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勇有谋斗敌人

4．有勇有谋斗敌人

周恩来战斗在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曾家岩50号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的驻地，周恩来曾住在这里，号称“周公馆”；还有一处是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

这两处都被国民党特务长期监视。“周公馆”是一座三层小楼房，周恩来、邓颖超和一些工作人员住一楼和三楼，二楼却住着国民党特务，传达室也只有一半是中共代表团的，另一半也住着国民党特务。周公馆旁边的街巷里还设有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和周恩来住室的窗子遥遥相对。那里还停放着许多汽车，只要我们中共代表团的汽车一发动，特务的几辆汽车也随即发动，时时准备跟踪监视。

红岩村办事处则被国民党特务的机枪阵地、望哨层层包围，四周布满了宪兵、特务。

周公馆和红岩村相距十多华里，可就在这十多华里的街道马路两旁除了国民党坐探和内勤人员外，还有许多“开茶馆的”、“修鞋的”、“卖烟的”，都是国民党安插的特务、暗探。

周恩来及代表团的一些工作人员还经常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周恩来、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住在这样的虎狼窝里。

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统战工作，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危险四伏。可是，一切监视、盯梢、恐吓都无法阻挠代表团的活动，周恩来带领大家同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粉碎了敌人的一个又一个阴谋。

国民党反动派表面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但他们时刻不忘反共，故意制造事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又在蓄谋制造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下半年，形势急剧恶化，山城重庆笼罩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受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不少群众惶恐不安，有些革命青年动摇了，各民主党派人士心存焦虑。危急时刻，周恩来审时度势，决定到中华职业教育所主办的“青年星期讲座”作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时间在1940年9月29日，地点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剧院实验剧场”。海报由工作人员一张一张地贴出去了，整个山城反响强烈。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同志周密筹划、多方准备。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和同志们商讨，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派工作人员邀请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演讲会；组织进步青年发挥骨干作用；负责会务的同志事先商定了保护会场的措施，防备国民党特务的捣乱。

在我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敌人也蓄谋破坏、暗中阻挠，他们派出了大批特务，恐吓青年，威吓群众。演讲还未开始，敌我双方已经展开了看不见的激烈斗争。

由于准备充分，演讲如期进行。可容纳千余人的会场，被蜂拥而至的青年、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但是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还不断拥来，顿时会场内外人山人海。蓄意捣乱的国民党特务、暗探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周恩来来到会场后看到如此情景，分外高兴，但又担心会场小，人太多，影响效果，于是和同志们商量，临时决定改变演讲地点，到张家花园的巴蜀学校的操场上去演讲。与会人员像一条巨龙迅速有序地涌向巴蜀操场，国民党特务却被挤得七零八落。

操场上设备简陋，只在中央拼摆了几只方凳，周恩来就站在方凳上开始讲演，三四千人围在他的四周，静静地听。没能挤到前面的人，有的上了篮球架，有的爬上了树，还有一些连树也不得爬的人就到操场外的山坡上远远地听。

周恩来讲了国际形势，讲了中国抗战的光明前景，讲了目前中共军队的抗日战斗，整整说了三个小时。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时为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当讲到我党的政治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不少青年连连叫好。

周恩来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各阶层群众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增强了人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为今后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做了舆论准备。演讲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一击。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在皖南的六个团共9000余人，由安徽泾县的云岭北上，到达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80000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战士在叶挺指挥下浴血奋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千余人突围外，绝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叶挺等千余人被俘，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皆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激战中，新四军军部向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出急电。在红岩村办公室的周恩来收到急电后，立即同国民党交涉，并提出严重抗议。

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对抗议置之不理，还诬蔑新四军是“叛军”，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提出将叶挺军长交军事法庭审判，并调集20多万军队向我江北新四军进攻。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攻势达到了顶点。

在此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坚决予以回击。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记者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这可吓坏了国民党，他们怕全国人民了解事变真相，于是采取了新闻封锁措施，在报社送检时扣压了《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新华日报》被迫“开天窗”（即出现空白版面）。面对狡诈的敌人，周恩来处变不惊，决定以题词的形式披露“皖南事变”的消息。1月17门深夜，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挥毫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新华日报》社立即以木刻制版，灵活机智地躲过了国民党的检查，于18日黎明前刊出。报社工作人员发动聪明的小报童运送散发报纸，小报童们接到命令后，一早起来，从报社的营业部领来报纸，有的裹在行李里，有的放在箩筐内，巧妙地躲过军警的盘查，把报纸运送到重庆城内，并一张张送到订户家里。有的报童还勇敢地跑到国民党官兵的宿舍，从门缝中把报纸塞进去，或是往墙上张贴。报纸上周恩来的题词，就像重磅炸弹一般，在山城重庆的各处炸响了，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险部署。重庆各界了解到事变真相后，纷纷谴责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国民党反动派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

