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家张孝骞

时间：2023-02-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陈敏章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人和一名资深的医学专家，对张孝骞教授的评价无疑是审慎而精当的。这就是张孝骞家庭的中期经历。当张孝骞于1897年12月28日出生时，父亲张远正在做家庭教师。张孝骞低下了头，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张孝骞把牙关咬得紧紧的，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还有一年的深秋，几个中学同学来邀张孝骞一起去岳麓山观赏红叶。

1．临床医学家张孝骞

“自从19世纪60年代第一所西医医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创建以来，中国西医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西医院里的中国医生屈指可数。本世纪初，我国一批优秀的医学家，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们编写中文教材，创办中文学术刊物，培养了大批中国医学士，从而为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那众多的开拓者之中，张孝骞便是佼佼者之一。”

这是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1988年为纪念张孝骞教授逝世一周年而写下的一段文字。他同时指出，张孝骞教授为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卓越的医学成就，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陈敏章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人和一名资深的医学专家，对张孝骞教授的评价无疑是审慎而精当的。张孝骞一生从医、从教66年，他个人的经历与我国现代医学的起步和发展是同步的。他的足迹，不仅反映了我国医学事业的艰难历程，而且展现了一位中国医生刻苦的求索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做不起校服的孩子

那是19世纪末期，湖南长沙乡下有一位名叫张泽邕的自耕农，突然产生了弃农经商的念头。他将家搬进了长沙城里，开始经营粮食生意。实际上，他不过是办起了一个小得可怜的家庭作坊，凭着一台石碓，舂米出售，用繁重的劳动换起微薄的收入。然而，这个扛惯了锄头的老实农民毕竟不长于商业之道，没过多久，生意便赔了本，作坊只得关门。

这就是张孝骞家庭的中期经历。张泽邕是他的祖父。那个舂米作坊的历史，他只是后来听说的。而家境的贫困，却是他目睹过的事实。

当张孝骞于1897年12月28日出生时，父亲张远正在做家庭教师。他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后来，父亲中了秀才，住进了书院，但家庭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不久，科举制度废除了，父亲为了寻求新的出路，便进了明德专科学校去学习理化，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员。低微的薪金，仍然仅够糊口。在张孝骞最初的记忆中，只是一副副愁苦的面容，一个个衣衫褴褛的身影。

有一件事情，是张孝骞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那时，他进了长郡中学。这是长沙有名的一所公立中学，学生们大都住校。张孝骞由于付不起膳宿费，只得走读，湖南人称之为读“通学”。他早去晚归，中午便到附近的小店去吃一碗面条或一块烧饼。

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校长在校门口拦住了他：“学校准备每人做一套校服。你回去告诉家长，明天把钱交到学校来。”

张孝骞一惊，喃喃地说：“家里没有钱，我不想做了。”

“不做了？”校长打量了他一眼，“其他同学都穿校服了，你还穿这件长袍？”

张孝骞低下了头，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其实，他何尝不想做一身校服呢！可是他知道，家里一定拿不出这笔钱来。自己的弟弟妹妹又多，家里有十来口人要吃饭，二妹孝元长期生病，连买药都常常急得爸爸妈妈直搔头，哪里还有闲钱去做校服！身上的这件长袍，还是用爸爸的一件旧衣服改制的呢！

校长见他那副为难的样子，心里有了几分同情。于是，他改换了一种平缓的语气说：“好了，好了。的确做不了，也就不勉强了。只是，你回家以后，还是对爸爸妈妈说一声，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张孝骞点头答应了，急急忙忙向家里奔去。

一进家门，见妈妈正在纳鞋底。他放下书包，走到妈妈跟前：“妈，刚才校长说……”

话刚出口，妹妹就在床上没完没了地咳嗽起来。过了好大一阵子，她才吐出一口浓痰，接着便哇哇地哭了。

“孝元，不要着急，病会好的，会好的。”妈妈一边抚摩着妹妹烧得绯红的脸颊，一边安慰道。

祖父从里屋走了出来，瓮声瓮气地说：“孝元这孩子的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得想办法去治才行呀。这几天，她咳嗽特别厉害，痰里面还有血丝呢。”

“有什么办法呢，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母亲开始用衣袖抹起眼泪来，不断地拍着妹妹身上的被子，“好孩子，睡觉吧，睡吧，总会好的，总会好的……”

祖父连声叹气，急得直跺脚。

妹妹昏昏入睡了。两颗晶莹的泪珠，在她那瘦削的脸上闪闪发光。

“孩子，校长给你说什么啦？”母亲仍旧纳着鞋底，想起了孝骞还未说完的那句话。

“没有，没有说什么呀。”张孝骞慌了神，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刚才不是说校长有话吗。”母亲还在追问。

