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铁三角”

1．冲破“铁三角”

长征的起因及湘江战役前的敌我态势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加之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和党中央代理书记博古的错误指挥，致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盲目地与蒋介石调集的30万强敌“堡垒对堡垒”拼消耗，红军在各路战场上屡战失利，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毫无希望。

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经丧失子60%的地盘，打到最后只剩下6个县城。中央红军在与强敌的多次消耗作战中也因大量伤亡而人员锐减。

30万蒋军仍在继续由四面八方向红军实施包围压缩，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在中央苏区周围建起了由铁丝网和坚固工事连接起来的碉堡圈，用以封锁苏区对外联系的一切通道，并以火力捕杀每一个进出警戒线的可疑人员。他们以此卡住了苏区的一切贸易。苏区军民既不能将稻谷、玉米卖出去，也无法买到急需的盐、煤油、棉布等物资……

在此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同）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蒋军的“铁桶”箍不断拉紧、根据地节节萎缩的情况下进行的。蒋介石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并不知道“铁桶”内的红军正在干些什么，他跟蒋介石及所有的蒋军官兵一样，一直以为还是毛泽东在指挥整个红军。直至红军长征在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1936年，他们才发现毛泽东曾在那一年多时间内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红军“搬家”的各种准备紧锣密鼓。除了最高决策层，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被迫“离家出走”，更不知道“背井离乡”到何处去，各人只奉命做该做的工作。

为了使中央红军主力挣开蒋介石的魔爪，冲出赛克特的“铁桶”，中革军委“三人团”决定：派两支部队为前导，退出湘赣边区根据地，一支向湖南中部转移，与红二军团（当时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另一支由闽浙赣边区北上，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会合。

红军派出两个军团从东西两面突围转移，旨在引开合围中央苏区的蒋军主力，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和苏区机关定于10月初的大突围。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改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从中央苏区的东部杀出蒋军的合围圈。部队从瑞金出发，军团长寻淮洲率军单刀直入，一鼓作气冲破了蒋军的层层封锁，渡闽江，攻福州，转战闽东闽北，再北上浙西，最后到达皖赣边区。

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大转移的先遣队向西突围，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或到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汇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辅助中央红军的转移作战。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等领导人的率领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9月2日，红六军团进抵湘桂边界，由清水关进入广西。9月4日，红六军团经全州的石塘、麻市直抵湘江东岸，在全州凤凰嘴的董家堰找到一条卵石的滚水坝涉水渡过了湘江，而后登上越城岭，进至西延乡的大埠头（今资源县城），稍事休息后即向湖南城步县境内转移，最后摆脱了追堵的桂军，逐步向着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靠拢。

在先遣部队红六军团西征两个月后，1934年10月10日前后，中央领导机关、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和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8．6万余人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全面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当时的目的是去湘西北同二、六军团会合。

经过近一个月的奋战，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由湘南的门户汝城、宜章一线向临武、蓝山、道州急进。

中央红军的大规模西进，暴露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于是，蒋介石开始调兵遣将，紧急部署湘江战役，妄图迫使红军在潇水至湘江以东地区与之决战。辎重缠身，包袱沉重的红军队伍缓缓西进，在湘南走了整整20天，于11月22日才进至潇水之滨的道州，在敌人三路合击的紧急情况下，又匆忙作进军桂北、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准备。而此时，敌人已基本准备就绪，只等红军钻进“铁三角”。

中央红军已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湘江战役的成败将决定红军的生死存亡。

当时的中央红军，虽在突破三道封锁线的多次战斗中有所减员，但总的建制和序列还是完整的，除了党中央、军委、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人员所组成的军委一、二纵队外，整个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有作战部队十二个师，计三十六个团，全军进入广西时尚有7万余人，装备有3．3万多支步枪、700余挺轻重机枪、15门迫击炮等。

11月23日，进驻湖南道州（道县）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作出决定：为进入广西突破湘江防线而迅速开辟西进道路，打击尾追之敌。首先，决定打击尾追我军的周浑元第九十六师、李云杰第二十三师，而后迅速脱离敌人，于25日前全部渡过潇水；一部攻占湘桂边界的蒋家岭、永安关，一部向南袭取江华。

正当中央红军准备从湘桂边境的雷口关、永安关等关口进入广西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与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和坐镇衡阳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发生了矛盾，湘江防线的敌情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桂军为了自身的利益，已在湘江防线向红军敞开了一条无主力防守的过境通道。