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派出许多特务殴打报童，扣留报纸，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门窗。

周恩来据理力争，严正抗议，同时还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告知各民主党派及在重庆的各国友人，使事变真相大白于重庆，大白于全国，大白于世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以及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纷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不义行径，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痛斥蒋介石的反共投降罪行。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各阶层人民积极要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反对反共的内战。国际舆论也同情和支持我党的正义自卫立场。

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处在虎狼窝里的“周公馆”和红岩村，更是危在旦夕。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担心同志们的安全，担心办事处的安全，但他依然十分镇静，要求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做好最坏的打算。

1月17日晚上九点，在红岩村二楼办公室，周恩来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他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国民党反动派灭我之心不死，故意制造事端，到处寻衅闹事，企图消灭共产党。既然他们胆敢倒行逆施向新四军举起屠刀，那么他们会不会撕毁两党协议，与我党彻底决裂，向红岩村再举屠刀？听到这里，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感到了形势的危急。久经斗争考验的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强压着愤怒，与大家分析形势发展的几种可能，然后用坚定的语气说：“同志们，形势严峻，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突如其来的事件，不要惊慌失措，要镇定自如，从容处置。万一敌人来袭击我们，我们要迅速烧掉党的机密文件，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不要怕坐牢，不要怕杀头。如果我们被抓，大家要统一口径：男的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女的就说是家属……”大家一一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为了使同志们少担风险，又说：“我们红岩村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万一被捕，敌人问及我们党的情况，就说我们党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红岩村和曾家岩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及其他情况就说一概不知，让他们去问支部书记，问我周恩来！”

连续几天没能好好休息，周恩来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这沙哑而又饱含深情的声音却使每个人动情。一时间群情激昂，有的人举起拳头，有的人拍着胸膛，纷纷表示决心：“周副主席，放心吧，我们不会给共产党丢人！”“放心吧，周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照你说的办！”“周副主席，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战斗的激情交融在一起，战斗的集体凝聚成一块钢铁。周恩来目光炯炯，扫视着每位战士，同时伸出双手，一时几十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几十张嘴发出共同的誓言：“我们要同生共死，和敌人斗到底！”

牺牲，为革命而牺牲，当然是死得其所，但也要把牺牲降到最低限度。望着这些朝夕相处情深意厚的战友们，周恩来语调沉重而又坚定地继续说道。“同志们，我们是国民党请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我是党的负责人，万一发生这种事，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同他们交涉，尽最大可能保证同志们的安全，尽最大可能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

接着，周恩来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刑场上的婚礼。

为了革命的需要，周文雍、陈铁军假扮成夫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朝夕相处，志趣相投，虽然彼此真心相爱，但为了神圣的使命，为了革命事业，他们顾不上谈情说爱，而是一心一意地拼命工作。由于叛徒告密，他们被国民党逮捕了。在狱中，他们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没有吐露党的半点机密。刑场上，他们手挽手，肩并肩，正义凛然而豪迈地宣布要正式举行婚礼：“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他俩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随着几声枪响，这对夫妻倒下了。他们的英雄行为使人敬佩，使人感动，在场的群众无不为之落泪，就连一些国民党士兵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虽然，周恩来的语音不如往常清脆，但却格外感人，这撼人心魄的故事，使同志们感奋不已。大家纷纷表示：“向烈士学习，要牺牲，我们一同牺牲！”“怕死不是共产党员！”

最后周恩来又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要镇静、要做到临危不惧”。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马上研究对策，1月20日致电周恩来，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内离渝”。

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我党怕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再次不顾道义而袭击重庆的共产党机关，也怕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骨干力量受到迫害，给党造成更大损失。

在此危险时刻，去还是留？周恩来经过全面考虑，毅然决定暂不撤离。他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

几天来，在重庆，我们共产党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采取各种形式，已经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形势有可能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统一战线还有可能维持下去。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维持统一战线。

党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由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党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蒋介石受到各界一致谴责。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至此，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周恩来临危不惧的风范受到世人的敬慕。

