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迈向自由境界的阶梯——儒家的人生阶段说
儒家追求天人合一,力图在整个宇宙世界中说明人存在的本质、人的地位和价值,说明人应如何为人,人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这是儒家关心的焦点,也是最能体现儒家文化的本质所在。儒家经典《易经》开宗明义就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儒家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弘扬人光辉的德性。立己之道,实质上就是感化老百姓,使他们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我们在下面几节里就给大家讲讲儒家关于立己成人的阶段说、成人的方式,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学说思想。
提到人生阶段,大家有可能想:这无非是指人自出生,经婴儿、幼儿、儿童、少年到青年、壮年、老年的自然生死过程。这样讲并不错,但这只是人的自然生命史或叫人生理特征变化的几个阶段,与禽兽等动物没什么两样。在儒家看来,人与动物都有生存的本能这一天性,人类初时这一本能的表现与动物差不多,人甚至还不如一些动物的生存能力强,如论力气,人不如牛;论飞跑,人不如马;论牙齿之锋利,人不如虎豹;论眼睛视力,人不如鹰看得高远……可是人却最终能战胜禽兽,而且贵于禽兽,这是为什么呢?
人能战胜动物,就在于人不但知道用力,而且知道用工具,能合群、爱群,人有理性意识,能劳动创造。当然人类这一能力的获得,其间不知经过了多少万年。人由于合群(群居生活),靠集体的力量抵御野兽的侵犯或围猎、采集果实获得生存保障。合群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孤立一人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更谈不上发展了。
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中,人是按着特定的社会条件所规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而生活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循这个社会群体的规范要求,凭理智行动。人类顺此则昌,逆此则亡。这就是人类内在的“仁”。人类按此“仁”的原则去做,就是讲“义”。人就是因为能讲仁义,才不再像动物那样有争斗、相残杀,或者说人摆脱了动物性,人有了人性——人求存自利,但以理性指导,虽有自私、恶意,却与兽性稍有不同。这是人类成长的第二阶段(由动物性阶段过渡到人性阶段)。人类在此基础上能不仅是出于维持生存不得已而遵守社会规范去做,而是出于意志主宰,尊重道德,自由向善而免于作恶;也就是说人能在食色本能之外,独能显示人性之光辉或叫人格性,这才是人类的成熟发展。动物的生存本能只有维持生命(求食,设为A)和延续生命(求偶,设为B)两种需求,人除了这些,还有求仁以弘扬生命意义与尊严的一面(设为C)。人与动物都属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本能的一面,但人的这种本能的满足却是以社会文明的方式获得的。人愈多地减少兽性,增多人性,这是儒家认为的人类文明进化的尺度。
儒家认为,人能不断地由为一己私利的小我(动物式的生存满足)进入到能为社会群体利益的大我生存,就是道德的开端,就有了人与其他动物的分野。所以,《中庸》开篇就讲:“仁者,人也”。仁,就是人字旁加一个“二”字。人与人之间有一条路,即道。如何行这路,就是德。所以,仁就是人心中存有道德;义就是人的言行符合道德。人能“克己”、“忍性”,使自己的A和B减至最低限度,发展C,以求达到人类共生共丰进化之目的,这就是修道。人能“安贫乐道”(A和B少一些无所谓,而要使C增大则是自己的责任),为了大我之生存而牺牲小我,这就是完成“求仁”的任务,就是“成仁”,也可以称为“取义”。因此儒家所说的人的成长过程主要是从自我修养方面来讲的,是指人的道德人格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一直到垂暮苍老也并不终止。儒家以道德人格的成熟程度把人生划分为几个不同阶段。
孔子在《论语》中把人的生命历程分为“少(年)”、“壮(年)”、“老(年)”三个重要时期和成人的三个组成部分。当然,这种人生成长阶段与人的年龄大小阶段并不一定完全吻合或直接等同。各人的条件不一、自我修养努力程度不同,成人的过程也不一。
儒家《礼记》中讲,男子冠礼(一种成人仪式)是在20岁生日时举行的,并在此时宣称他已达到法定的年龄。但只有在他30岁时既成了家又做了父亲时,他才被认为是成人了。而在这之前,他必须接受家庭教育、礼仪教育等,也就是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语言、技能、生活规范要求。而结婚成家后,也就能全面实践、体会社会方方面面的伦理关系、道德的意义和要求,并且把这一规范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化为对自身的行为要求,这样才能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同。就像几个人一起玩游戏,大家就得都遵守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否则,我要这样玩,你要那样玩,他则又要一种玩法,大家就不能玩到一起。如果其他人都遵守一种游戏规则,就其中一人不遵守,那其他人就不愿意与他一道玩,他也就不会受人欢迎。人要能自立,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同样要学会按社会的种种伦理规范、道德要求去做,也叫学做人。当一个人能够承担起各种与自己的职责、义务、使命相适应的事情时,就算是“成人”了。所以,少年时就是要受社会规范习俗的约束、按社会期望的要求(而不是自己主动要求)学习做人;少年这一时期又称为成人的他律阶段。
少年,也正是长身体与学习知识的黄金时期,也是人的学问事业基础建立的阶段。这时人的身体发育基本成熟,生理需求迅速增加,但心理还不成熟,年轻人反映敏锐但情绪不稳,自制力(意志)也不够坚强,没形成稳定的人生观、道德观。这时候人很容易贪图感官的满足,而不思进取,过早地享乐人生。所以孔子讲:“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他又说:“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他年少时就刻苦学习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所以30岁时就能自立并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褒扬。
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实践经验或教训的积累,人对社会及其道德的分析、判断和行为选择能力的提高,人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按照社会道德要求去尽义务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这成为他内在心灵的一种需要、一种责任感。讲道德不再是因为外在的规范要求,而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如不这样做,就“于心不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时人就成长为自律(自己自觉约束自己)的道德人。
孔子讲他“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他到40岁时,对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认识已不仅是知其然,而且是知其所以然,所以能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不被外界种种诱惑所动摇,意志坚定地执著于“道”,“富贵于我如浮云”,而且这些浮云也不会在他心里留下丝毫阴影。这种对名利的淡漠,并不是指对社会的消极,而是显示出道德上的稳健而又坚忍,显示出人道德上的勇气和智慧,显示出人内在的人格力量!
