一个十分现代的概念。唐代诗人李中在《暮春怀故人》诗中就有:“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这是汉语文献中“信息”一词的最早记录。20世纪40年代信息科学的诞生，特别是随着现代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全新的信息社会，使得“信息”成为人们最为熟悉的一个词。

究竟什么是信息?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指的又是什么?信息科学认为，信息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以及对这种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述。它和物质、能量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资源。哈佛大学信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廷格(A．G．Oettinger)对三者的描述是:“没有物质，就什么东西也不存在;没有能量，就什么事情也不发生;没有信息，就什么东西也无意义。”在这个概念下，一切“表述”(或反映)事物的内部或外部互动状态或关系的东西都是信息。自然界的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生物界的扬花授粉、鸡叫蛙鸣，人类社会的语言交流、书信往来，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

根据信息系统和作用机制的不同，有的学者把信息分为两大类，即非人类信息和人类信息;也有的学者将其分成三类，即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和社会信息。这里的社会信息，指的是除人的生物和生理信息以外的，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关的一切信息。很显然，物理信息和生物信息并不是传播学考察的主要对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所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类的社会信息及其传播活动。

社会信息，指的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所交流或交换的信息。无论是语言、文字、图片、影像，还是声调、表情、动作等，都表现为一定的物质讯号，以可视、可听、可感的形式作用于人的感觉系统，经神经系统传递到大脑得到处理并引起反馈。因此，社会信息也具有物质属性，这是社会信息与其他信息的共同点。然而，社会信息及其传播又有特殊的性质，这就是它伴随着人的精神活动:第一，它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人的生理层次上的作用和反作用，而且伴随着人复杂的精神和心理活动，伴随着人的态度、感情、价值和意识形态;第二，即便是作为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符号系统本身，也是与物质劳动密切相关的精神劳动的创造物，人对符号意义的赋予和解读，与人的社会属性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社会信息看作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符号和意义的统一。德国哲学家克劳斯指出:“信息是由物理载体和意义构成的统一整体。”这段话可以说概括了社会信息的本质。

3．1．2　传播

对传播概念的界定，研究者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五类。

一是“共享”说。这类定义源于拉丁文的Communicate，意思是使共同。亚历山大·戈德下的定义是:就是使原为一个人或数人所有的化为两个或更多人所共有的过程。施拉姆是这样定义的:它即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定义强调了传播者与接受者对符号的共有性和共享性，但没有明确指出:传受两者要分享的是其意义，而非符号。

二是“影响”说。美国传播学者霍夫兰认为:某个人(传播者)传递刺激(通常是语言的)以影响另一个人(接受者)行为的过程。奥斯古德的定义为: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定义强调了传播者传递信息的目的性和影响性，把传者目的的实现和受者行为的改变看作一切传播的基本特征，而忽视了人类传播活动中还有一些信息(如公鸡下蛋、猫长翅膀等)并非是向人们有目的地施加影响的事实。

三是“反应”说。史蒂文斯的定义是:传播是一个有机体对于某种刺激的各不相同的反应。理兹的看法是:一个来源透过对讯息(不管是语文或非语文、记号或符号)的传达，能使接受者引起反应的过程。这类定义吸收了心理学中“刺激—反应”论的观点。定义在强调传播的广泛性和受者反应的必然性的同时，抛弃了传播的社会性和受者的能动性。

四是“互动”说。C．格伯纳认为:所谓传播，就是“通过信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社会互动理论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中为传播下了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传播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人类征服空间和时间的其他任何最新成果。”库利突出强调了传播的社会关系性，把传播看作人与人的关系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基础。另一位美国学者皮尔斯也在1911年出版的《思想的法则》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直接传播某种观念的唯一手段是像(icon)。即使传播最简单的观念也必须使用像。因此，一切观点都必须包含像或像的集合，或者说是由表明意义的符号构成的。”很显然，皮尔斯认为传播即观念或意义(精神内容)的传递过程，而观念或意义只有通过“像”或者符号才能得到传达。这些概念，使我们对传播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所谓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这种互动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五是“过程”说。彼德等人在《媒介:美国大众传播解析》中指出，大众传播就是通过某种媒介向许多人传递信息、思想和观念的过程。德弗勒和丹尼在《大众传播通论》中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定义强调了信息由传播者经媒介流向受传者这一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上述几类定义，虽然都是突出强调了传播的某一方面，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传播实质上是一种信息的流动。信息科学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行为的介质是作为意义和符号、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之统一体的信息。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写道: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也就是在试图与其他人共享信息——某个观点或某个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另一位传播学者阿耶尔则更明确地指出:传播在广义上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它不仅包括接触新闻，而且包括表达感情、期待、命令、愿望或其他任何什么。

由此，我们可以界定传播学中的传播概念: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

3．2　传播与符号

传播本质上体现为信息的流通。那么，信息是怎么流通的呢?这就涉及传播活动最基本的要素——符号，因为信息正是凭借符号才能流通。事实上，信息首先就表现为符号，或者说一种信息的外在形式就是某种符号。世界上没有离开符号而单独存在着的信息，正如没有不包含信息的符号。符号总是负载着某种信息，信息总是表现为某种符号。那么，到底什么是符号?各式各样的符号怎么分类?符号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3．2．1　符号的定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我们看到某一种事物，马上会想到它的另外一层含义:看到五星红旗，会想到祖国;看到红十字，会想到救死扶伤;看到月饼，会想到团圆;等等。其实我们所说的五星红旗、红十字、月饼等，就是表示某种意义的符号。

在日常用语里，符号一般指代表事物的标记，如俗话里讲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中的“名”和“声”就是一种符号。在传播学中，符号具有极为广泛的含义。

英国哲学家洛克第一次指出了语言、文字作为符号在思维活动中的替代作用，并将这种替代作用看成传递知识的基本途径。他在1690年发表的《人类理解论》中指出:符号“就是达到和传递……知识的途径”，“我们如果想互相传达思想，并且把它们记载下来为自己利用，则还必须为观念造一些符号”。现代的学者开始从人类传播活动的角度考察符号的定义与性质。美国社会学家伦德伯格认为:“传播可以定义为通过符号的中介传达意义。”波兰哲学家沙夫认为:“人类传播过程，虽然在它的过程和功能方面是复杂的，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人们是在行为中，即在合作中(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社会的行为)，经过符号的中介传递明确的意义，从而进行传播。”另一位美国学者莫里斯更具体地指出:“人是突出地应用符号的动物。人以外的动物诚然能对作为别的事物的符号的某些事物做出反应，但是，这样的符号却没有达到人类的言语、写作、艺术、检验方法、医学诊断和信号工具所具有的那种复杂性与精致性。”这些学者的表述虽然有所区别，但都提到了传播、中介和意义这三个概念。