张孝骞把牙关咬得紧紧的，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他终于灵机一动，用一句假话应付了这难堪的局面：“校长说，明天要早一点到学校去。”

屋内静寂了，只有母亲纳鞋底的丝丝声和妹妹粗重的呼吸声，显得冷清而凄凉。

严厉的祖父

张孝骞家里虽然很穷，可对孩子的教育一点儿也不马虎。祖父从自己贫困潦倒的一生中，总结了一条处世哲理：必须以学问为立身之根本。还在张孝骞咿呀学语的时候，祖父就常常把他关在屋子里，教他认字，给他讲读书明理的好处。他给孩子立下了很多规矩：不准同外边的小孩玩，不准说假话，对人要有礼貌，吃饭菜不能挑拣等等。

张孝骞刚到6岁，祖父就把他送进了一所私塾，整天读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张孝骞虽然不懂课文的内容，但读得很认真，并且能按先生的要求背诵下来。

年纪渐大，祖父对他的要求越来越严。有时从学校回来稍晚了一点，祖父就会很不高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可不能像个野孩子似的，到外边去胡乱跑呀！”有时在饭桌上，孩子的筷子向好一点的菜碗里多伸了几次，祖父就会板起面孔教训说：“小孩应该好菜差菜都能吃，光爱吃好的怎么行！”有时大人说话，孩子在旁边插了一句嘴，祖父顿时就沉下脸来，喝斥道：“大人说话，你赶什么热闹！多嘴多舌的，成什么体统！”

张孝骞在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长沙乡下的客人。孩子见了这位陌生人，不免感到羞涩，没有向客人打招呼，就自个儿悄悄地躲开了。客人一走，祖父就狠狠地训了张孝骞一顿：“这像什么话！家里来了客人，你竟不打招呼，人家会怎么看待你，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家庭！小孩子应懂得以礼待人，否则就是缺少家教！”

还有一年的深秋，几个中学同学来邀张孝骞一起去岳麓山观赏红叶。张孝骞虽然生长在长沙，却从来没有去过岳麓山。有时他听人说起岳麓山的风光景物，心里甚为向往。如今有同学来找他，不免动了一点游兴。他向祖父央求说：“爷爷，我想到岳麓山去玩一次，只玩这一次，您看行吗？”

祖父看了一眼他那恳切的神态，又看了看站在他身后的几个兴致勃勃的同学，不忍心让他们失望，终于点头同意了。“早些回来啊，”祖父不放心地叮嘱道，“晚上还要做功课。”

张孝骞喜出望外，一边答应着，一边像小鸟似的飞出了家门。

这一天大家玩得特别高兴。待太阳西沉的时候，他们才猛然意识到是该回家的时候。从山上到湘江渡口还有很长一段路程。下得山来，湘江边已挤满了晚归待渡的人群。他们等待了很长时间才得以上船。此时，江面上已一片漆黑，只有小船上的点点灯火在江中静静地漂游。

过了江，张孝骞就急急忙忙向家中奔去，可是，预料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当他走进家门时，祖父正脸色阴沉地坐在一把椅子上生着闷气，明明见了孙子回来也不理睬。桌上的饭菜摆得好好的，全都不冒热气了，想必是等待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母亲见孩子回来，急忙用毛巾为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关切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肚子一定饿了，快吃饭吧！”

张孝骞还未来得及回答，祖父已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吃什么饭！玩可以当饭吃！”

张孝骞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连句解释的话也不敢说，他知道自己错了，也不打算为自己辩护，只是等着祖父进一步的责罚。母亲一边把他往饭桌旁边推，一边对他说：“也难怪爷爷生气，这么晚了，家里人可担心哩！”

“孩子说话要诚实！”祖父虽然坐回了原处，可脸上的怒气仍旧未消，“你答应早些回来，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其实，这次回家晚了，只是因为一伙同学到了一起，已是身不由己，并非他故意要欺骗家长所致。然而，张孝骞还是不打算辩解。他知道祖父是对的，遵从祖父的教导才是自己应做的事情。

心灵的天平

1911年，辛亥革命从武昌爆发，很快波及长沙。长沙成立了学生军。在这股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正在长沙长郡中学上学的张孝骞产生了用枪杆子来改造社会的冲动。他瞒着家长，报名去参加学生军。可是，一检查身体，他的右眼所患的先天性视网膜炎便暴露出来了。他没有被录取。

用枪杆子改造社会的幻想破灭以后，张孝骞又产生了用笔杆子改造社会的愿望。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的贫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工业技术落后所带来的后果，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1914年冬季，张孝骞从长郡中学毕业了。在这个生活的十字路口，一家人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想法。

