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滹沱河

第二章　母亲滹沱河

赵州桥

秦始皇古驿道

滹沱河古代曾属黄河流域，为黄河支流。黄河南徙后，滹沱河曾上拦境内的沙、磁、槐诸水，下夺黄河故道，单独入海，自成水系。随着京杭运河的开通，切断了滹沱河的入海通道。同时，伴随着海河流域的形成，境内现存的6条主要河道分别纳入海河流域大清河及子牙河水系，其余古河道已不复存在。

滹沱河是流经石家庄市的最大河流和石家庄的主要水源地，被称为石家庄的母亲河。这条全长500多公里的白玉带，携带着山西高原的黄土，一路留下许多传奇和故事：沕沕水古文化、秦始皇古驿道、背水一战古战场……在这里，历史车轮深深地轧上了壮丽的痕迹，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在石家庄境内，赵州桥、柏林禅寺、隆兴寺等风景名胜承载起滹沱河厚重的历史、文明和文化，涌现出常山赵子龙、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一代代优秀的滹沱河儿女，更为经典的是滹沱河畔的山村西柏坡，因为对新中国成立做出巨大贡献，成为红色革命圣地，名扬海内外。

上京毗卢寺

赵州柏林禅寺

滹沱河源头流经山西黄土地区，上游流域面积大，穿越太行山脉时，河道变窄，河流咆哮而下，所以滹沱河的特点是善冲、善淤和善徙。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走到哪儿冲哪儿，能冲都冲，把上游的泥沙全部冲下，到鹿泉黄壁庄出山，水势变缓，能量降低，石子和泥沙开始逐渐淤积。河道善徙是因为泥沙淤积造成部分河道升高，下次洪水来时就会走低的一侧，河道因此在历次洪水时来回摆动。石家庄区域内的平原，主要是以滹沱河洪积、冲积扇为主体。正是滹沱河的这三个特点，才造就了石家庄大片肥沃的平原，这片土地成为北方最早被开发的地域之一，滹沱河成为母亲河的原因也正基于此。

一、文明的发祥地

滹沱河西出太行，东奔大海，日夜不息地流淌走了无数岁月。在她身后，不仅留下了广袤的冲积扇平原，也把太行沟谷河汊30万年前萌生的那星人类文明薪火，带出了太行，带向了沃野。滹沱河在历史上名称多异，《礼记》称恶池或霍池，《周礼》称厚池，《史记》称滹沱，也称亚沦，《水经注》亦称滹沱。

在“逐水草而居”的时代，滹沱河曾是一条能行舟楫、可捕鱼虾的河流。两岸曾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城池都邑的兴衰莫不与这条河息息相关。“雨季水势一望无际，旱季沙洲浅滩罗列，沿河渡口轻舟横渡，上下游则风帆相济。时至民国，河中船舶五百有余，往来于正定高家营、深泽乘马等码头。深泽乘马这个临河码头，有‘小天津’之称，每天数百条船云集，岸上饭庄旅馆林立。晨曦夕照时，滹沱河泊船如龙、波光如鳞、灯火星流、往来吁号、行业繁多、铺面林立、热闹非凡。河内鱼虾鳖蟹成群，水面天鹅鱼鹰游弋，两岸飞禽走兽栖息，河滨之地绿草繁茂、间杂牛羊，鸥鸟翔集……”这是昔日有关滹沱河的记载。

在这里，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水源丰富，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是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早期人类原始文明的兴起。滹沱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薪火，是从滹沱河中游的太行山河谷中点燃，并顺河节节传递的。历史上滹沱河流域曾是一片水丰土肥、农业耕种条件优越的富庶之地，从而成为早期人类生存繁衍的栖居地，滹沱河两岸更是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发祥地。考古证明，早在旧石器时期早期，至晚30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在太行山深处滹沱河流域生息，撩开了滹沱河流域远古历史的面纱，到两三万年前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居住，至晚在1万年前，我们人类的先民，从太行山的洞穴中走出，沿着滹沱河进入平原，在滹沱河沿岸定居，开始新的生活，在漫长的日月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力水平发生着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些变化中，华夏文明向我们一步步走来。时光流转，滹沱河水从太行山带出的早期人类文化的薪火，随着或舒缓或激越的河水，就这样生生不息，延续传承。越燃越旺的文化薪火，照亮了这一区域的历史时空。

