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稿费的风波
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职工业余教育步入正轨。国家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职工业余学校初中教材,其中初中教学课本由上海市工农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编写。也许因为Y在华东地区的职工教育界小有知名度,Y被吸收为编写人员。实际参加编写的共三人,除Y外,另一位是上海静安区的王抒老师,还有一位是宁波的金才华老师。Y是主角。赵宪初、余元希审稿,最后由上海市工农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的谢培审定。
由Y起草编写提纲,经专家们审定修改予以通过。1981年春动手编写,并于该年暑假在上海建国饭店集中力量,逐章修改。1982年夏经福州、广州两地举行的审稿会议正式通过审定,同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发行30万册,后又第二次印刷,累计发行100万册。此课本分代数、几何两册,供干部、职工业余学校使用。
1982年秋,Y收到了数额为1200元的稿费,汇款单的收据地址为宁波市教育局,收款人是Y。这件事很快被大家传开,引起关注。在那个年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汇款单上盖有“巨额汇款”印章,Y去鼓楼邮局取款时,不能在柜台里取,需上楼到邮局办公室办取款手续。那里的工作人员对Y刮目相看,问他为何一笔稿费有这么高。Y淡淡地说:“不是属于一个人的,还有几个人要分。”
Y得到稿费后很烫手,怎么处理好呢?Y首先想到的是交一笔50元的党费。有一天,他正想把这一想法告诉自己的上司,未等他把话说完,上司对他说:“我们是想问你,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笔稿费?”Y回答:“我交50员党费。”上司不作声,十分明显对Y的决定不满意。于是Y又接着说:“我是来征求意见的,你说该交多少党费?”
那上司说:“交多少党费是你自己的事,不干涉。我们想,你为编写教材出差外地的费用扣除下来,剩下归你。”
Y一听,笑着说:“如果是这样,那不仅不需要上交,还要倒找我一百多元。”
上司被搞糊涂了:“这是咋回事?你说详细一点。”
“你可向计财科陈科长去了解,出版社早已考虑到出差费用,通过省教育厅事先汇给局里500元,并声明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编写结束后结账,多还少补。结账下来还剩一百余元,陈科长说上面拨下来的,不再还给上面。他已把科里徐和钱的出差费,都算在我身上。后来上面又补了几十元,账早已轧平。”
那上司无言以对,想了许久说:“你该明白你是代表组织去参加编写,要是你不在工农教育科工作,哪里会轮到你?”
此言有道理,Y爽快地回答:“我愿意上交,但给其他人的稿费,包括审稿费、校对费都要分掉。他们是否上交是他们的事,别人的钱难道也要上交给我们局里?”
最后,经上司的上司批准,Y的稿费部分作6∶4处理,Y得6成,上交4成。
Y到邮局向上海汇款后,把汇单存根拿给上司,一看便明白,Y自己只分到400元,然后上交了约150元(其中扣除了汇款),那1200元汇款单属于Y的不到260元。这正是应了宁波人的老话“奔奔前头,拿拿零头”。
款上交给谁?上司告诉他交给局办公室。上交好后的第二天,Y觉得不对,既然交款,总得有一张收据给自己,这样也可向相关人员有个交代。于是,Y向办公室主任讨收据,那办公室主任说:“没有要上交的明文规定,入不了账,这钱给你们科里作小金库了,我无法出收据。”此时,正好分管财务的副局长经过。那办公室主任拖住了副局长说:“Y要出张收据,怎么办?局里应该通报一下Y编教材上交了多少稿费,对他也有个说法。”
结果,根本没有通报此事,还背地里传言Y“翘尾巴”。Y也不是省油的灯,一气之下写了篇《翘尾巴辩》的文章,发表在《宁波日报》“明州论坛”栏目上。其中的意思是,动物的尾巴是有功能的,并不是像电影《决裂》里那样,是用来讽刺挖苦大学教授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动物翘尾巴是为了保持身体平的需要,而所谓知识分子“翘尾巴”是一种保持人的心理平衡的需要,无非是为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敢说实话、真话而已。
诚然,Y的稿费少得了。但他赢得了上海合作者的尊重,为后来他们对他工作的支持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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