张孝骞希望能继续升学，但他不愿意学其他专业，一心要报考工业院校，因为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使国家摆脱贫穷和落后。

父亲因倦于教学生涯，早就有退职回家的打算，无奈生活的担子太重，一时不能脱身。他好不容易盼到张孝骞从中学毕业，认为时机已到，便动员孩子到商店去当学徒，挣钱养家。

祖父反对父亲的意见。他说：“孩子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学毕业，证明他可以造就，怎么能让他半途而废呢！”

祖父也不同意孙子的意见。他劝告张孝骞：“湖南高等工业学校要等到明年秋季才招生；到外地去上学，不用说家里供养不起，就连考试的盘缠钱也拿不出来。依我看，不一定坚持非学工业不可，行行出状元，哪里的土地不发芽呢！”

恰好在这时，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学会合办了一所湘雅医学院，开始冬季招生。担任了湘雅医学院董事的长郡中学校长，想起了这个做不起校服、但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学生，便前来动员张孝骞报考。

张孝骞因害怕失学，也就答应了。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半年以后，他准备再去投考湖南高等工业学校。

就这样，张孝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湘雅医学院，成了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入学以后，他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功课还是学得很好，成绩始终处于前列。

半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张孝骞要去报孝工业学校的时候，祖父又一次出来劝阻他：“湘雅有很优秀的教师，又有很齐全的教学设备，你为什么不打算学下去，而非要弃医学工不可呢？”

“我们的国家太穷了，不发展工业就无以立国！”张孝骞不加思索地回答。

祖父还是不同意张孝骞的意见。他说：“中国又何止是贫穷呢，疾病也是一种灾祸啊！所谓贫病交加，才真正是当前中国老百姓的现状和绝境！治穷治病，都同样可以为百姓造福，二者决无厚薄之分。”

祖父说出这一番话来，实在出乎张孝骞的意外。他反复咀嚼着祖父这番话的味道，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

这天夜里，张孝骞彻夜未眠。他反复把“贫”、“病”两个字投向心灵天平的两端，比较它们的分量。贫，固然是普遍现象，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到处皆有；而病，不也同样是一个无处不在的魔鬼吗。在中国穷苦百姓的家庭，哪里听不到病人的呻吟，哪里看不到病魔的身影！贫，助长了病魔的猖獗；而病，又把人们投向更贫的深渊。原来，贫和病不过是同一个恶魔的两只魔爪，不可能有孰重孰轻的区别。

张孝赛由社会又想到自己的家庭。他的二妹孝元已于两年前死于肺结核，而三妹孝昭也正在受到结核病的折磨。他的家庭就是一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孝元因家中无钱治病而去世，孝昭又正在重蹈覆辙，在贫病交加中消耗自己的生命。他脑子里映出了一大群病魔缠身的人的影子：有熟悉的，有陌生的；有老人，有小孩；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脸色凄惨，苦不堪言，失神的双眼中闪现着期待援救的光。这些人全都压到了天平的一端……

心灵的天平倾斜了。献身医学事业的热情在张孝骞的心中燃起了烈焰。

从湘雅到协和

张孝骞终于在人生道路上跨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回到了湘雅医学院的课堂上。

当那颗悬着的心找到了归宿的时候，张孝骞才真正感到了湘雅医学院的魅力。这里有安静的学习环境，有齐全的教学设备，有优秀的任课教师，有规模较大的附属医院，还有足够作为学费和膳食费的奖学金。在此之前，北洋军阀教育部也开办过医科学校，但学制均不超过四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掀起了一股医学教育改革的浪潮。湘雅医学院的开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股改革浪潮的影响。当时，有一个叫胡美的美国人，是一个极有声望的改革者。他早年毕业于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是英国著名内科学家奥斯勒的学生。后来，他到中国传教，依靠国际捐款，在长沙开办了一所拥有150个床位的医院。以后，这所医院就成了湘雅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胡美本人亦到学校任教，并以奥斯勒的著名著作《奥氏内科学》为教材。他还将学制定为七年，使湘雅成为当时国内教学标准最高的医学院之一。

胡美在授课中，常向学生讲述奥斯勒的故事，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张孝骞后来选定内科专业，便是受了他的影响。

还有一位名叫徐善祥的中国教师，也是张孝骞所崇敬的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用中文写了一本《化学》教科书，又用英文写了一本《分析化学》。他在湘雅任教时，就以这两本书为教材。徐老师既教书，又教人，对学生要求甚严。他不断以自己的进步政治主张去引导学生，支持学生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孝骞的思想和学业都进步很快。他积极参加了宣传“五四”运动的讲演和集会，也曾是《湘江评论》、《新湖南》等进步刊物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他那聪颖的天资、勤奋的习惯、刻苦的精神、与学校良好的教育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他顺利地迈过了医学教育的第一道门槛。当他1921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时，考试成绩和临床研究两个第一名的金牌，竟然佩戴在他一个人身上。