（二）农业文化的起源地。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进步，是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石家庄区域的农业文化，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这里，至晚在六七千年前就萌发了农业文明，从渔猎为生向着原始农耕迈进，发明了饲养家蚕的技术、原始的纺织技术和原始高温烧制瓷器的技术，开创了和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同步的滹沱河流域农业文化，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滹沱河南岸的南杨庄文化遗址。

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河北华北平原仰韶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是新石器早期华北平原上势力强大的一支文化，成为考古学上的“南杨庄文化类型”，树立起石家庄历史文化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个里程碑。

南杨庄遗址的典型意义，一是在遗址内发现的粟和用来加工粮食的石磨盘、石磨棒，说明在滹沱河流域，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即以粟为主要食物了，已有了较为发达的粮食生产。这表明，至晚在6000年前，农业文明在石家庄业已起源，并有了相当的进步，这和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文化是同步的。石家庄作为黄河流城最早的农业文化区域之一，掀开了华夏文明起源的帷幕。二是，出土的仿照家蚕蛹制作的陶蚕蛹，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人类饲养家蚕最古老的文物证据。该遗址还发现了“加捻牵伸的陶纺轮，以及既可理丝，又能打纬的薄刃条形骨匕70件”。由此证明，滹沱河流域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从事育蚕丝织手工业，这也是我国目前见诸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养蚕丝织业文物。养蚕、缫丝和织丝以我国为最早，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所以，南杨庄出土的陶制蚕蛹，开创了历史文化的世界之最。第三，同样开创了世界之最的还有出土的三片釉陶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瓷器，这对于研究瓷器在中国的独特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据记载，在其他地方，商代中期始有原始瓷器，而南杨庄遗址出土的瓷器，则使我国瓷器起源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以上，自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

南杨庄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以充分的文物和考古研究证明，石家庄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三）商文化的发祥地。在这里，走出了先商的祖先，开创了璀璨的商文化，成为华夏文明走向成熟期的商文化发源地。

在中国历史上，商朝是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王朝，商文化是华夏进入成熟文明时代的标志。越来越多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学证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是商文化的源头。先商祖先在这里繁衍，从滹沱河流域由北向南，逐渐走向中原，灭夏建商，开始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目前，石家庄区域已发现商代遗址近百处。在众多的商文化遗址中，藁城台西遗址以发掘面积大、出土文物丰富，集中展示了早商文化最北类型的文化面貌，是早商文化最北类型的典型代表，考古学上称之为台西型。台西遗址的发掘，撩开了河北中南部，特别是石家庄历史的面纱，揭示了这一地区历史文明的起源。台西文化遗址发掘的文物，从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到房屋建造、水井开凿，从制陶、冶炼、酿造、纺织业的技术水平，到粮食、林果种植业标示的农业文明，都说明了河北中南部的石家庄区域早在商代就已进入了文明时代，是华夏较早进入文明的地域之一。特别是台西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的多项中国和世界之最，奠定了石家庄历史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

（四）城市文化密集区。在这里，丰富的生活资源，使人口大量繁衍聚集成为可能，从而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使这一区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城垣密集、中心城市起源较早的区域，出现了城市群，使人类文明迈上了新的台阶，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石家庄是北方城市起源较早的地区。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其应该萌芽于商代，兴起于西周时期。在目前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如正定新城铺、藁城台西、鹿泉将台湾（将台湾遗址：在今鹿泉市铜冶镇金河上游的任村，出土了石斧、石圈、打磨过的兽骨和铜钩等，经考证属新石器时代，是石家庄附近最早有人类生活的地方之一）、灵寿北寨等地，都发现了大型居民点遗址，表明至晚在商代，这一地区就部落密集、人口聚居，这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藁城台西发现了建有多处礼仪建筑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建筑奢华，等级分明，考古分析认为，这应是商朝王畿内的一个重要都邑，这是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城垣遗址之一。