对符号及其相关要素做了最全面概括的是符号学的先驱皮尔斯。“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某物的某种东西。”在这里，符号的相关要素有三个:一是代表事物的形式，二是被符号指涉的对象，三是对符号的意义解释，也可以说成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即:符号——形式——媒介关联物、对象——指称——对象关联物、解释——意义——解释关联物。上述定义说明了三点:第一，符号是在一定的指代和表述关系中产生的，没有这种关系，也就不会有符号;第二，符号可以在形式上独立存在，它虽然和指称的对象事物或意义密不可分，但毕竟又是不同的两个事物;第三，人们以符号为介质从事信息传播，其目的是达到意义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交流互动只有通过传受双方的对符号意义的“解释”才能够获得。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要通过语言、文字、表情、手势等符号来传达意义，而受传者则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解读来提取意义。

总之，符号就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的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3．2．2　符号的分类

在现实世界中，符号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觉到的声音、动作、形状、颜色、气味甚至物体，只要它们能够指代特定事物或表述特定意义，都属于符号的范畴。符号现象是丰富多彩的，列举起来几乎不可穷尽。为了将纷纭复杂的符号世界加以整理，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分类方法。

3．2．2．1　信号和象征符

人类是通过符号或符号体系来传递信息的，但符号却不是人类社会的独有现象。从广义上来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符号现象是普遍的。以动物界而论，蜜蜂的“8字舞”就是一种传达食物所在方位的动作图形符号;兽类动物利用粪便、尿液及其他分泌物来做记号、“划地盘”等现象，也是一种符号行为。不过，动物的符号行为是基于先天的、本能的机制进行的，是属于信号的范畴，与人类的能动的符号行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人类所面对的符号世界里，按照符号学家莫里斯的观点又须区分两个基本类型:一为信号(signal)，二为象征符号(symbol)，而两者又都统一于符号(sign)。如何区分信号和象征符呢?德国学者E．卡西尔认为:“信号具有物理性质，而象征符则具人类语义性质。”S．K．兰格尔认为:“信号是对象事物的代替物，而象征符是对象事物之表象的载体。”说得简单一点，象征符号就是象征符号的解释者所产生的、作为一个与它同义的符号的替代物而起作用的那种符号;所有不是象征符号的符号都是信号。比如一个人的脉搏是他心脏状态的一个信号，但是他因此而说出的话——当这些话作为这样一些信号的替代物的时候却是象征符号。

信号具有以下特点:①信号与其表示的对象事物之间具有自然的因果性，一切自然符号都是信号。例如，冒烟是着火的信号，乌云压顶是大雨来临的信号，发烧是得了某种疾病的信号，青年人长出胡须是发育成熟的信号，等等。这种对应关系是客观的、具有因果性的联系。②信号与其表示的事物之间通常具有一对一的固定对应关系。在自然符号中这种对应关系是明显的，如生病打针会觉得疼，看见好吃的东西会分泌唾液等。在人工符号中也有许多一一对应关系的信号，如狼烟、交通信号、旗语、电报讯号等。

与信号相比，象征符则具有不同的性质:①象征符必须是人工符号，是人类社会的创造物;②象征符不仅能够表示具体的事物，而且能够表达抽象的观念和思想感情;③象征符不是遗传的，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来传承的;④象征符是可以自由创造的，这就是说象征符在与其指代的对象事物之间不需要有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关系具有随意性，但是象征符一旦创造完成，经社会成员认同、约定，那么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具有某种不变性，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改变;⑤象征符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一个象征符在不同社会里会有不同的解释，即便在同一个社会里，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会发生意义的变化。

3．2．2．2　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

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在人类传播活动中，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便是语言，它是人们进行交流、沟通的最主要的工具。语言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形成的，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语音和字形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的符号系统。比如对“狗”这种动物，汉语就用“gou”这个声音标记它，又用“狗”这个文字标记它，于是它们也分别获得了指代“狗”这种动物的意义。所以，如果说声音是现实的第一次符号化——产生语音，那么记录语音则是现实的第二次符号化——诞生文字。

(1)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包括口头语言符号(语音符号)和文字语言符号(书面语言符号)两种形式。口头语言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文字无非是语言的代表，或者叫符号的符号。对所表达的事物而言，语言是直接符号，文字则是间接符号。萨丕尔认为，语言(语音形式)是商品，而文字不过是货币;货币是用来代表商品的，没有商品做保障货币就一文不值。同样，没有语言做依托文字也是毫无意义的。索绪尔也认为，文字语言符号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口头语言符号。在现时的传播活动中，只要一定的语言符号标记或指代了某种事物或思想，它就可以被分解为语音形式、文字形式和语义内容三个方面。换句话说，完整的成熟的语言符号应该是音、形、义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听觉物质化——语音形式，视觉物质化——文字形式，也包括符号概念化——语义内容。

1)语言符号的特性语言符号的特性有以下几种。

一是词语创造的随意性。对语言来说，词语与其所包含的意义、指说对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随意创造出词语，目的是将客观现实概念化，然后在长期的使用中，人们将词语与其指说对象及意义约定俗成。一旦词语经过约定俗成，大家共同理解，这些词语的意义就相对稳定。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语音形式，“所指”指语言的语义内容。比如英语的“dog”这个单词，它的发音就是它的“能指”，而“狗”的概念就是“所指”。“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但是，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狗”这个词中，狗的概念和“狗”的特定发音不是必然结合在一起的，“狗”在英文中的读音和在法文、拉丁文中的读音明显不同，却都能表达“狗”的意思。这就是符号的任意性原理。一个孤立的“能指”可以具有多种含义，这就是多义性;反之，一个概念也可以在不同的能指中得到表达，这就是同义词。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形成时期是任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进行能指和所指的关联。符号的任意性只是相对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言的，对任何人而言，它不仅仅不是任意的，恰恰相反，任何人不得随心所欲地改变它。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制约着说话的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一旦形成，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东西而具有了规定性，从而保证符号在传播活动中的有效。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绝非墨守成规、泥古不化，而是在逐渐变化。

二是语言的开放性。语言的开放性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内容:每种语言的词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任何语言的句子都是没有极限的，人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词语和造句规则，造出无限数量的新事物，新意义。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种特性。他认为转换生成语法是一个规则系统，这个系统能够重复生成无限众多的语句。语言的句子的生成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深层结构，即存在于说话人头脑中的思想，或者说是一种句子模式，一个规则系统;第二步是表层结构，即实际上说的声。表层结构是由深层结构生成的。深层结构是一个基本意义单位，它不能直接变为表层结构。一个深层结构可以有多个表层结构与之对应。深层结构的规则将意义转换成表层的语言符号。只要在深层结构的规则系统之上，就可以重复生成无数众多的句子。乔姆斯基的理论不仅限于这一观点的贡献，他将语言结构分成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带动了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革命，加深了传播学对语言及意义的理解。