毕业以后何去何从，是张孝骞在医学道路上必须迈过的第二道门槛。

现代医学像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在那粗壮的树干上已经长出若干分枝。按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来区分，整个医学可分为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和预防医学三大部分。临床医学是医学的作战部队，它的任务是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从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疾病的原因、发病原理和病理过程，进而作出诊断，通过治疗以消除疾病。基础医学则以同医疗和卫生各专业学科有关的基础理论为研究对象，揭示人体生理、病理的本质及其联系。它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又以它的成果来为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服务。预防医学与上述两方面均有不同。它从预防疾病的观点出发，专门研究预防和消灭病害、讲究卫生、增强体质、改善和创造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还有一种实验医学。它介于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之间，即既做基础研究，又直接应用于临床。

张孝骞毕业后，被留在湘雅医学院当住院医师，成了医学作战部队中的一员。第二年，他又被提升为助教和内科总住院医师，踏上了临床医学的第二层台阶。

1923年9月，由美国人在北平主办的协和医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内科进修班。张孝骞暂时离别了妻子周淑莲和年刚4岁的女儿友端，只身北上，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没想到，他的勤奋和刻苦竟被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教授罗伯逊所看中。罗伯逊决定留张孝骞在协和工作，但却有一个苛刻的条件：要从住院医生做起，待遇也要相应地降低。

这使张孝骞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从家庭负担来看，他的确不想放弃本该属于他的那份收入。但协和的工作条件比湘雅要强得多，在那里，既可从事基础研究，又有大量的临床实践机会。经过深思熟虑，他还是决定留在协和。

就这样，张孝骞终于推开了实验医学的大门。

向金字塔的顶尖奋进

事实上，张孝骞仅在协和做了半年住院医师，便又被重新提升为助教和总住院医师。

1926年，美国罗氏基金会出资，从中国选送一批医生去美国学习。张孝骞被选中了。

他来到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打算从事肾上腺的研究。

他的指导教师哈罗普却建议说：“你还是做血容量的工作吧，因为你的研究期限只有一年，而肾上腺是一项长期工作，你的时间显然不够用。”

张孝骞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很快制订了一份血容量的研究计划。哈罗普看过计划，高兴地说：“这个计划很好。的确，在血容量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东西。比如糖尿病人，易得酮症，产生酸中毒。其临床表现为脱水，甚至出现休克。然而，这类病人的血容量有无改变呢？至今谁也说不清楚。因此，对糖尿病人的治疗，自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为了测定血溶量的变化，首先必须建立起测定方法。用一氧化碳来测定血容量，目前仅仅适用于动物试验。如果能在临床上把这个方法建立起来，那无疑是对医学的一个贡献。关键问题是要用较小量的一氧化碳，使受试者不受损害。你计划的微量血一氧化碳测定法，应能解决这个问题”

从此，张孝骞埋头于实验室，紧张地从事着研究工作。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美国临床研究学会召开1927年的年会时，张孝骞的《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两篇论文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两篇论文首次确定了在临床测定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法，并且得出了糖尿病酸中毒病人血容量下降的结论。这就为相应疾病的临床治疗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当这两篇论文在美国的《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张孝骞已经回到了协和医院的病房和实验室中。

他的成果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被收入到医学教科书中，他本人亦被晋升为协和医学院的讲师。

在协和，张孝骞继续从事血容量研究。他的第一项实验，是测定甲状腺机能亢进和甲状腺机能低下病人的血容量变化。他首次证明了甲亢病人血容量的增加和甲低病人血容量的降低。这项成果在美国《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后，同样为医学界所公认。

他的第二项实验，是研究水肿病人的血容量。对于这类病人的血容量，当时医学界存在争论。有人推断说，水肿病人表现为全身水份过多，血液被过多的水份稀释了，血容量可能增加。有人不同意这个推断，却也拿不出证据。张孝骞的实验结束了过场争论。他证明，一般水肿病人的血容量大为降低。这一结论，为临床治疗指出了一个新途径：对于这类血容量下降的水肿病人，必须采取增加血浆蛋白的办法来医治。

上述工作完成后，时间已到了30年代初期。这时，协科医院内科决定成立消化专业组，张孝骞担当了组建任务，开始涉足一个新领域。他一方面建立消化专业门诊部，一方面开展胃分泌功能的研究。首先，他在我国第一次采用组织胺方法进行胃液化验，这一方法比过去沿用的试餐法前进了一大步。此后，他又系统地对大系列热病患者的胃分泌功能进行了探索，揭示了发热时胃症状的部分机理，并对结肠病、阿米巴痢疾、消化性溃疡等多种消化系统疾病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大量成果。