在商代以来的3500多年的历史上，这里见诸史籍记载的做过县或县以上政区治所的历代城垣至少有60余处，其中有17座古城作为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有15座城市至今仍是县（市）政府驻地，其中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垣有14座。位于滹沱河畔，在3000年前就形成的中心城市——东垣（真定），从秦汉时期起，就作为县、郡、州、国、路、府治所，一直传承延续到近代，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石家庄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人类“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模式造就了滹沱河的千年历史文化，太行山东麓滹沱河两岸，古中山国、东垣邑（今东古城村）、真定（今正定）府先后兴盛一时，随着历史的变迁，故国都邑早已灰飞烟灭，唯有正定还依稀残留着古城的风韵。及至现代，“滹沱河”更是成为革命的代名词。西柏坡，一个太行山东麓、滹沱河流域的小村庄，在这里，革命前辈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曾经是一片水乡泽国的滹沱河在不少文人的歌赋中也出现过。“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这是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滹沱河二首》里的句子。唐朝大诗人李白在《发白马》中对滹沱河也有过这样的吟哦：“将军发白马，旌节度黄河。箫鼓聒川岳，沧溟涌涛波。武安有振瓦，易水无寒歌。铁骑若雪山，饮流涸滹沱。”先辈创造的华夏文明如那奔腾不息的滹沱河水，生生不息，走过远古，走过近代，走进当代。

二、历史名镇——正定府　现代都市——石家庄

（一）正定

正定位于滹沱河北岸，春秋时期属鲜虞国，战国时期属中山国、赵国。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198年）改名为真定府，意为“天下太平”。早在唐代，正定南门外即形成较繁荣的“市”，大批商贾来此购买丝织品。宋代学者吕颐浩曾描述：“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第59章中以精美语言描述了他的见闻：“哈寒府（今正定）是一贵城，他们是大汗之臣民，使用大汗的纸币，持工商为生。盛产丝织品，能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此城领治一广大地域，所辖环墙之城及村镇甚多。”1000多年以来，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是当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镇之一，与北京和保定并称为“北方古镇三雄”。城内文物古迹众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之说。这里还是百岁帝王赵佗、常胜将军赵云的故里。1994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为“古建筑博物馆”。其中，有“京南第一古刹”之称的隆兴寺，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寺内21.3米高的铜铸大悲菩萨是全国最高的立式铜佛，与唐代建筑华塔、开元寺钟楼和须弥塔、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以及五代遗物文庙大成殿一起，并称中华文物之精粹。

正定隆兴寺

（二）石家庄

石家庄位于位滹沱河南岸冲积扇上，西依太行山麓，东临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与正定府城隔河相望（15公里）。今市郊白佛口仰韶文化遗址、北杜龙山文化遗址和市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定居点。先商的祖先，正是从这里走出，进入中原，灭夏建商。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便成为河北中南部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20世纪初期，平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和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相继修建，并在此交汇，石家庄就伴随着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发展起来，并于40多年前成为河北省省会。

振头站

1．偶然的机遇、历史的选择——近代城市化的起步

据有关史料分析，石家庄村创于明初，原是真定卫的军屯和官庄。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废除卫所军屯制，石家庄才成为隶属真定府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真定城隔滹沱河相望。据清光绪《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20世纪初，石家庄村的面积还不足0.1平方公里，仅有200余户人家，600余口人。其位置与范围相当于现在石家庄市区的新华区北大街以西、北后街以南、大桥街以北、北于家胡同以东。村内街道有寺后街（今新华路姚家街以东）、前街（姚家街以西）、后街（今北后街）、西横街、殷家湾等。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其中，攫取铁路修建权与经营权，控制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成为主要目标。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芦汉（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并在石家庄设立了车站，因石家庄名气不大，以相距不远的振头镇命名，叫振头站。当时的振头站隶属正定路，有职工、路警十几人。“每有车至，仅数小贩，售卖零物，及村中小店数家，凡赴山西客人至此，再觅车轿起早西去”。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特别是正定名人汪士祯因担心风水被破坏而极力阻挡，于是将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正是这个偶然的因素，石家庄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一个乡野小村被隆隆的车轮托起，使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移，先取代正定，后取代保定，成为控燕京南门、扼冀晋咽喉、连齐鲁中原的华北重镇。