三是语言的社会性。人类社会语言的共同之处中最重要的便是社会性。语言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它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进行社会互动的中介。因此它是社会成员关系维系的基本纽带。正是依靠语言，社会成员才得以进行信息交流，建立关系，组成社会。语言在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会表现出其因社会而变化的特征。这也是语言社会性的一个方面。

2)语言的陷阱赛弗林和坦卡特(1985)引用普通语义学家们的话说:“我们有许多麻烦都是由于误用语言而造成的，如果我们像科学家那样使用语言，就会减少许多谬误，使事物明晰起来。”本来，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有效地传播信息，可实践上却经常发生编码困难和传播障碍，普通语义学认为:这应归咎于语言的三种特性。

第一，语言是静态的，现实是动态的。语言一旦被约定俗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不变的，可我们周围的世界却日新月异。客观事物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可我们用来表述它的语言却是凝固的和静态的。太阳在一刻不停地运行着，“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而我们用来描绘这种变化的词却只有“昼”和“夜”。一个人的姓名依旧，可几十年的岁月已使他的形貌和行为都发生了巨变。柯日布斯基认为可以用给名词标上数字、日期、引号、连号的方法来表明变化，如“柯日布斯基1968”“柯日布斯基1976”，于是人们知道这是分别指1968年和1976年的柯日布斯基先生。

第二，语言是有限的，现实是无限的。在日常的口语中，常用的词汇量不过两三千而已。但是，人们要表述的事实、经验和关系，却有几百万种。《康熙字典》中的4．7万个字和《辞海》中有9万个词，乍看嫌多，但它们同所要表述的无限的对象相比，又少得可怜。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十分有限的语言是难以表达丰富多彩的现实和复杂深刻的精神内容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普通语义学者强调，你永远也无法说出事物的全貌。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叙述的结尾加上“等等”，他们把自己的刊物定名为《等等:普通语义学》，也是为了强调语言的有限性。

第三，语言是抽象的，现实是具体的。人们在使用语言代表事物时，总是对丰富多样、具体生动的客观实际从某个角度或层面加以抽象。语言越抽象，同实际事物的距离就越远，其中所反映的实际图像就模糊不清。当人们说出“红苹果”三个字时，实际上已舍弃了大小、轻重、好坏、圆扁等细节，只强调了它颜色上的特征。早川一荣认为，语言的抽象程度有高低之分，抽象的程度愈高，它与具体实际的依存关系就愈是间接。他设计了语言的“抽象阶梯”。阶梯愈是向上，被摒弃的细节就愈多，离具体的实际就愈远，给人的感觉也就愈模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了一头名叫“贝茜”的奶牛为例。

第一级:科学上知道的微观奶牛和亚微观奶牛。

第二级:我们所看到的奶牛。

第三级:贝茜——我们用这个名字来辨认所看到的特定对象。

第四级:奶牛——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我们从所看到的或所听到的贝茜和所有其他奶牛身上总结出来的“奶牛式”特点。

第五级:牲畜——这是一个更抽象的符号，代表奶牛与猪、小鸡、绵羊等共有的特点。

第六级:农场财产——这个符号代表牲畜与农场里其他可出售的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七级: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这是农场和其他可出售的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八级:财富——这是所拥有的财产程度，可能包括贝茜的价值，但也可能包括更多更大的价值。

很显然，在抽象阶梯上爬得越高，奶牛贝茜的具体特征就被舍弃得越多，它的实际面貌也就越来越模糊不清。等爬到最高一级即财富时，奶牛贝茜的身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抽象阶梯的顶端，可以比较迅速地处理信息。但越是抽象，就越容易遭到误解。比如说提到家用轿车，有的会想到这个品牌，有的会想到那个品牌，误差还不是很大;提到汽车，有的会想到公共汽车，有的会想到运输车，误差就在拉大;而提到运输工具时，有的会想到飞机，有的会想到轮船，这就差得更远。

正是因为语言所具有的静态的、有限的、抽象的特性，在实际运用中会出现语言不当的情况，进而导致传播失误的现象。

3)语言失当语言失当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死线抽象。这是语义学家温德尔·约翰逊指出的一种语用毛病。它是指把语言死钉在某一条抽象水平线上，结果不是由于语言被固定在高水平线上使人难以理解，就是由于语言被限定在低水平线上让人不得要领。比如，当信息传播中充满了诸如“民主、自由、人权”等高度抽象水平线上的字眼，而又没有低度抽象水平线上的词汇相配合时，这样的信息内容就会因其难以理解而让人敬而远之。但是，当一位记者像记“流水账”似的向人们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只有低水平线上的描述而没有高水平线上的抽象时，这种琐碎的全面报道也会把人吓跑。

生动有效的传播应该沿着抽象阶梯有上有下，绝不要死钉在某一级，既有高抽象水平的概括总结，又有低抽象水平的细致描绘。比如介绍传播学理论，既要有抽象的概括，也要有具体的例子。

第二，忽视差异。这是指语言的使用忽视了同一范畴或同一类别中各个分子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把同一类型中的不同成员视为完全相同的个体。在日常用语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过度概括”。世界上每一个事物都是特殊的、有个性的，对它们不加辨别、大而化之，有时会引起麻烦。如“新闻报道都是撒谎”“这个人从来说话不算数”“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他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等，这些现象在现实中不难找到，问题是它不能代表全体，它忽视了同一类别中的不同分子还有许多差异。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错误，普通语义学家建议在使用这类名词时，最好可以用数字标明一下，如新闻1、新闻2。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重视这一问题。

第三，非此即彼。这是指语言的使用者在观察和描述事物时采用了极端化的思想方式，只看两个对立的极端，排斥中间层次。好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能两者择其一，不能有中间的事物。它们都是非好即坏、非友即敌、非对即错、非成即败。凡事只有两种可能、两种取向，殊不知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可能性。德尔·约翰逊认为，语言运用上的极端化估计，往往会把自身引向精神病态。如果有人这样想，“我没有成功，即是失败”，这就可能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甚至会导致自杀。实际上，我们每天都有若干小的成功，也有着若干小的失败。人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败都是正常的。