1932年，张孝骞被晋升为副教授。第二年，他再次来到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布龙菲尔德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为期半年的胃分泌功能研究。

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张孝骞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实验医学金字塔的顶尖。他决心向这个顶尖攀登，决心在风华正茂的年华为人民的健康事业顽强奋斗。

不愿在沦陷区工作

1936年，协和医院根据张孝骞的出色工作，又给他下了四年聘书，希望他把消化系统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可是，时间仅过了一年，正当他在全身心地履行协和的聘约时，日本侵华的“七·七”泸沟桥事变的枪声打响了，战争的硝烟烽火吞没了他正在全力攀登的那座医学的金字塔。

他痛切地感到，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一个医生的力量实在太微薄了。如果日本侵略者把自己拉去治疗伤兵，那情形就会更糟！

想到这些，张孝骞真是不寒而栗。他立即找到了协和医院内科主任狄瑞德，恳切地对他说：“我要离开协和，离开北平！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为什么？”狄瑞德有些愕然。

“我不愿望在沦陷区工作。”张孝骞回答。

这的确是一个悲壮的想法。狄瑞德感到为难了：“可你四年的聘约才过了一年啊！你在消化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怎么能前功尽弃呢？”

“不，”张孝骞说，“国难当头，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了。”

“你大概过于悲观了吧。”狄瑞德接着说，“协和是我们美国人办的医院，日本人岂敢碰它？”

“这一点，我不是没有想过。但对于武装到了牙齿的侵略者来说，我相信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出来的。”

“那么，你想到哪里去呢？什么地方是避风港？”

“我想去南方，回到湘雅医学院。在那里，我相信能更好地尽一个医生的职责。”

狄瑞德沉默了。他找不到更好的话去安慰这颗受了伤的心。

就这样，在“七·七”事变后一个星期，也就是7月14日，张孝赛抛弃了在北平的住所、家具和书籍，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离别了他生活和工作了13年的协和，绕道大同、太原等地，回到了长沙，回到了母校。

矢志不渝的“寡母”

在张孝骞离开湘雅医学院后的十多年中，湘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建校时的协议，美国人已于十年期满之时交出了对学校的领导权，许多美国教授也都陆续离去了，学校师资正严重缺乏。对于张孝骞的回校，校方当然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他一到校，便担任了内科教授和教务主任的职务。

张孝骞本打算利用这里尚能维持的正常秩序，为国家培养一些医学人才，同时把业已开展的研究工作继续向前推进。他的这个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战争的烽火已蔓延到了长江流域，长沙陷入了一片混乱。这年冬天，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去职，学校一时无人主事。办学经费的窘迫和人心的动荡，已使学校处于瓦解的边缘。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张孝骞，希望他能出任院长，救学校于危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张孝骞别无选择。他出任了院长，打算为保存湘雅而作一次全力的拼搏。

随着上海沦陷，侵略者节节逼进，武汉和长沙都已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频繁的空袭，使校内人心惶惶，要保存湘雅，只有一条出路：南迁。当张孝骞正在思考着迁校的计划时，美国人却出来反对。他们说，只要在房顶上画一面大大的美国国旗，日本人就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张孝骞不相信这种神话，仍旧果断地作出了迁校的决定。

恰好在这时，张孝骞得知中央医院已由南京迁到了贵阳的消息。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是张孝骞在协和工作时的老同事。经商量，中央医院愿意为湘雅医学院提供教学服务。于是，张孝骞决定把湘雅迁到贵阳去。

搬迁工作从1938年6月中旬开始，至10月11日，全部物资和人员抵达贵阳。他们临时借用了贵阳医学院和当地居民的一些房屋，于10月24日正式开学上课。

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他们又在贵阳市次南门外租取了一块长沙义园的坟地，自己动手搞土木建筑。仅用了4个月，就盖起了三幢两层楼的房子，学院恢复了正常秩序。

张孝骞在1941年所写的一份材料，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为了节约用房，尽量将房间分配多种用途。家具设计简单，包装箱用作书架和药品试剂台；凳子做成活动手提式；椅子成为罕见奢侈品。学生有时需站着吃饭和上课。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要住20～24名学生。没有电源和自来水，但实验和教学仍照常进行。”

张孝骞自己上山砍竹割草，盖了一间茅草屋，既作宿舍，又作办公室。他每天除了忙于繁重的行政事务外，还给学生讲课，并在中央医院承担一些临床工作。学生们看他太劳累，特地做了把椅子送给他。他坚持不受，把椅子送到了实验室供教师休息用。1938年11月，湘雅医学院在湘西山区的沅陵建立了湘雅医院分院，张孝骞不断奔走于贵阳、长沙和沅陵之间，更是辛苦劳碌，有几次汽车遇险，几乎送了性命。