20世纪初期的石家庄村街景

20世纪初叶，石家庄还是获鹿县（今鹿泉市）辖下的一个小村，那时的获鹿就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素有“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之称，但它的历史使命很快被石家庄取代。那个 时代公路交通十分落后，所以铁路在物资集散、商品流通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通车，给交通闭塞的山西乃至大西北打开了一条通道。不仅方便了西来东去的行人，也改变了进出山西的货物靠牲口驮运的落后运输方式。于是作为铁路交汇点的石家庄，成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交通地位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转运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的发展和繁荣，由此石家庄逐渐取代了获鹿的商业地位，这成为石家庄向近代化城市迈进的又一重要因素。

正太铁路起点南移，只是石家庄由乡村向城市化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伴随铁路线的通车，一批近代工业相继兴办，其中包括：在石家庄村东创建的正太总机厂（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大兴纱厂，即石家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井陉煤矿和正丰煤矿等。近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0年在铁路以东建造石沧路场子，同时，平和轧棉公司、万华肥皂公司等企业也在铁路东兴起。随之，大批农村人口向石家庄集中，大大促进了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

2．从乡野小镇到城市的跨越——石门市自治

石家庄工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全面兴起，使石家庄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25年，仅铁路以西的石家庄村街区面积已经达到1.8平方公里，开始形成了小城镇的雏形，成为与获鹿县城、正定县城规模相当的新兴城镇。

旧时的石家庄南大街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建制酝酿、创立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之下。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令批准直隶省（旧省名，清初设置，1928年改名河北省）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其中“石家庄市”“以石家庄为其区域”。但是，由于石家庄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还不足1万，所以，获鹿县决定把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使这个新市镇的人口达33077人。经过多方协商，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石门市”。同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指令第12713号，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从当时民国政府的文件可以看出，“市”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十分混乱，与小城镇、市镇有许多类似之处，根本不是建制市的一种标准概念，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所以，这时的“石门市”，与“获鹿市”，“正定市”、“辛集市”等实行市自治制的城镇一样，不过是一种小城镇的管理模式。

1928年，中国开始将“市”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南京民国政府颁发了《普通市组织法大纲》和《特别市组织法大纲》，规定了设立普通市和特别市的条件、审批程序，开创了中国市级建制的先河。而此前直隶省实施“市自治制”的11个所谓的“市”，显然不符合建制市的条件，所以一律取消。虽然石门设市未成，但并未阻挡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向石门集中，或充实产业工人队伍，或从事商业、服务业，或经营小作坊手工业。到1930年，石门产业工人总数已达16000多人。1933年7月，石门总工商户约230余家（包括银行、钱庄、工商企业）。

随着交通地位的提高，电信、邮政事业也不断发展。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石门的社会管理机关也不断增加，政法方面有石门地方法院、石门地方检察院、石门特种公安局；税务方面有石家庄统税管理所、石门区税务征收专局、石门屠宰检验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务局、河北第九区烟酒稽征分局、获鹿县汕饼花籽牙税征收所等。与此同时，驻石门的军队、宪兵及各类行政机关、军政、商税各界官员、随员不断扩充，人口不断增长，到1937年6月，石门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交通地位来看，石家庄已经取代了获鹿城作为晋冀两省之间物资集散地的地位，并且正在取代正定城逐步成为这一地区内交通、邮政、通讯中心。

1937年10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石门。他们十分看重石门的交通地位，采取一系列手段，妄图把石门培植成他们长期侵占华北的军事基地。他们一方面大量增加兵力，拓展城市规模，强化城市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在这里扶植傀儡政权，1938年1月15日扶植设立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呈文给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称：“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太路起点，物产集中，工商荟萃，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拟请准予设市”。同年10月7日，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签发《行政委员会指令（秘字第1027号）》，批准石门设市。

1941年，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将京汉铁路与津浦铁路连接起来，使石家庄的交通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日伪时期的石门市，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正定城，而成为这一地区新兴的中心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活动在正定、获鹿等周围各县，不断地对石门日伪政权进行打击，所以，石门市只是一个侵略者控制下的军事重镇，在行政、区域管理、经济辐射和文化影响等方面还不具备中心城市的属性。1947年l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在石门市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民政权。同年12月26日，石门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将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标志着其地区政治中心地位的初步确立。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华北大街11号“小灰楼”挂牌，同日，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正式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石家庄专区所在地，管辖正定、获鹿等17个县，从此，真正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在经济辐射、文化影响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彻底取代了正定城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石家庄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