叶剑英舌战蒋家军

“叶剑英舌战群儒”是董必武对叶剑英的由衷赞誉，毛泽东也多次这样称赞叶剑英。这看似无头无尾的赞誉从何而来呢？这“群儒”又指什么人呢？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40年3月初，也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刚刚被共产党粉碎之后。蒋介石不甘心反共阴谋的失败，便再施诡计，打算借3月4日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例会的讲坛，唆使走狗向八路军大兴问罪之师，企图将秋季作战失利的责任推给共产党、进而为反共制造口实。

为此，他指使手下参谋长统一口径，一齐讨伐共产党、讨伐八路军。他还做了一条规定，限每位参谋长发言不得超过30分钟，一人发言时别人不得插话。这一着的确够毒辣的：蒋家军的发言人多达几十名，而我们仅有叶剑英一人，而且仅能占用30分钟，叶剑英即便有千张嘴，也难以在30分钟内辩明冤屈，这样，他们就可以冠冕堂皇地给八路军定罪了。

红岩村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有的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可能又是老一套：总结前一段战事，布置下一步的训练，叶剑英参谋长可以不参加会议。叶剑英与董必武、博古等领导同志认真商量后决定：叶剑英一定要参加会议，而且要做好几种准备，以防敌人搞阴谋。会后，红岩村领导派出许多同志，通过各种渠道，打听3月4日参谋长会议的有关情况，终于获悉了会议的特殊安排和蒋介石的圈套。于是叶剑英和战友们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了解国民党军各位参谋长的情况和发言内容；收集前方战报，整理十八集团军的辉煌战绩；收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消极抗日的证据；收集日本战报，作为反面材料。

经过周密的准备，叶剑英在3月4日准时出席了会议。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简要总结了秋季对日作战失利的情况之后，就将矛头指向了八路军：“近来，不断有人上报说秋季抗战失利。八路军负有主要责任，该军有‘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团结’，‘袭击友军’，‘乱发钞票’，‘制造摩擦’等诸多不法行为。为整顿军队法纪……请各位陈述己见。”

天水行营参谋长抢先发言，半小时的发言主要意思是：二战区秋季作战失利，是由于新四军叛变，八路军包庇叛军，袭击友军；冀察战区失利，则是由于八路军躲避日军，袭击友军。

接着发言的是二战区参谋长楚某，冀察战区参谋长黄某，三战区参谋长章某，十战区参谋长周某，三十四军参谋长罗某，他们众口一词，轮番攻击共产党，攻击八路军。十战区的周某还气焰嚣张地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有什么限度？”心中得意的蒋介石突然插话——蒋介石也没有遵守不准乱插话的规定。可蒋介石这句带有怂恿意味的话，使一些攻击八路军的人越发胆大妄为了。

心中有数而一直忍耐的叶剑英只是暗暗地记录着蒋家军每位发言人的主要论点，并迅速起草原来不曾准备到的内容。看叶剑英如此镇定自若，他昔日的同学十九集团军参谋长曾粤汉非常不安：“剑英，你看这还了得，都攻得你体无完肤了！”

叶剑英只是淡然一笑：“老同学，别担心！”

第一天的发言结束后，叶剑英急忙回到曾家岩办公室，向其他领导人汇报了一天来蒋家军兴师问罪的要点，又一起分析新情况，准备新对策，调整补充准备好的材料。为了节省时间，军事组连夜写成系统发言稿，然后让叶剑英试讲，发现不足马上改正。这样经过反复推敲修改，终于确定了演讲稿。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与第一天大同小异，仍是兴师问罪，狂轰滥炸，将各战区的失利，统统归罪于共产党。

3月8日，终于轮到叶剑英发言了。只见身着黄呢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的叶剑英雄纠纠地走上讲台。此时全场的目光一齐聚在他的身上，还有人小声嘟囔：“还神气呢，看你怎么收场！”叶剑英镇定自若地侃侃而谈，摆事实，讲道理，针锋相对，逐一回驳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团结”的无耻谰言，还列举大量数据和战例，将八路军几年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获得的光辉战绩公之与众。并且援引了日本“共同社”一篇报道中的一段话：“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慰阿部中将之英灵。”这阿部是被八路军击毙的日军中将。这段话有力地从反面证明了八路军是坚决抗战并取得了光辉战绩的，这也就彻底批倒了“游而不击”的诬蔑之词。