普通语义学家针对这种极端化表述，提出遇事要做多方面的估计和考虑，或者要思考实际存在的一系列可能性，而不要只做两极思考和两种选择。

第四，自我投射。这是指人们在用语言表述事物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主观认识投射到客观的事物上。约翰逊甚至认为:“基本上，我们说的话，从来都是在讲自己。”人人在语言传播中都会出现无意识的自我表现和不自觉的倾向性，表面上像在陈述实际情况，而实际上却是在表述主观印象。例如，“这房间很热!”表面上是说房间的，实际上说的是讲话者本人的感受。“这部电影很精彩!”这话听起来像是对某部电影提出了客观的评价，其实当中包含着很多个人见解，即“我觉得这部电影很精彩”。

普通语义学家们认为，在人际传播中，语言运用的潜意识投射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不良后果，但是在大众传播中，对于政府和新闻媒介来说，它可能是很危险的，稍不小心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民事诉讼。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要注意语言传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或者像语义学家建议的那样:在发表见解时别忘了加上“对我说来”或“在我看来”几个字，即使不说出来，心里也应想到。

4)语言符号的传播功能当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曾把语言符号的功能分为三种，即传播信息、表达情感与指导行动。传播信息和表达情感都属于“务虚”，指导行动则属于“务实”。在“务虚”之中，传播信息这一功能主要体现事物的客观性的一面，表达情感显然是针对语言符号表现个人的主观性一面。

早川一荣在1964年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在运用语言符号上有三种形式，即报告(report)、推论(inference)和判断(judgments)。报告是一种可以证实的说法，它排除推论和判断。推论是从已知推测出未知的表述。对别人想法和情感的任何结论都是一种推论，任何有关未来的说法也是一种推论。判断是对一次事件、一个人或一件物或赞同或不赞同的表达，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在传播活动中，为保证推论无误，就要求对语言符号和运用应尽量限于报告，而力求避免推论与判断。因为报告涉及的是语言符号的传播信息这一功能，而推论和判断则主要同它的表达情感这一功能相关。比如，记者会在报道中说:“根据今年的雨水情况，明年农作物将获得丰收。”明年的情况是未知数，是不可验证的事实，记者面对的是危险的推论。遇到这种情况，早川一荣建议，尽量把推论变为报告。比如在上述的那段文字中，可以加上一句“农业专家认为”，这样就把推论变成了报告。再比如，记者在报道中说:“这场演出很精彩。”这就是判断，只是表达了记者的个人见解，并不代表这场演出真的很精彩，有可能其他人看来这场演出很糟糕。总之，在记者的报道中，对语言符号的运用应尽量限于报告，力求避免推论和判断，这样才可能符合新闻报道客观性的原则。

(2)非语言符号所谓非语言符号，是指除了语言符号以外的其他所有传播信息的符号。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非语言符号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语言符号，因为大量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符号来传递的。美国口语传播学者雷蒙德·罗斯认为，在人际传播活动中，人们所得到的信息总量中，只有35%是语言符号传播的，而其余的65%的信息是非语言符号传达的，其中仅仅面部表情就可传递65%中55%的信息。梅拉宾也认为，面部表情最具信息冲击力，并远远超过声音和言辞。他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个信息冲击力的计算公式:

信息冲击力1=0．07×言辞+ 0．38×声音+0．55×面部表情

可见，非语言符号在成功的信息传播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1)非语言符号的类型非语言符号的类型有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语言符号的伴生符，如声音的高低、大小，速度的快慢，文字的字体、大小、粗细、工整或潦草等，都是声音语言或文字的伴生物，也称为副语言或类语言。人类信息的沟通离不开感情的表露与传递，而感情的传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俗话说，听话听音，不同口气表述同一句话的效果大不一样。曾有一位高明的播音员用外语念了一段文字，听得观众都潸然泪下，以为他念的是追悼词，而实际上他手上拿的是一份菜单。

第二类非语言符号是体态符号，如动作、手势、表情、眼神、姿势等。由于它们也能像语言那样传递信息，有人也称之为“体态语言”。一般来说，体态符号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与语言并用，它们在形成语境(传播情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用身体的某一部分来传情达意，在传播活动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点头表示肯定;摇头表示否定;西方人表示无奈或遗憾时，喜欢耸耸双肩;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等。至于交警、裁判等人的手势，更是在特定的情形下唯一可行的传播方式。

在人体的语言当中，自然数眼睛最富有表现力了。所谓的“眉目传情”“暗送秋波”，还有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等，都是指眼神的传播功能而言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也证明，在人体的各种器官当中，眼睛能够表达的无声语言最多。一个言之凿凿的犯罪嫌疑人，眼中偶尔流露出不自信或一个不稳定的神色就已证明了他在说谎。所以提审犯人的法官有时并不急于从犯人嘴里得到实话，他往往通过对犯人的观察去发现并得到非语言符号所传达的信息。在社会交往中，即使你闭口不言，你的眼睛、面容和身体也会“说”个不停，有时甚至会“出卖”你，将你的真情实感、隐私秘情一一“道”出。这正像许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也许能停止有声语言的传播，但不能制止无声语言的发出。因为人的每一种姿态动作都是人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信息的外化，并同那一片刻中作用于我们的某种刺激或事情有关。

第三类非语言符号是物化、活动化、程式化、仪式化的符号。如果说上述两类符号大多还是语言符号的辅助物，那么第三类符号更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日本传播学者林进有这样一段论述:“在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处于比感觉——运动更高的层次并代表高度表象活动(即象征性活动)的，无疑是语言。但是，语言并不是唯一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各种非语言的象征符体系如仪式和习惯、徽章和旗帜、服装和饮食、音乐和舞蹈、美术和建筑、手艺和技能、住宅和庭园、城市和消费方式等，都包括在其中。这些象征符体系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不难看出，上面举出的各例都属于物化、活动化和程式化符号的范畴。这些符号有的以个体的、有的以组合的方式出现，但总的来说，象征性和体系性是这一类符号的特点。就拿一枚徽章、一面旗帜来说，上面都少不了形状、图案、颜色等符号或符号元素的设计和搭配，由此来构成该符号所表达的象征性意义系统。比如国旗、国歌、国徽会唤起庄严自豪的感觉;不信宗教的人进了庙宇、教堂，也会被那种神秘的气氛所震慑;城市的建筑、园林，甚至街头的雕塑，匆匆而过的行人穿的服装，都能体现一个城市的性格。

在与人体有关或相关的非语言符号里，服饰也是常被提及的一种。因为，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衣帽服饰不仅体现着某种时代气息、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等信息，而且更是个人的身份、职业、情趣、品味、性情、爱好的表征。对每个人来说，穿着打扮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在向他人讲述自己，展示自己。美国文学艺术院第一任女院长巴巴拉·W．塔奇曼，在其力作《八月炮火》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涉及服饰的趣事:

英国人在布尔战争过后便已采用黄卡其军服，德国人正在打算把普鲁士蓝改成土灰色。但是1912年的法国兵却仍然是1830年的穿戴，蓝色军上装、红军帽、红军裤。梅西安当时任法国陆军部长，曾在1912年前往巴尔干前线观战，看到保加利亚人因为他们的军装颜色暗淡而获益匪浅，所以他回国后便决心使法国兵不再穿戴得那么显眼。他提出一个方案，要把军服改成蓝灰色或青灰色，但立即遭到一阵来势汹汹的抗议。一位前任陆军部长艾蒂安先生在议会意见听取会上便以法兰西的名义说话。

“取消红裤子﹖”他大声疾呼，“绝对不行，红裤子便是法兰西!”这里的红裤子已经不仅仅是具有某种颜色的服装，它简直被当成了法兰西的象征。

音乐作为一门高度抽象化的艺术，具有深远的精神意韵，而且最具有传播的国际意义，它是直接沟通各民族的一座精神桥梁。比如，你如果给一位不懂中文的人吟诵张若虚那首脍炙人口的名诗《春江花月夜》，那么不管你朗诵得多么如痴如醉，浑然忘我，他还是大眼瞪小眼，不知你在念什么经;但是如果你为他弹奏一曲《春江花月夜》，那么无论是哪国人都会立刻体味到“春江朝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优美意境，领悟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深长感慨。

2)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功能英国学者阿盖尔对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功能做出如下概括。

第一，传播态度与情绪。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往往表现在他的脸上，表现在他的体语上。比如，从谈话双方的坐姿很容易看出他们各自的态度，一个身体前倾，双膝并拢，双手紧握放在腿上，而另一个则跷着二郎腿，靠在沙发背上，双手抱于胸前，两人的态度已通过这些非语言符号表现出来了。情绪也很容易通过非语言符号表现出来，一个手舞足蹈的人心情一定不错，一个垂头丧气的人一定有不顺心的事。一个心地傲慢的人，也许从他的言谈中看不出来，但他的举止神态却很容易泄露他内心的傲慢，一些成语如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就是非语言符号这种功能的体现。尤其是许多微妙的情感，更是难以用语言符号来表达，而只能借助于非语言符号。

第二，辅助语言传播。谈话时眉飞色舞、比比画画，都是起着辅助语言传播的作用。演讲者在激昂之时用力挥舞着拳头，教师表扬学生时伸出大拇指，非语言符号在这里都起到了补充与强化语词表达的辅助作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天生不善言辞，每逢开记者招待会，他总是期期艾艾，语无伦次。竞选时，他的公关顾问就把他设计成一位大战英雄，同时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祖父的形象。他在公开场合一露面，总是满脸堆笑，双臂高举，手指形成V字，背景是欢呼的人群、飘扬的星条旗，身边还有亲切可爱的将军夫人。不难看到，艾森豪威尔的这一竞选形象，大都是靠非语言符号塑造起来的。

第三，代替语言。在一些特殊的传播环境中，非语言符号可以代替语言符号传播信息。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导演只能使用特定的手势指挥摄制人员的工作;舞蹈演员借助舞蹈语言传递情感;上下班的铃声以及聋哑人的手语，这些非语言符号可以代替语言参与传播活动。《三国演义》里就有一段扣人心弦的空城计的故事，说的是司马懿率领几十万大军逼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当时诸葛亮身边只有几千名老弱病残的士兵，打是肯定打不过，跑也跑不掉。在这危机时刻，诸葛亮心生一计，他下令大开城门，找几个老兵在城门前扫地，他自己坐在城头抱琴抚弦，神情悠闲，坦然自若。生性多疑的司马懿来到城前，顿时狐疑丛生，他料定其中有诈，唯恐中计，最后竟引几十万大军而去。诸葛亮正是通过一系列的非语言符号向司马懿传递了一个虚假的信息——空城实际并不空，城中埋伏千万兵。

3)非语言符号传播和语言符号传播的区别语言传播手段和非语言传播手段，尽管互为补充，互为交叉，又互为依赖，但却不能互相代替。两种传播手段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一是语言传播是分离的、阶段性的，整个过程可以分离为各个部分，如字、词、句、段、篇、章;非语言符号的传播是连续性的，整个过程是不可分割的。

二是语言信息的传播只能经过一个通道，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可以多渠道、非线性互动。说话只能一句一句说，不能两句话同时讲;看电视、电影，只能选择一种语言，不然就乱套。而非语言符号如手势、表情、眼神等，可以一起发挥作用，互不影响。

三是非语言信息往往比语言信息更可靠。语言是表达意义明确、逻辑井然的语义信息，体语等非语言信息更多地显示一种朦胧模糊的主观印象。语言是理智的表现，和意识相连;而非语言符号多为本能的表现，和潜意识相通。人的嘴巴很容易说谎，但眼神、手势、表情总会泄露秘密。因为人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却难以控制那些发自他内心深处的体语。所以我们和别人相处时，既要听他讲话，更要观察他说话时的表情、手势等，这样才能判断他说话的真假。

3．3　符号与意义

在人类的社会传播中，任何符号都与一定的意义相联系，换句话说，人类传播在现象上表现为符号的交流，而实质上是交流精神内容，即意义(meaning)。

3．3．1　意义是什么

从社会传播的角度来说，意义是人对自然事物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意义属于人的精神活动的范畴，与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从符号的角度看，意义是符号不可或缺的所指，符号是意义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就传播而言，意义就是人们对事物符号化过程中赋予的精神内容，通过符号的中介使人们的交流得以进行。

人们在进行传播时，总是先要把自己表达的信息转换成符号，这个过程叫符号化过程，传播学中称之为编码的过程;接收者总是要进行符号解读，传播学中称之为译码的过程，才能从符号中提取意义，才能理解传播者的意图。比如，有一条新闻需要报道，于是文字记者把它转换成文字，广播记者把它变成声音，电视记者把它变成画面，摄影记者把它变成图片。这里，需要报道的新闻就是要传递的信息，而文字、声音、画面、图片就是符号，把新闻变成符号就是编码活动。译码正好相反。当新闻传到受众那里去的时候，报纸的读者、电台的听众、电视的观众需要阅读、收听和收看，才能从文字、声音、画面、图片中提取新闻。而阅读、收听、收看过程都属于译码过程。

3．3．2　符号意义的分类

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符号的意义。符号的意义可以区分为若干类型，这些分类有助于我们从不同侧面来把握意义的特征。