迁校后的湘雅，最大的困难还是经费短缺。张孝骞带头将自己的薪金减少一半。在他的带动下，吴执中教授等人，也主动减少了自己的薪金。当时有人提出，可否考虑开办一个诊所，以取得收益弥补经费不足。张孝骞不同意。他认为湘雅本来就人手不足，开办诊所势必影响教学。他笑着对大家说：“这些年，湘雅成了无人照顾的孤儿了。为了这个孤儿，我决心做一个矢志不渝的‘寡母’，决不改嫁！”同事们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与院长一起苦撑苦度，共同担当起“寡母”的角色。

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已达广西和贵州边境。向西南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强占了湘雅医学院的房子，迫使学校不得不再次向重庆搬迁。张孝骞凭着熟人关系，在重庆借用了兵工署的一个仓库办学。直到抗战结束以后，湘雅才于1946年迁回长沙。

1946年夏天，张孝骞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参观和讲学。他在那里呆了一年，收集了学院在战争中失缺了的医学刊物，并为学校聘请了一位美国教授。这时候，他终于如释重负，感到自己已尽到了做“寡母”的责任，于是在1948年春季辞掉了院长职务，准备重返医疗工作第一线。

无形的巨著

1948年初秋，张孝骞离开了湘雅，要到正在恢复之中的协和医院去追寻那失去了十多年的实验医学的美梦。

然而，他却没有能够回到那魂牵梦绕的实验室。战后的协和刚刚开始重建，还是一个乱摊子。容不得张孝骞作出选择，内科主任的担子就落到了他肩上，使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繁忙之中。

到11月下旬，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傅作义的部队涌进城内，搅得人们惶惶不安。协和医院的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一下子走了一大半，协和医学院的不少教师也不辞而别了。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摆在张孝骞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赶快充实人员，以解决医疗和教学工作的燃眉之急。他想起了自己的许多昔日的同学和同事，他们有的在外地，有的在美国。他一一给他们写信，热情地邀请他们来协和工作。在美国费城的文士域夫妇和在美国芝加哥的黄宛、张学德等人，都是应张孝骞的邀请而回来的。1951年初，当人民政府接管这个医疗和教学单位的时候，那里已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繁忙中的时光总是过得最快的。几十年后，当张孝骞再回首往事时，才猛然发现他早已偏离了实验医学的方向，而陷入了紧张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之中。这一切变化又都是悄悄地发生的，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主宰。

当然，张孝骞用不着去追寻那被时光冲刷掉了的足迹，更用不着去惋惜那已经破灭了的梦幻。他那发展祖国医学事业的热望和严谨不怠的治学精神，会在任何土壤中开花结果。在繁重而又平凡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中，他不知不觉地成了一名学识渊博、具有惊人判断能力的临床医学家。许多医学工作者把张教授几十年的临床实践称之为一部“无形的巨著”，这既形象又贴切。在6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张教授究竟为多少人解除了疾病的痛苦？使多少人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谁也说不清那部“巨著”的篇幅，谁也无法阅读它的全部内容。如今，令人们惊叹、为人们乐道的，只是“巨著”中的少数篇页，千万个病案中的个别病例。

1977年10月，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病人。他下肢沉重，活动困难达3年之久。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腰肌劳损、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软化症。经X线拍片，发现病人的骨盆、双手、腰椎等部位呈普遍骨质脱钙以及病理性骨折状。他按常规服用维生素D和乳酸钙、磷酸盐以后，症状未见丝毫好转。这一奇怪现象，使大夫们感到困惑。

张孝骞被邀来为患者会诊。他和往常一样，仔细询问了病史，认真翻阅了一大摞病历，索看了近期的临床记录，然后决定为病人作一次体检。于是，一双布满老年斑的手一遍一遍地在病人身上摸索着。突然，这双手在病人右侧腹股沟处停了下来。张教授在这里触及了一个肿物。按照一般情况，这种病人身上的小肿块，是不易引起医生的关注和联想的。可是，张教授在仔细检查了肿物的形状、大小和硬度后，指着肿物向在场的大夫们说：“这大概就是病根！这个肿块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类物质，导致钙磷代谢的异常。建议施行切除手术。”

外科医生接受了张教授的建议，为病人切除了肿块。术后，患者的骨症状很快好转，周身疼痛症状也逐渐改善。病理诊断证实，肿物为一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这以前的世界医学文献中，总共只有过七次报道。