桂系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判断：红军只不过是路过广西，不会在广西立足。他们认为：朱毛红军有10万之众，来势凶猛，桂军只有两个军，辖五个师十六个团，总计2万余人。“归师勿逼，逃师更不可逼。”如用2万人去堵十万红军，不被红军吃掉，也会打得两败俱伤。无论出现哪种结果，蒋介石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尾随而进入广西腹地，最终而导致广西沦为老蒋的天下。这显然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最担心的事。

早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际，白崇禧的老同学——桂系派驻上海潜伏于蒋介石军方核心机构的王建平给白发来密电，说蒋介石已采用其幕僚杨永泰的毒计，旨在“一举除三害”。电文说蒋介石的意图是“压迫共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国军的大举进入，如此而一举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既然知道蒋介石要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消灭广西李、白和广东陈济棠的军队，所以桂系自有自己的打算。为确保自身的利益，桂系的高级军事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硬堵，而最佳办法是：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湘、桂边境一带，摆出奋力堵击红军并与之决战的架势，用以应付蒋介石。如果红军仍沿肖克六军团故道过境，桂军则向南后移，在桂北让出一条通路，使红军尽快过境，而不让其进入广西腹地。红军通过时，可相机实施侧击或追击，这样既可促使红军快走，也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桂系采用这样的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存实力和地盘。

桂军南移前的11月20日，桂系前线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便指示其高参刘斐以李宗仁的名义向蒋介石直接发电称：“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这时，桂军已作好南移的一切准备，个别部队已悄悄南行。22日，被白崇禧糊弄了的蒋介石复电同意。一夜之间，桂军主力全线南撤，仅在全州留两营干训队，灌阳留一个团，兴安留一个团，其余皆南移至桂林、平乐、阳朔、恭城。就这样，从全州到兴安60多公里的湘江沿岸已无重兵把守，湘江防线向中央红军敞开了。

第二天，即11月23日，何键的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得知桂军南撤的消息后立即向何键报告，何令刘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州，同时命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企图迟滞红军的行动，以便使刘建绪部能及时赶到全州填补桂军南撤之空档，继续实施其将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的罪恶阴谋。

这时，已进至道州潇水一线的中央红军如利用桂军南撤留出通道的有利时机抓紧时间轻装急进，则可在一昼夜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不肯丢弃辎重而背着沉重包袱的中央红军仍按部就班、慢悠悠地行进，耽搁了最为宝贵的三天时间。

长征史上最激烈的一场大战——湘江血战

应该说，湘江战役是在我军尚不了解敌情变化的情况下拉开序幕的，是在一种被动且带有一定盲目性的情况下作出战斗部署的。正是这样，红军主力才在几处主要掩护战场上付出了惨重代价。

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作出决定：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向西翻过越城岭进至湘西南地区，以期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合。

当时，我军对敌情的侦察了解是：北面之敌是何键的第一、二路“追剿军”，南面和西面是桂系军队的主力（其时桂军已南撤留出通道，我军并不知道），而第三、四、五路军仍继续尾追我军。因此，军委作出判断：敌人的战略企图是在湘江沿岸阻击我军，并从两翼和后面夹击我军。

为实现我军的进军目的，军委决定以红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组成进攻部队，连续占领各山脉关隘及重要路口，并派主力一部于全州、兴安间渡过湘江。首先，必须坚决迅速的消灭敌人的第一、二路军及与我接触之桂系部队，然后以一军团一个师及五、九军团为掩护部队，在潇水及营山隘口阻止敌人第三、四、五路军前进，当其急进时，则坚决消灭其先头部队。

按照上述总的部署，中央红军决定分四路纵队进入广西向湘江地域前进：第一纵队，一军团主力沿道县、蒋家岭和广西灌阳县的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二纵队，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第十三师经雷口关及文市南面前进。第三纵队，三军团、军委二纵队及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经小坪、邓家沾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然后向兴安县地域前进。第四纵队和八、九军团经永明（今江永县）或绕过永明县城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显然，中央红军总部在作出上述部署时，尚不了解桂军从湘江地域撤防的情况。此四路进军计划，旨在全面打乱敌人的防御部署，以多路前进抢渡湘江为目的。

11月25日午夜，红一军团二师的四团、五团前出湘江后，发现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并无敌人主力，桂北重镇全州也十分空虚，而湘军正由黄沙河向全州县城推进。

这时，红军总部已进至广西境内灌阳县文市圩的桂岩村。在红军总部，李德、博古、周恩来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正在开会研究敌情。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来电告知：他们已进至湘江防线的界首，并准备在那里占领阵地阻击由兴安北上的桂军一部，他们一路顺利，湘江防线极为空虚，建议总部和后面各军团从速向湘江进发……