3．3．2．1　明示性意义(denotation)与暗示性意义(connotation)

这是语义学中的一种分类。前者是符号的字面意义，属于意义的核心部分;后者是符号的引申意义，属于意义的外围部分。一般说来，明示性意义具有相对稳定性，暗示性意义较容易发生变化。明示性意义是某种文化环境中多数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和有着共同理解的意义，暗示性意义中既有多数成员共同使用的，也有特定个人或少数人基于自己的联想而在小范围内使用的。例如，“北极熊”一词原指生活在北极地带的一种凶猛的哺乳纲大型食肉动物，但在20世纪冷战时期，它成了当时某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北方大国的代名词。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就恰到好处地借用了符号的暗示性意义，表达了隐藏的文化内涵。福娃“贝贝”，是鱼和水的化身。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而在中国传统民俗中，鱼已经由一种普通实物演变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象征解释的视角下，“鱼”蕴含着“喜庆丰收”“年年有余”“兴旺富足”的所指意义，成为传递人们美好情感的一个符号工具。福娃“晶晶”和“迎迎”，取形于国宝熊猫和藏羚羊，是一组典型的实物符号。由于熊猫和藏羚羊在中国都具有唯一性而且是珍稀保护动物，因此符号的意义也可以引申为地域的代表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象征。“晶晶”和“迎迎”两组相似符号的选用并不具有矛盾性，相反，它们的有机组合呈现了符号多义性的一面。熊猫以温和的性格，可爱的外形，传达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欢乐，而藏羚羊则以它矫健和灵活的身姿预示了一种健康的活力，是生命力的象征。福娃“欢欢”以火为代表，在中国民俗中，火是“兴旺”“繁荣”的喻象，在民间更是流传为一种表达热情与激情的符号。“欢欢”正是借用了火的隐含意义，象征了红红火火的奥运精神。福娃“妮妮”利用北京传统风筝“沙燕”作为民俗表现体，以传统民俗形式“放风筝”寓意放飞希望，以春天的“燕子”寓意播撒好运。总之，福娃中所包含的丰富民俗表现形式，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符号，背后都隐含着文化价值体系中特殊的所指意义，展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3．3．2．2　外延意义(denotation)与内涵意义(connotation)

这是逻辑学中的分类。外延是概念符号所指示的事物的集合，内涵则是对所指示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属性的界定。确定外延和内涵，是为事物的概念下定义的两种基本方法。例如，“人”这个概念的外延可以列举出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青年人、老年人等，它的范围包括了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内涵则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具有抽象思维能力”，这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界定。

3．3．2．3　指示性意义(referentialmeaning)和区别性意义(deferentialmeaning)

这是符号学中的分类方法之一。指示性意义是将符号与现实世界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意义。比如，我们在说到“植物”这个词时，它的意义是通过现实中的各种植物来表现的，换言之，即“植物”这个语言符号的意义就是我们关于自然界中的植物的表象或映象。另一方面，区别性意义是表示两个符号的含义之异同的意义。例如，汉语中的“植物”和“动物”，这两个词中各有一个“物”字，表示指示的对象属于生物;而“植”和“动”二字则分别表示前者是草本或木本的生物群，后者是鸟兽类有运动和感觉能力的生物群。区别性意义是通过分析符号间的关系来显示的，与意义区分无关的因素一般不包括在内。所以，在这种分类法中暗示性意义、比喻、引申等并不包含在其中。

3．3．3　编码与译码

传播学里，编码就是把信息转换成可供传播的符号或代码，译码就是从传播符号中提取信息。编码是传播者的行为，译码是受传者的行为。人类传播是信息共享过程。共享的是符号，而不是意义。也就是说，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编码者)要表达的意义和受众(译码者)理解的意义虽然使用同一符号，但符号的意义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都不相同。理想的传播效果是:传播者使之符号化的信息能够原原本本地传给了受传者，既不多也不少，也就是说，编码者的信息能够全部被译码者接受。但实际上的传播效果往往差强人意。

3．3．3．1　传播过程中的意义

在具体的社会传播活动当中，参与或介入的并不仅仅是符号本身的意义，还有传播者的意义，受传者的意义以及传播情境所形成的意义等。

(1)编码者的意义在传播行为中，传播者通过符号来传达他所要表达的意义，即从事符号化操作，这是一个编码的过程。然而，传播者的意义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正确的传达，通过编码而形成的符号系统(文本)未必能完全代表传播者的本意。我们常常会为自己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感到苦恼，这说明我们发出的符号有时并没有正确传达我们的本意。在这里，符号本体的意义与传播者的意义未必是一回事，这是很明显的。

(2)译码者的意义对同一个或同一组符号构成的文本，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译码，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人也会有不同的译码，这说明符号本身的意义与受传者接收到的意义同样也未必是一回事。同样一条新闻，可能会在不同的受众那里得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例如关于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失业的消息，有的读了以后认为美国人人平等，总统的儿子也会失业;也有人认为，你看，美国的经济状况多么糟糕，连总统的儿子都失业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符号本身的意义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二是由于每个受传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经历以及与对象事物的利益关系等社会背景来理解和解释符号的意义的，这些因素不同，每个人从同一文本中得到的意义也就会存在差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霍尔等人曾依据接受者译码符合文本意义的程度，将译码分为三类:①霸权式译码，即接受者的理解与传播者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一致的;②协调性译码，即接受者的译码部分符合传播者的本义、部分违背其本义，但并未过分;③对抗性译码，即接受者所得意义与传播者的本义截然相反。

(3)情境意义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曾经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语境。所谓语境，在传播学中叫作传播情境。传播情境指的是对特定的传播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事物、条件或因素的总称，它包括具体的传播活动(如二人对话)进行的场景，如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无他人在场等;在广义上，传播情境也包括传播行为的参与人所处的群体、组织、制度、规范、语言、文化等较大的环境。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情境会形成符号文本自身所不具有的新意义，并对符号文本的意义产生制约。

3．3．3．2　影响认知的主观机制

传播的过程无非就是对信息进行交替往返的编码与译码活动。编码与译码活动既然都属于人的主观活动，那么在编码与译码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信息的失真与变形。也就是说，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编码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变动信息，译码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曲解信息。所以，指望记者真实客观地报道新闻，期待读者准确无误地理解新闻，都是理想化的要求。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有哪些主观因素在影响着编码与译码活动。

编码与译码活动表现为人的认知行为。记者在采写新闻时就是对实际进行调查分析，即对实际进行认识。同样，读者在接受报道时也是在对实际进行认识，只不过他的认识属于间接认识。一般来说，认知行为分为两种，一种叫感知，一种叫理解。