1980年秋天，协和医院的病床上躺着一位老年妇女，腹部极度膨出，皮肤绷得亮光光的。她来门诊就医已经很久了，经过各种检查和试验性治疗，腹水的原因一直未查出，各主要脏器均受到影响，生命危在旦夕。张孝骞在为病人作过检查后，立即判明这个病人的腹水是由甲状腺机能低下所引起的。他告诉主管医生，关于这种少见疾病，国内只有少量报道；有关的资料在某某书籍、某某杂志上的第几页；书籍和杂志在图书馆的哪一个书架上的什么位置。医生跑去一查，果然丝毫不差。诊断经化验证实后，病人立即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还有一位病人，一直当作患结核性脑膜炎进行治疗，但疗效不明显。张孝骞对这位已被确诊的病人进行详细检查，发现病人的后颈部有一个大的淋巴结。凭着长期的临床经验，他注意到了这个不算太异常的体征。凭着这个线索，他查明了病人患了一种名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神经系统并发症。这种病往往可以自然好转。于是，停止了原来的治疗，病人果然恢复了健康。

有一种叫做铁粒幼细胞性贫血的疾病，也是很罕见的。有一次，一位30多年未诊断清楚的贫血患者来协和就诊。一些大医院曾诊断为缺铁性贫血，但补充铁剂药物，效果不明显。有的医院诊断为其他疾病引起的继发性贫血，却又找不到病源。张孝骞参加了对这个病人的会诊，认为病人患了铁粒幼细胞性贫血。后经骨髓涂片的特殊染色检查和血清铁测定，证明张教授的诊断是正确的。

对一位持续高血压而病因不明的病人，张孝骞凭着自己全面体检的硬功夫，发现病人的外耳道里有个小结节。他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结节人手，为病人作出了明确的诊断：化学感受器瘤。这种病也很罕见，许多年资不低的医生，甚至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疾病。

60年代中期，协和来了一位女病人。他的症状奇特，患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曾为她作过麝香草芬浊度试验，结果为阳性，因而被诊断为肝功能不正常，认为患了肝炎。来协和后，张教授为她作了检查，怀疑过去的诊断，却一时下不了结论。

张教授反复端详这位病人，突然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于是他问：“你过去在协和看过病吗？”

“来过。”病人回答说，“不过，那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看的什么病？”张教授一边搜索着头脑中的印象，一边又问。

“是因为难产，请协和的医生到家里治疗的。”

张教授记起来了：那是在抗战之前，这位病人因难产而失血过多，自己还为她输过血呢！可是，30多年过去了，协和又遭受了战争的洗劫，病历已荡然无存，借病历来诊断的可能性没有了。

这是一个摆在张教授面前的难题。虽然长期以来，他在门诊或查房时，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一些临床病例扼要地记录下来，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料库”，但战前的资料已在颠沛流离中散失了，现在也无法找到。

他凭记忆进行着艰难的思索，终于理出了一些头绪。他认为正是那次难产时的大出血，引起了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机能衰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急反应的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时，就会发生休克。她的阳性血清浊度试验，正是甲状腺机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经过这番思考之后，一个结论写进了病人的病案：席汉氏综合症。于是，病人服用了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作替代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不过，它们仅留在病人的记忆中，留在医院那些纸张已经发黄的病历里。如果有人将它们收集起来，写成著作，那或许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哩！

医生的慧心

在与疾病和死亡的搏斗中，张孝骞始终握有两把利剑，一把是医学的技能，一把是医生的慧心。他常常把临床医学称为“服务医学”，并且因此而感到自豪和满足。长期以来，他不断用对事业的热忱和负责精神磨砺着医生的慧心之剑。医院的每一间病房可以作证，他是怎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兢兢业业奔走于病人之中；图书馆里的每一排长椅又以作证，他是怎样利用每一点空隙时间和节假日，在这里翻阅着国内外资料，寻求疾病的治疗方案。协和医院每个周三下午的内科大查房，是张孝骞主任立下的规矩。这是内科医生们交流临床经验、讨论疑难问题的重要场所。这个规矩，除了在张主任自身难保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被冲掉以外，其他时间一直都坚持着。在张孝骞年逾八旬之后，他仍旧恪守着一份严格的工作程序表：一周四次查房，两次门诊，参加院内外会诊和各类学术、政治活动，每天审阅大量文章和稿件。

张孝骞作为一位著名学者，曾经接触过许多高级领导人；作为一名医生，又整天与来自不同行业、具有不同职务的病人打交道。在他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他的服务对象；他对待病人，从来没有贫富贵贱、地位高低、关系亲疏的概念，一律给予尽心竭力的诊断和治疗。