石家庄火车站（旧站）的建立，使石家庄由一个乡野小村成为控燕京南门、扼冀晋咽喉、连齐鲁中原的华北重镇。

石家庄成为河北省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北省省会保定武斗不断，社会秩序一时难以稳定，中央决定将河北省省会迁往石家庄。1968年2月3日，河北省省会变更为石家庄。在动乱中的省会迁移，客观上促进了后来滹沱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40多年后，石家庄市区人口已经从60万发展到近300万，到2010年，市域人口达到1016.3788万人。

经济地理促成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这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石家庄棉粮生产基地决定了石家庄市工业以轻纺、医药工业为主，轻纺工业和医药业的崛起，带动了石家庄的城市发展。全国最大的抗菌素生产基地——华北制药厂就是在反复比较中确定在石家庄建设的。1953年，国家化工部和轻工业部决定建设我国规模较大的医药基地，此项目被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国家有关领导和专家反复调查、勘察、论证，石家庄以丰富的玉米资源、充足的水源、便利的交通和靠近北京等综合优势中选。1953年，投资4.2亿的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分厂和淀粉厂兴建，到1958年，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年产11.5万吨的抗生素企业在石家庄建成投产。以后几年，与之相配套的工厂和医药企业相继建成，石家庄医药工业基地的地位由此确立。

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的纺织企业在石家庄开始兴建。石家庄国棉一厂（1953年4月30日兴建，1954年4月29日完工）、国棉二厂（1954年4月30日兴建、1955年9月30日完工）、国棉三厂（1955年4月1日兴建，1956年10月1日完工）、国棉四厂（1956年2月18日兴建，1957年9月30日完工）、印染厂（1957 年6月3日兴建、1959年4月1日完工）、华新纺织厂（即国棉五厂，1955年兴建，1956年4月一期工程投产）、原大兴棉纺厂（即国棉七厂）和1951年9月开工、1954年又进行扩建的石家庄棉纺厂（即国棉六厂）共同形成了石家庄纺织工业基地。

目前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石家庄市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最大。改革开放以来，石家庄基本形成以医药、纺织、化工、机械、电子、食品、轻工、建材工业为主的工业经济体系。华北制药集团等6家企业进入全国500强。

石家庄市还是华北重要商埠和商贸中心。全市拥有年成交额超10亿元的大型市场10个，南三条、新华集贸中心坚持“买全国”、“卖全国”的大批发道路，很快发展成为“辐射三北”、走向世界的大市场，连续多年跻身于全国十大集贸市场行 列，商品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是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石家庄新火车站

三、悲壮和豪情的滹沱河

滹沱河的历史不仅仅是河流的历史，更是人的历史，是文化和文明的历史，是悲壮和豪情并存的历史。

滹沱河水悠悠向东流，大浪淘沙，把那些在王朝更迭的历史演变中，在滹沱河畔演绎着或悲或壮的历史活剧的枭雄豪强带进了时光的底层、历史的深处。时光无情地消蚀着匆匆过客留下的印痕。但是，有一个王朝，虽然已被历史时光带走了1800年，在滹沱河流域，仍然依稀可以触摸到这个王朝和它的开国皇帝的历史背影，这就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人们都知道，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光武帝。他的基业，就是在河北开创的，而基础，却是在滹沱河畔的真定奠定的。

在滹沱河流域，没有比“刘秀走国”的故事更深入村街里巷了，千百年来在民间口口相传。对于滹沱河流域的人们来说，对刘秀在滹沱河畔开基创业历史的了解，恐怕从掌故传说得来的信息，远比从正史典籍来得广，也传得远，许多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滹沱河之战

最有传奇色彩的，恐怕 是关于刘秀在凌透村渡滹沱河的故事了。西汉末年，刘秀未登基做皇帝前，经略河北，讨伐王莽，败退至滹沱河，无舟可渡，前锋王霸恐军心动乱，诡称河水结冰。刘秀督军赶到，河水竟真的结冰，刘秀军踏冰而过，王莽兵赶到时，奇迹再一次出现，顷刻间坚冰融化，宽阔的河面，只见河水滔滔东流，王莽眼睁睁看着刘秀一干人扬长而去。滹沱河沿岸一些村庄的名字疑与此典故有关，诸如凌透村、水冻村、忽冻村等。