(1)影响感知的因素完形心理学认为，人们在感知事物时总会受到所谓“结构因素”(structural factors)的支配。这种“结构因素”，是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一种先验的感知框架。完形学派代表人物惠太海默、苛勒、考夫卡等人认为，结构因素对感知活动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类似与相近(resemblance and proximity)，即人们在感知事物时往往会趋向于把相似的东西视为一类，归并在一起。第二，完形趋向(good form)，是指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总是趋向于整齐、规范、统一、完好，而力求避免残缺、凌乱、混杂、破损。第三，残缺闭合(closure)，与完形趋向实质都是力求完好，只不过完形趋向是在已经完好的认识图景中排斥不完好的部分，而残缺闭合则是把接近完好的认识图景完善起来，将其中缺残部分修补闭合。第四，共同命运(common fate)，同类似与相近差别不大，指人们倾向于把类似的东西当成一个共同体来感知。四个方面中，完形趋向最根本、最关键，其他方面无非是它的不同表现而已。也就是说，人们在感知活动中总带着一种力求完好的心理冲动，一种构筑完形的认知框架。这也正是完形心理学这一名称的由来。

(2)影响理解的因素理解活动是一种积极的、带有创造性的活动。任何理解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掺入主观因素，带上感情色彩，加进想象的成分。理解活动也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要有心理预设、文化背景、动机、情绪、态度等。

1)心理预设人们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前，都带有某种根据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心理期待，都已不知不觉地预先设定了理解对象的应有面貌，人们看到的东西往往都是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就事论事，它总以某种假设为前提，总以某种期待做背景。就传播活动而言，不管是传播者的编码活动，还是受传者的译码活动;不管是记者采写新闻，还是读者阅读报道，都带着自以为是的假设成分，由此使传播更难以达到准确客观。

2)文化背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免要受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从而带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化烙印。同是《哈姆雷特》，英国读者和中国读者理解起来可能大不相同。文化背景就像认知领域的一个参照系，人们以这个参照系为依托才能去把握事物的性质以及相互关系，才能对事物进行比较、衡量、评估和判定。人的认识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观照活动，它不可避免地含有某种先入之见的因素。

3)动机动机和理解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尽管在有些理解活动中动机隐藏得很深，甚至连理解者本人也难以察觉或者未必敢正视。鲁迅先生关于《红楼梦》的一段叙述，对动机制约理解这个问题做了有力的解释。他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里所说的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之所以在同一本书中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命意”，就是因为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动机。

4)情绪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前，人们都是处在特定的情绪状态当中，或舒畅，或悲伤，或兴奋，或郁闷等。不同情绪状态也会导致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对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以说做了富有诗意的阐释。当那些“迁客骚人”处在“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之时，所谓“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而当他们“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之时，洞庭湖的月光在他们看来便显得美丽迷人，所谓“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5)态度尽管制约理解的因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人们的认识还是由态度所决定，即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就是说，不管一个人的心理期待和文化背景如何，也不管他们的情绪和动机有多大的差异，但只要态度不同，那么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就会针锋相对。

(3)选择性定律以上所讲的左右认知的一系列主观因素，主要是针对编码活动而言的，而选择性定律主要是针对受众的译码来说的。选择性定律是就受众对信息的接受、理解和贮存而言的，它包括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层含义。这条定律的基本思想是: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势必要根据自己的意愿而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甚至有所曲解，以便使所接受到的信息与自己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既定的思维方式尽量协调地一致。正是这些选择性因素，使得对同一信息的译码常常因人而异。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就像保护着受众的三道防卫圈，它们从外到里依次环绕着受众，使受众得以抵御反面信息，抵抗反面信息对自己原有认识的袭扰。

1)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接触也叫选择性注意，指人们尽量接触与自己观点相吻合的信息，同时竭力避开相抵触的信息这么一种本能的倾向。通俗地说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个持有某种看法的人，自然倾向于同持有相同看法的人进行接触。“话不投机半句多”，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选择性接触既包括对某类信息的接触，更包括对另一类信息的不接触。也就是对正面信息积极接触，反面信息消极逃避。受众只允许那些有益无害的信息进入这道防卫圈，而那些有可能动摇他原有立场的信息一概被拒绝。一种信息要想到达受众的认知领域，首先就得突破选择性接触这道防卫圈，就得设法引起受众的注意，使他对此发生兴趣。不过，今天的受众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的余地很小，在大众传播无孔不入的时代，选择性接触这道防卫圈十分脆弱，很容易被突破。选择性接触这道防线上，受众难于对反面信息进行有效的抵抗。在此情况下，受众就要动用他的第二道防卫圈——选择性理解，也是最坚固最难对付的一道防线。选择性理解是选择定律的中心所在，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处理主要就体现在选择性理解上。

2)选择性理解选择性理解是指受众总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对接触到的信息做出独特的个人解释，使之同受众固有的认识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冲突。事实上对所有信息来讲，不管这种信息属于思想观念，还是属于事实报道人们都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理解。鲁迅先生说的经学家、道学家之所以在《红楼梦》中看到了那么多的“命意”，就是因选择性理解所致。更重要的是，选择性接触是消极防御，而选择性理解则是积极防御。选择性理解是来者不拒，把这类不合心意而又难以避开的信息改头换面，使之成为同受众的固有立场不那么冲突的信息，甚至使之变成巩固这一立场的正面信息。总之，在对信息如何理解上主动权掌握在受众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传播者手中。

3)选择性记忆选择性记忆是指人们根据各自的需求，在已被接受和理解的信息中挑选出对自己有用、有利、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储存在大脑中。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理解都是有意识的行为，选择性记忆往往属于无意识的行为。人们记住某类信息并非由于它合乎自己的口味，因而把它记住，而是人们记住某类信息正表明它能投其所好。

以上所说的就是选择性定律的三个方面。选择性定律十分突出地显示受众在传播活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认清这种地位就能进一步加深对“传播就是信息共享”的理解，从而把握传播的双向交流性。选择性定律也表明了受众译码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3．3．4　象征性社会互动

人类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人类区别于动物信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类能够使用象征符来传达象征意义，因此，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也可以作为象征性社会互动活动来把握。

3．3．4．1　象征行为

象征能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象征行为，指的是用具体事物来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的行为，通过使用象征符来传达象征意义实现的。象征符是具有双层意义的符号，第一层是符号的字面意义，第二层则是符号的类比或联想意义。象征行为的特点，就是使象征符的第一层意义向第二层意义发生转化，这种转化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类比关系，即它们之间必须有某种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并不是直接的和绝对的，而是基于社会生活的联想或想象。比如说在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运动员身披五星红旗绕场一周的镜头，就意味着运动健儿为国争光的骄傲与自豪。