蒋家军的不少参谋长坐不住了，有的气得拼命抽烟，有的铁青着脸，有的恨不能把这个口若悬河的叶剑英给吞了。

刚到半小时，军委会参谋长刘斐就大声叫喊：“30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其用意是不让叶剑英再讲下去。叶剑英镇定从容，但心中也不免犯嘀咕：“怎么办？真要硬讲下去也有违规定。”此时叶剑英急中生智，转身对蒋介石说。

“委座，我才讲了三分之一，你看怎么办？”

这步棋叶剑英可算下绝了：你们不让我讲，我请示蒋介石，若蒋让讲，你们也没有办法；若蒋不让讲，那三分之二的讲话内容便无法向大家汇报，这与会议精神是相抵触的。

蒋介石没料到叶剑英有如此厉害的一招，一时也乱了方寸，只好说：“请讲下去吧！”

叶剑英清了清嗓子，又义正词严地讲了起来，“至于说我们乱发钞票是毫无根据的。”他慢条斯理地从裤兜里摸出一张角票，举起角票说：“你们看看，这张角票已经烂得不能再用了，两边都贴着纸，票面已经显得模糊不清。我们不发一些纸票，怎么办？再说，角票是辅币，这怎么能说是破坏币制呢？怎么能说是乱发钞票呢？这也和说我们‘游而不击’一样，是造谣中伤，是诬陷！”叶剑英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场下鸦雀无声，就连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币制十分混乱，就连一些县都在印制角票。蒋家军当然无可争辩，也只好哑口无言了。

接下来叶剑英又讲到了“袭击友军”的说法，这也是诬陷，“袭击友军”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叶剑英拿出了铁的事实：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八路军。蒋介石这时可沉不住气了，他大声质问叶剑英：“有这回事吗？你要对此话负责！”叶剑英朗声回答：“有！”并迅速把缴获的张荫梧等与日伪军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一宣读。

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可又理屈词穷。本想把中共和八路军攻击得体无完肤，可结果却让叶剑英把蒋家军批驳得体无完肤，蒋介石及其蒋家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叶剑英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的长篇演讲，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再度掀起反共高潮的诡计，为共产党争得了信誉。从此叶剑英威名远扬，蒋家军虽恨得咬牙切齿，却再不敢和叶剑英论战了。

后来，叶剑英舌战蒋家军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

吴玉章一身是胆

1947年2月28日凌晨3点左右，国民党军警一连多人，突然包围了曾家岩。这里住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省委的工作人员和中国共产党驻重庆联络处的工作人员。

接着便是一阵猛烈的打门、撞门声，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破门而入，强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抢劫贵重物品，并把所有的工作人员拘禁在楼下大厅里。

住在楼上的吴玉章被惊醒了，接着就有军警闯入他的住室，把吴玉章软禁起来。吴玉章对这班强盗大声质问呵斥。他马上又意识到《新华日报》馆也一定会同时被包围袭击。他对同志们的斗争精神是放心的，担心的是同志们的安全，于是马上打电话联系，可电话线被切断了；想派人联系，可又失去了自由。

这时，一位军官拿出了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签署的一份公函给吴玉章，内容是限定中共人员3月5日前必须从重庆撤退。吴玉章当即提出抗议：“你们这是破坏和谈，破坏团结！”并要求和同志们见面，这时军警才向他说明，其他人员已被集中在楼下大厅里。

吴玉章不顾军警的阻拦，坚持要下楼和同志们见面，并说：“你们绝不能抓走我们任何一个同志，我要去找孙元良，去找张市长！”军警被吴玉章的威势震住了。吴玉章马上冲出门去，下楼去见同志们，此时他真担心有同志被抓走，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吴玉章一到楼下，看到同志们毫无惧色，心中顿感安慰：“多好的同志啊！”大家一见吴玉章来了，一时群情激愤，纷纷向他控诉军警特务的粗暴抢劫行为。吴玉章对同志们说：“同志们不要怕，他们三更半夜闯进来是无理取闹，是非礼行为，要我们撤退可以，但要有国民政府的公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否则，我们是不会撤走的。再说让我们走也不必三更半夜包围。同志们，我们要坚持党的立场，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吴玉章一身是胆，毫不畏惧，同志们深受感染。为坚定同志们的信心，他对同志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给大家分析形势，他要求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斗争到底；他给大家讲革命前途，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讲了许多先烈英勇斗争、慷慨就义的故事。同志们听了非常感动，纷纷表示不怕流血牺牲，要和敌人斗争到底。