与此同时，由全州县境石塘进至大坪附近湘江渡点的红五团再次来电：全州城防确实空虚，湘江沿岸除少数民团守护，并无其他守敌，加之冬季河水很浅，他们五团已在大坪徒涉过了湘江，何键的一、二路军正疾速向南推进……

这时，昼夜急行军的三军团四师也来电称：他们已过麻子渡，正向界首急进，一路并无敌踪，望总部速令军委纵队和后卫部队加速西进……

然而，由于李德对占领全州的决定已晚，使过了湘江的红五团接到紧急命令赶到全州城外时，发现湘军刘建绪一路军的大部队正在陆续入城，城防各隘口的兵力成数倍增加，湘军还向县城南面派出了大量警戒部队。显然，守城湘敌已经超过一个师。

红五团这么一支经过长途行军已疲惫不堪的队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从数倍强敌手中夺占全州。扼守湘桂走廊的桂北第一座古城，就这样被湘军占领。

占据全州的湘军刘建绪部开始向南延伸。他们已奉命经才湾、咸水圩向界首挺进，以求与兴安南下之桂军衔接，全部封锁全州至界首、兴安间的湘江，堵击由灌阳文市西进的红军。

紧随刘建绪部的是第二路追剿军，即中央军薛岳部的四个师，他们在接替刘建绪的黄沙河阵地后又继续向南推进，与刘部形成于湘江西岸逐次向南压迫并彻底阻断红军去路的态势。

原本空虚的湘江防线、敞开的百里过境走廊，早就给绝境中的红军留出了一线生机。可是，因为坐失抢占全州的良机，冲破三道封锁线的7万红军再度陷入了绝境！然而，绝处却仍有几分化险为夷的希望存在。

据红一军团先遣五团和刘忠侦察分队的情报，到11月27日，全州以南至兴安的湘江仍然空虚，几十里湘江还是没有桂军正规部队来守。

只要挡住从黄沙河南进到全州城的湘军，还可以保住全州以北至兴安段的湘江渡点。

红军如能抓紧在一两天内过江完毕，还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军理应及时收缩八、九军团，将三、四纵队改为左翼部队，全军精简辎重，急速从雷口关、永安关大举入桂，直抵湘江。如果是这样，全军至多在两日内即可通过湘江地域。而这时仍执行李德的四路入桂的计划，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也是被动的。

11月26日，我军第一纵队进入广西灌阳文市地域；第二纵队进人灌阳文市以南之王家、玉溪地域；第三纵队在邓家源因山道不通受阻后改道由雷口关入桂，主力到达灌阳水车地域；第四纵队仍在都庞岭以东向南，离主力前进路线越来越远，八军团攻占永明，九军团主力仍在江华的石桥、江渡一带，整个第四纵队处在被动地位。

11月27日，右翼一军团二师占领了从全州屏山渡到兴安界首的湘江渡点。军委原令其相机占领全州以取得阻击湘军南下的有利地位，由于湘军先我军到达，我军只好在桂（林）黄（沙河）公路之脚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敌。

这时，左翼红三军团前锋张宗逊所率第四师也到了湘江并抢占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县城的桂军。三军团第五师则在师长李天佑的率领下抢占了新圩以南枫树脚、杨柳井一带的山头阵地，阻击从恭城回顾灌阳的桂军主力。

接到新的命令后，九军团由江华北上永明，随八军团之后向三峰山攻击前进，受到了桂军和地方民团的猛烈阻击而无法前进。鉴于湘江渡口已为我军占领，从雷口关、永安关至湘江的通路上暂无敌军，军委最后于11月27日晚方才决定：八、九军团立即改道，以强行军赶到雷口关进入桂北，跟上主力抢渡湘江。

至此，中央红军总部终于改变了四路进军的格局，并以前锋抢占了湘江渡口，做到了乘敌之隙，形成了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总体上还是晚了一步。

当时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尾追红军的敌二路军周浑元部已于26日占领道州城，我八、九军团从近百里外的江华北上雷口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敌切断。这时，白崇禧看到湘军已占道州城，为防止周浑元的“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便下令桂系第十五军从恭城南返灌阳，在新圩以南马渡桥至枫树脚一线山地展开，准备截击我后尾部队并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桂北；另外，于27日先我抢占全州县城的湘敌一路军刘建绪部正向南推进。

四路敌人已形成南北两面步步迫近、一头一尾前后夹击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如不当机立断迅速摆脱被动处境尽快渡过湘江，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从灌阳文市地域到湘江仅55公里，本可以一昼夜赶到，但还是因辎重压身而慢悠悠地走了两天多时间。