象征能力是人类特有的基本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人类能够发现宇宙和社会万事万物间的象征关系，并从个别事物和眼前事物从森罗万象的具体性和千变万化的多样性的束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传播境界。人类创造出了最完整的象征符体系，利用这种体系，人类能够保存和传达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协调和控制社会行为，创造和继承社会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象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机制。

3．3．4．2　象征性互动理论

象征性互动理论又称为“符号互动论”，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是一种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流派。象征性互动理论关注社会的微观方面——社会互动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他们又是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意义的。研究人的行为、思想和感觉，探索人们的动机、目的、目标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象征性互动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家H．G．布鲁默最早使用“符号互动”这一术语。

创始者米德提出了“精神·自我·社会”的概念。在米德的“主我与客我”模式中，主我与客我通过“有意义的象征符”进行信息交流。自我意识对人的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自我可以分解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与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它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性的体现。人的自我意识就是在“主我”和“客我”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社会学家库利提出了“镜中我”的概念，即通过符号互动，人们彼此成为对方的镜子，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布鲁默认为，在人们思考即人内传播过程中，个人会沿着自己的立场或行为方向对他人期待的意义进行能动的理解、解释、选择、修改、加工，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以组合。这个过程是通过人将自己视作认识的对象来完成的。

象征性互动理论认为，人类互动是以符号为基础的，符号在社会互动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从他人的角度来解释其思想与意向，并据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往往从自己所认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之中来认识自己，形成并修改自我的概念。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行为，而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一方面意义有赖于互动的情境;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意义是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双方的协商而确定的。

象征性互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考察以象征符(尤其是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它的基本假定是:①人是根据“意义”(关于对象事物的认识)来从事行动的;②意义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③意义是由人来“解释”的。因此，意义、社会互动、解释，是象征性互动理论的三个主概念。

3．3．4．3　意义交换的前提

象征性社会互动，是一个互动双方通过象征符来交流或交换意义的活动。传播过程的确立离不开意义的交换，而意义如果不用来交换的话，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意义的交换有一个前提:交换的双方必须完全或在一定程度上对所传递的讯息有着共通或较为相似的理解和解释，即交换的双方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由于生活背景的多样性，传播双方的意义空间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双方的意义交换只能通过共通的意义空间来进行。随着意义交换的不断进行，双方的共通的意义空间有扩大的趋势。因此，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扩大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使双方的共同经验越丰富，进一步传播就越省力。

3．3．4．4　现代社会中的象征性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格尔兹对文化下过这样的一个定义:所谓文化，即“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自由地创造出了以语言为代表的象征符体系，从而摆脱了自然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束缚。然而，这些象征符体系一旦形成，也会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能动的力量作用于社会。换句话说，由于象征符体系是作为“继承性的观念体系”来确立的，它通过形成文化秩序并成为强制性的力量也会反过来制约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

在传统的社会里，由于人们绝大部分的体力和精力必须用于物质生产，所以对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的感触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到处充满了象征符，包括街头的、路边的、建筑物上的，报刊、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络中的等，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处于这些视觉的、听觉的甚至触觉的符号的包围之中。现代人正在把各种各样的事物作为符号加以利用，为其赋予某种象征意义，与他人交换这种意义，并通过意义的交换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的生活空间正在成为一个符号空间或意义空间。正如美国学者鲍德利亚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的物品、符号化的服务中所蕴含的“意义”的消费。说得通俗一些，即由物质的消费变成了精神的消费，人们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主要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寻找某种“感觉”，体验某种“意境”，追求某种“意义”。当人们用几万块去购买一个LV的樱桃包时，有谁是为了消费这个小皮包的使用价值呢?恐怕我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皮包上面醒目的LV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满足感。

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消费者越来越看轻商品的使用价值，转而更重视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费者更注重商品符号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他们通过符号消费来表征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商品或劳务越是能彰显出它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名誉和社会威望，它的符号价值也就越高。那么，如何才能使商品符号化并成为某种象征意义的符号呢?这里涉及一个“意义转移”模式，即商品文化意义、表征意义、象征意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文化世界里“转移”过来的。这种意义转移主要通过广告诉求等手段来使物品获得象征意义，成为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和载体。广告作为一个中介在文化注入商品的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广告语、画面，消费品成为代表某种文化的符号象征，本来毫不相干的文化意义与商品连接在一起(即是一个符号示差化过程)。“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使消费者总会自觉地将“人头马”酒与“好运”的意义相连;“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使消费者总会将哈根达斯与爱情相连，而送哈根达斯也成了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样，通过一段长时间的广告宣传，便会使受众形成习惯性的联想，消费了“人头马”“哈根达斯”似乎就能从心理上获得“好运”“爱情”。广告塑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新的意义组合，创造了一种新的消费意境。大众传播不断创造新的流行语和流行话题，各种各样的公关、广告、CI和营销活动也不断策划出新的符号和新的意义，把提供新的“概念”(即消费意境)作为打开商品市场的手段。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的消费传播正在越来越体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即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所谓“风格传播”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消费结构下，商品和服务的流行性越来越强，而流行周期则越来越短。

鲍德里亚认为，当今的消费社会是一个以符号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物体的实用维度已经让位于通过符号标识的“符号－物”的维度。消费被符号所操控，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逻辑。人们进入了一种“符号消费”的游戏，受到其中符号秩序的规约，不同的消费方式成了人们社会地位的符号标志。鲍德里亚由此强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谈得上由于大众传媒的作用，交换价值本身被传媒产生的“意境”所吸收，因此消费变成了“意境消费”的过程。

文化的象征化并不仅局限于消费领域，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生活与娱乐领域也都充满了新的象征符以及新的象征意义。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寻找。第一，追求新事物、新意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价值:“新”意味着“创造性”“时代性”和“个性化”，而这些永远是人们追求的价值和目标。第二，现代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为众多的人参与象征符创造和传播提供了条件和手段。在传统社会里，社会的精神生产主体只是少数特权群体，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特别是随着当今网络社会的到来，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媒体，掌握了话语权，都有了从事这种生产和传播的能力与机会，其结果必然会带来象征符创造活动的活跃化、象征体系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思考题】

1．符号的分类有哪些?试举例说明。

2．谈谈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功能。

3．符号意义的分类有哪些?试举例说明。

4．举例说明选择性定律在受众理解过程中的作用。

5．谈谈当今社会的象征性文化现象。

【参考书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邵培仁．传播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李彬．传播学引论［M］．3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4］赵建国．传播学教程［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

［5］［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李彬．传播符号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