军警特务虽然把这些人拘禁在一起，可对他们的顽强斗争却毫无办法。负责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孙元良不得不出面了。

上午10点左右，孙元良来了，他面无表情地复述了一遍公文大意。吴玉章当即表明了他的态度：“没有国民政府的公文和中共中央的命令，我们决不撤走！”并且义正词严地说：“我已是快70岁的人了，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险没经过？为革命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孙元良见吴玉章威武不屈，也无可奈何，只好回去请示上级。

吴玉章惊人的胆略，和同志们的紧密配合，使孙元良无计可施，僵局一直持续到3月2日。

这期间，吴玉章一再向国民党重庆市长张笃伦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和《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见面。张笃伦和孙元良商量后，只得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到曾家岩和吴玉章见面。向吴玉章汇报情况。他们刚要交谈，一个特务就气势汹汹地说：“只许讲45分钟！”吴玉章严厉地质问：“为什么？我们不是囚犯，难道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准备讲三个钟头……”那个特务也就不敢作声了。

吴玉章由报馆的同志汇报得知：正像他预料的那样，敌人也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馆。事情发生后，报馆的同志马上商讨对策。然后埋藏了收发报机，烧毁了文件，并计划如果敌人实行武装袭击，就捡起凡是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坚决地自卫抵抗。与曾家岩不同的是敌人虽然在夜间包围了报馆，却一直到天亮才敢进门。原来，他们谍报人员的“真实情报”说，报馆内藏有许多武器，并修筑了防御工事，因此敌人没敢“冒险”。这真是笑话，报馆内的所谓“武器”是同志们锻炼身体用的木制品！

敌人闯进报馆后，把人员统统集中起来，并以“机枪点名”、“活埋”、“关集中营”相威胁。这招不灵，又以给愿回家者发路费和安家费来诱惑。同志们的回答却是：“收起你们的那一套吧，我们是不会上当的！”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同志们意志坚定，镇静如常，照旧学习、做操、扭秧歌、唱《国际歌》。

同志们这种临危不惧的表现，不仅感动了周围的群众，有些国民党士兵也受到了触动，有的甚至落下了眼泪。

听了汇报，吴玉章坚定地说：“国民党这些暴行，表明它要最后关死和谈的大门，决心内战到底。我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人格，不怕牺牲。我们牺牲一个，会有一万个人来代替……”

由于吴玉章和同志们的坚决斗争，在党中央的多方交涉下，最后蒋介石不得不答应由美国派飞机，将重庆的中共人员分批送回延安。

3月8日和9日两天，重庆中共人员全部撤回延安，上飞机时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大声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坚决的斗争，灵活的策略

从这些历史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战斗雄姿，我们领略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强意志；我们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伎俩，我们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

周恩来是革命斗争的艺术大师，也是冲锋陷阵的勇士。面对国民党的疯狂进攻和高压政策，他带领战友打了一场场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战。他冲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诉诸全国同胞和世界舆论，使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其反共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使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下去。要挫败蒋介石的阴谋，既要靠斗争艺术，又要有斗争胆略，周恩来集二者于一身，其所作所为令同志们备受鼓舞，使反动派无技可施。

读着叶剑英舌战群儒的传奇故事，我们看到了叶帅的另一种风貌。在战场上，他是克敌制胜的勇将，在蒋介石的讲坛上，他是智慧超群的斗士。他对敌情了如指掌，预作准备，后发制人，把蒋家军驳得理屈词穷。

吴老是久经历史沧桑的革命宿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他沉着应战，针锋相对展开斗争，保护了同志的安全。他的斗争是坚决的，也是恰到好处的。

抗战时期，我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但蒋介石与我党合作只是权宜之计，他一时一刻也未忘记反共，因此要维护统一战线，共产党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与蒋介石的阴谋做斗争，但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和节奏，为此我党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也就是说要出师有名，据理斗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等老革命家正确地运用了我党的这一原则，所以与敌人斗争所向披靡。正是靠他们的这种斗争，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才维护了我党的利益，同时维护了民族利益。

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对敌斗争中，还充分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他们身处蒋管区，随时都有坐牢的可能，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但他们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在危险时刻，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同志，保卫革命利益。善于斗争的他们更敢于斗争。

我们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斗争艺术，更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