就在这两天时间里，敌情进一步恶化。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于27日从湘军一路军司令刘建绪的报告中得知桂军南移后湘江防线无兵把守的情况后大为震怒，于28日发电给桂系，严斥桂系“放弃堵剿朱毛赤匪之职责”，严令湘、桂两军对已过河的红军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进行堵击，仍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

接此严令后，“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即下令抢占全州的刘建绪部三个师迅速南下，妄图封锁从全州至咸水的湘江沿岸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到灌阳的防务。狡猾的桂军却未按蒋介石和何键的旨意沿江北上与湘军衔接以全面封锁渡口，而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而防红军南下桂林，另以主力北返灌阳新圩向我后续部队发起攻击。桂系如此行动，还是奉行“只追不堵”的方针。他们在新圩向红军发起侧击，既可向蒋介石交差，又能防止“中央军”借尾追红军大举入桂。

当朱德在11月27日傍晚先后给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下达左右翼阻敌掩护的作战命令时，左翼灌阳的桂系敌军和右翼全州的湘系敌军并未积极主动出击。

可以说：如果当时中央红军以完全轻装加速西进，则完全可以在第二天晚上开抵湘江渡点。这时，两翼敌人尚未夹击到位，红军便已大部渡过湘江。

然而，历史的结局却是那样的出人意外。

一天可以走到的路程竟然走了两三天。

由此而造成的悲惨后果，则是红军将士鲜血和生命的付出！

11月27日晚，红军扼阻各路敌人、突破湘江防线的作战部署已全部下达。当时的整个军事格局和敌我态势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红一军团二师正在全州南面的脚山铺占领湘桂公路两侧山头构筑工事，准备迎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

红三军团四师正向界首以北兴安方向的光华铺前进，准备扼阻由兴安北上界首的桂军；

为保证红军西进队伍不被切断，红三军团五师一个团正由水车、苏江向灌阳方向的泡江山路进击，以击退桂敌一个团，接应后续入桂的红八、九军团；

红三军团五师主力十四团、十五团在夜行军途中接到命令即改向新圩急进，在新圩以南之杨柳井与马渡桥之间的山沟大路上发现桂敌先头部队，占领灌阳城南五华里马渡桥的桂军正向新圩方向开进，红五师即抢占山头准备阻击；

红一军团之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奉命在灌阳文市和全州两河之西北监视全州南进之敌，以确保红军右翼中部的安全；

红五军团主力三十四师及三军团六师的十八团仍在道州之蒋家岭和湘桂边界永安关、雷口关一带回击追敌第三路军周浑元部；

当夜至28日凌晨，红军中央纵队在两翼的掩护下，从灌阳水车、伍家湾等处过灌江浮桥，经陈家背向全州的石塘、麻市方向西进；

红八、九军团攻击三峰山隘口未克，当日下午接到紧急命令后，晚上再度组织强攻，仍遭到桂军和民团据险顽抗，红军屡攻不克，伤亡惨重，不久则接令改道北上随三军团之后由雷口关入桂。

直至这一天，蒋介石精心布置的“铁三角”和“口袋阵”方才开始发挥作用。

红军必须左右开弓，四面撑开，然后不惜代价拼出血本，从西面捅出一个洞来，才能钻出“天罗地网”……

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一天只走20多公里，使得后卫五军团及最后入关的八、九军团无法及时过江。而担任两翼掩护的一、三军团，为阻击敌人而不得不拼死坚守阵地，从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11月28日清晨开始，我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十五两团在师长李天佑的指挥下，在灌阳县新圩之枫树脚、杨柳井至板桥铺一线山头阵地抗击桂军两个师又一个团，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红军将士与强敌浴血奋战，拼力争夺，表现了撼天恸地的英雄气概，师参谋长胡震、团长黄冕昌不幸阵亡，有的山头直到打得只剩一个人仍在肉搏战斗。到30日奉命交防撤出战斗时，全师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人员损失1000多，以折损过半的代价掩护了中央纵队安全渡江。

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则在界首渡口及其以南的兴安县光华铺一带顶住了桂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的猛烈进攻，还多次打退了偷袭湘江渡点的敌人。30日一天之内，团长沈述清和接任团长的原师参谋长杜中美先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11月28日下午开始，红一军团第二师在全州脚山铺凭借几座山头阵地英勇阻击着陆续顺公路南下的湘军三个师。30日凌晨，第一师赶到与二师并肩作战。红军将士在脚山铺公路两侧的山头上，与装备精良且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浴血奋战。有的山头阵地打得只剩下几个人。当天，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在山头上战斗到最后饮弹自戕而壮烈牺牲，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团长耿飚挥舞马刀冲入敌阵直杀得满身血糊……当晚，已付出重大伤亡的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被迫向南退守珠塘铺、白沙至夏壁田、水头的第二道阻击线上，继续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步步推进的敌人。