唐代诗人胡曾的《渡滹沱河》写道：“光武经营业未兴，王郎兵革暂凭陵。须知后汉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文天祥对此也写道：“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也留下诗句：“闻道河神解造冰，曾扶阳九见中兴。”诗中的光武，即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而王郎则是伪立天子、在河北围剿刘秀的邯郸卜卦者，不过在传说中变成了王莽，也许是因为王郎名头太小，不足以形成惊险、传奇色彩，所以郎冠莽戴，故事的主角之一换成了“窃国大盗”王莽。

《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滹沱河流域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清代容巫华的一首律诗概括了滹沱河和正定城的战略地位：“起伏沙冈一郡环，唐藩成德汉常山，西抱恒岳千峰峭，南载滹沱百道湾。中国咽喉通九省，神京锁钥控三关。地当河朔称雄镇，虎踞龙蟠燕赵间。”

早在3000年前的春秋时期，滹沱河流域就战争不断，那时滹沱河一代的格局，南边是晋国栾书家族的地盘，北边和东边是鲜虞、肥国、鼓国联合结成的鲜虞部落联盟。这两股势力不停地打仗，通过战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晋国占了上风，灭掉了鲜虞部落政权，控制了太行山以东的地区，从此，鲜虞古国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明建文三年（1401年），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军与建文帝军在滹沱河地区作战，史称“滹沱河之战”。此战中，朱棣督师四面围攻，斩首6万余级，追至真定城下。滹沱河之战成为朱棣得胜登基的关键之战。

在一些朝代，滹沱河还一度是中原的屏障。唐代与李贺齐名的诗人李益，写下一首《临滹沱见蕃使列名》：“漠南春色到滹沱，边柳青青塞马多。万里江山今不闭，汉家频许郅支和。”

战争年代，滹沱河流域成为我冀中军民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战场。《滹沱怒涛》一书中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滹沱河南岸黄壁庄一带的建屏县四区区小队，打鬼子，端炮楼，锄汉奸，加速了日寇的灭亡。”

围绕着滹沱河，还诞生了许多民间传说，“滹沱神术”即是其中之一。相传宋朝年间，龙藏寺（今正定隆兴寺）筑佛建阁，官府派遣数千人到五台山伐木。伐好的木材顺滹沱河漂流而下，没想到水势大涨，数以千计的木材一发而不可收。大家一愁莫展，菩萨显灵于滹沱河上，对洪水说：“留木于此，乃天意也。”顿时，大河波涛不惊，万木戛然而止，龙藏寺的佛阁得以建成。

在滹沱河畔成长的当代诗人牛汉吟诵道：“滹沱河是我的本命河。它大，我小。我永远长不到它那么大，但是，我能把它深深地藏在心里，包括它那深褐色的像蠕动的大地似的河水，那颤栗不安的岸，还有它那充满天地之间的吼声和气氛。”

附：滹沱诗行

过中渡二首（宋·欧阳修）

其一

中渡桥边十里堤，寒蝉落尽柳条衰。

年年塞下春风晚，谁见轻黄弄色时。

其二

得归还自叹淹留，中渡桥边柳拂头。

记得来时桥上过，断冰残雪满河流。

渡滹沱河二首（宋·文天祥）

其一

过了长江与大河，横流数仞绝滹沱。

萧王旧事今何在？回首中天感慨多。

其二

风沙雎水终亡楚，草木公山竟蹙秦。

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

过滹沱（明·石玠）

千年形胜此滹沱，道路驱驰自昔多。

短岸几人看日暮，中流有客动渔歌。

冰坚尚忆萧王渡，坂古曾闻太守过。

此日太平无夜警，村村渔火映闲蓑。

真定怀古（元·陈孚）

千里桑麻绿荫城，万家灯火管弦清。

恒山北走见云气，滹水西来闻雁声。

主父故宫秋草合，尉佗荒冢暮烟平。

开元寺下青苔石，犹有当时旧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