1981年初，北京郊区某医院在给一位农民看病时产生了意见分歧，决定请张教授作一次书面会诊。

张教授看过病历以后，觉得现有材料还不足以对病情作出诊断，于是嘱医院先给病人做一次骨髓穿刺和淋巴结活检。等有了检查结果后，自己再去那里会诊。

郊区医院的那位送病历的医生说：“天这么冷，您年纪又这么大，不必亲自去医院了。等检查结果出来后，我们把结果告诉您，还是请您作书面会诊吧！”

张教授说：“不见病人，我恐怕是没有作出诊断的勇气呀。”

那位医生走后，张教授立即就到图书馆去查阅有关资料，打算为会诊作好充足准备。

两天过去了，张教授仍未见到那位农民患者的检查结果。他对自己的助手余光明大夫说：“请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那两项检查做了没有。”

余大夫告诉他，两项检查还只做了骨髓穿刺一项。

张教授一听，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对余大夫说：“看来，我们不能再等待他们的检验结果了。耽误了病情，可是一件大事啊！走，我们马上去看病人。”

说着，张教授就穿起了大衣，冒着刺骨的寒风，同余大夫一道向那所郊区医院出发了。

就在去医院的路上，张教授颇有感慨地对余大夫说：“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外，更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我所说的医务工作者，不仅仅指医生和护士，而是包括了在医疗卫生部门工作的一切人。要知道，医院并不是为医生开办的，而是为病人开办的。因此，大家都应当有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过去，曾经有过‘一切为了病人’的口号，后来受到了批判，认为这是超阶级的口号。其实不然，医务工作者的目标应当是消灭疾病，不论疾病发生在什么人身上。”

张孝骞有一句名言：“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个小学生。”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和医护人员说，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事实也证明，临床诊断和病理诊断总难完全相符。不管我们如何想使自己的诊断符合疾病实际，都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阶段病情的认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医生的时间越长，信心反而越小。从这一认识出发，张教授始终把“戒、慎、恐、惧”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每诊断一种疾病，他总要进行细心的检查和反复的观察，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策及万全，生怕因为不周密和不慎重而导致误诊。

张孝骞认为，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自己作出的诊断结论，决不能以为“成竹在胸”，一定要用怀疑的眼光，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张教授常常向人们谈起这样的一个病例：80年代初，有一名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浮肿而入院。化验结果，尿中有红血球。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症。张教授参加了会诊，也同意了这个诊断。可回到办公室后，他仍觉得放心不下。第二天他又到病房给病人作了进一步检查，发现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结果证明病人患的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器官损害，给了人以假象，险些造成误诊。

1981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为张教授行医6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张教授说：“60年中，如果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戒、慎、恐、惧’四个字应当算作头一条。其他技术问题上的经验，总是受到具体情况限制的，唯有这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适用。”

最后的岁月

在几十年的行医过程中，张孝骞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从实践中得到的临床资料。年复一年，这种小本子积攒了几大箱。到了1983年夏天，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产生了整理资料和撰写论文的愿望。那时，他正患坐骨神经痛，行动日益不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右眼早已因患视网膜炎而失明，左眼又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不断下降，连病历上的字迹也看不清了，书写更为困难。这使他日益感到时光的紧迫，决心作最后的拼搏。在征得了内科领导的同意后，他请年轻大夫鲁重美作自己的助手，开始资料整理工作。

工作进展很顺利。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时，凶恶的病魔竟缠住了这位与病魔战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教授。在他的痰中，检出了肺癌细胞。

1985年9月2日，医院为他作了楔形切除手术，资料整理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

手术后情况良好。9月16日出院，中断的工作又恢复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整理出400多张卡片。

10月31日，再次发现痰中带血。经检查，又一次发现了癌细胞。这说明肺癌已经扩散。

时间对张教授显得更为可贵了。他不顾疾病的折磨，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

打击接踵而来。1986年1月26日，与张教授长期患难与共的妻子与世长辞。

女儿张友善从美国回来为母奔丧。她同时也给病中的父亲带来了一线希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明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方法，这就是抽出患者的血液，将淋巴细胞分离出来，加以处理，使之变成对癌细胞有杀伤作用的细胞，然后再注射到病人身体中去。

为了争取工作的时间，张教授决定前往治疗。

1986年2月14日，他随女儿去美国。到那里一了解，才知道这种方法的治疗效果并不像公开报道的那么理想。对于一个年近90岁的老人来说，采用这种疗法还有较大的危险性。

既然如此，张教授只好悻然而返。

6月19日，他回到北京，继续整理资料和文稿。

10月中旬，他感到胸痛，以为是老年性骨关节炎发作，服用了几片阿斯匹林镇痛，没想到竟引起消化道出血。他重新住进了医院。这以后的检查表明，他的第三胸椎已遭受癌肿的破坏，病情在急剧恶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