新圩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以及界首渡口保卫战，红军在每一处都打得英勇顽强且异常艰难。三天的浴血奋战，一、三军团主力终以惨重的代价，拱卫了中央红军向湘江及以西地域的通道，使军委纵队得以在30日午夜顺利渡过湘江。

军委纵队过江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三路强敌在突破我军阻击阵地后正节节推进，步步为营，而这时我作战部队十二个师还有三分之二尚未过江。

12月1日凌晨，除军委纵队已过江外，中央红军的十二个师，已到达湘江以西的只有四个师，他们是：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三军团的第四师、第五师。

当时尚未过江的还有以下八个师：一军团第十五师，三军团第六师，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师，八军团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三师，九军团第三师、第二十二师。

敌人正在对赶往湘江的红军加紧压迫，妄图截断未过江的红军部队，而后消灭于湘江东岸地区。

当时，从全州南下的湘军三个师，在攻占脚山铺阵地后继续向南推进，力图与由兴安北上之桂军在界首一带对接，达到最后完全封锁湘江渡口的目的。

而从灌阳北上的桂军两个师又一个团在攻下红五师的新圩阻击阵地后，已在陈家背、古岭头一带展开，旨在阻断正在过境的红军后续部队。

在兴安以南光华铺的桂军一师又一个团，趁我红四师十团力所不支而向后撤退之机，即向北尾追至塘家市一带，企图配合全州、新圩之敌切断湘江通道，会攻红军后续部队。

湘江战役之成败千钧一发，如何保卫湘江渡口，组织、掩护湘江以东部队迅速过江，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最后决战关头到来了。

11月30日夜晚和12月1日白天，是整个中央红军最险恶的一天一夜。

一军团能否在界首以南珠塘铺、白沙一带迟滞湘军，三军团能否在光华铺、塘市一带挡住桂军，关系到整个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蒋、桂、湘三军的“铁三角”正越夹越紧，红军很快就会被截成两半！

竭力保持湘江渡口，掩护并组织江东部队昼夜兼程过河，已是红军的当务之急。

12月1日凌晨3时半，一、三军团首长接到中央局、军委、总政联合发出的最强硬的作战命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

军　委

总　政

一日三时半

12月1日成了湘江战役最为关键的一天。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激烈的战斗主要在脚山铺及以南地域进行。在我红一军团十多公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里，我红军将士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红军战斗人员损失惨重。直至中午，红一师、红二师交替掩护，逐次退守，最后撤出战斗。

与此同时，在新圩枫树脚至板桥铺接防的我三军团六师之十八团及在光华铺地域的红四师也与桂军展开了殊死战斗。这些战场上的英勇抗击，为掩护红军后续部队相继渡过湘江争得了时机。

至12月1日晚，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大部得以渡过湘江，而红八军团一部不幸被敌击散，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之大部、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在灌阳新圩至全州石塘一线被打散，红五军团之三十四师被敌切断后在返回湘南道州途中多次遭敌伏击、围攻而全军覆没。

至此，历时八天的湘江战役以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防线而结束。蒋介石虽然在此次战役中投入嫡系部队和湘、粤、桂地方军阀部队共26个师近30万人，但最终未能阻挡红军西进的铁流。

在湘江战役中，我红军将士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广大指战员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顾全大局，不怕牺牲，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坚决执行命令，以鲜血和生命粉碎了敌人将我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的阴谋，使中国革命走出了死亡通道，使脱离险境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能在日后的征途中为中国革命导航。

湘江战役的结果及其影响

反第五次“围剿”以来的迭次失利，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数万红军将士的鲜血和生命，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再也无法忍受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1934年12月上旬，8万多红军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敌人的湘江防线，约3万人渡过湘江登上了越城岭，翻过老山界到达湖南通道县境内。

12月1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道城外一家农户的厢房召开紧急会议，应邀参加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起到了支配作用。会议决定：避开十倍于我的强敌，放弃李德、博古既定的进军计划，不再前往湘西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合，而改向贵州的黎平进发。由于与会大多数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李德、博古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在通道转兵向贵州黎平。

12月18日傍晚，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以铁的事实几次发言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路线；毛泽东则再次阐述他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意见，重申向贵州进军的主张，正式建议红军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进发。

1935年1月8日，红军攻占遵义城。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城内的柏辉章公馆召开会议。这就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遵义会议。

会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的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周恩来、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先后对李德、博古“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撤销了最高军事指挥权，而毛泽东则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被推为三人军事小组成员。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而由此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