良心是人把他律阶段所认识到的义务有所理解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责任感。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发现人按良心所做的事,却不一定完全符合社会客观要求,如常会遇到“好心办坏事”、“好事多磨”的窘境。这是因为仅凭讲良心做事、为人,有时因为认识不够全面,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人的道德成长发展到这一步,还不能真正达到自由的境界。
孔子讲他:“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及至老年,人的世事经验十分丰富了,所以人们尊重老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年事高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是经验和坚毅的标志。“知天命”显示着一个更高尚的心灵境界。
在这里,“天命”一方面是指人自身的生命有限,另一方面也是指对有限生命的超越。由于生理机能的衰弱,精力也渐渐不济,生命如夕阳西下。而孔子到50岁时所遭受的坎坷也很多,他的几个得意弟子相继去世,他力图建立和谐世界的希望也破灭了。这些都使得他极度的痛苦。他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人类要对残酷的生活现实施加影响的努力是有限的。他个人的遭遇、社会种种残酷的竞争、世人的势利,使他总想回到周王朝的太平盛世的梦想终成泡影;而且,他的思想主张还一再受冷落。他认识到了人的有限和人追求尽善尽美的信念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尽管这一冲突不可免,他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按“道”行事做人;尽管他也知道他能为这个世界建立和谐秩序的努力是有限的,他却总是尽力去做,这便是人的“使命”,也是他所说的“天命”。所以,不管他自己的命运多困顿,他对这个世界却更关心(就像大音乐家莫扎特和贝多芬,尽管他们的一生总是被不幸所困扰,但他们留给世人的却都是充满甜美和生命力量的优美旋律)。
所以,(据《论语》里记载)孔子59岁在宋国受到司马魋的威胁时,他坦然说:“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意思是我之有德,是上天所赋,我才是真正的大写的人,恒魋这个小人能把我怎样?)人在此境界中,意味着一个必然的成熟过程和一个更远大的和谐融洽的前程。因为“知天命”,认识到自己虽有限,却并不减少了进取精神,而是更加努力行“道”,感化他人、提升他人,对社会世俗的种种矛盾冲突有着母亲对孩子般的关怀、宽恕和容忍,却并不流露对所爱的世界不审慎的情感。这就是达到“耳顺”之境:外界他人的种种歪曲乃至诽谤都不会动摇他的信念或影响他的道德心境,人不再有主观、武断、固执和利己私欲。这时,个人把自己融入到社会整体的发展之中,肩负的是人类的责任和使命,人由小我走向大我,随着人类的绵延不绝,他自身也能获得不朽的价值。至此,人也就达到自由之境了。
孔子描述这自由之境是如他“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此时,他看上去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悠然自得,实际上却处处认识敏锐透彻。社会的、外在的道德戒律已化为他内在的自然本性,他心里想做的,也是社会礼义所允许的,他的言行虽出自自己的自然愿望却无不在礼义规矩之中,他已经不需要有意识地遵守什么外在的规定,已经感觉不到有什么外在的束缚,在与世界的所有方面相处都有着和谐的经验,对所做的事如“庖丁解牛”,轻松而又心灵宁静。
“庖丁解牛”这个典故,讲的是古代有个厨师为文惠王表演杀牛。他刚开始学杀牛时,得用眼睛专注地看,手要摸准下刀的部位,反复地试,才能不破坏牛的筋骨杀好牛,刀也不至于因砍骨头而受损。练的时间长了,对牛的各个部位的结构、筋脉走向都了然于心,闭着眼也能迅速而又自如地肢解牛的各处部位而又不破坏牛的筋骨,解牛的声音忽忽作响犹如音乐般流畅悦耳,一把刀用了几十年了也无丝毫破损。所以有个成语叫“游刃有余”,就是形容庖丁解牛得心应手,已达到自由之境。
在儒家看来,人之立己、成长达到自由的境界时,也如“庖丁解牛”般表面看为人做事随心所欲,却并未违背社会规律而且是锲而不舍地追索人类理想的实现,唯道是从,表现出无私无畏的浩然之气,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大写的人。这样的人也激励着历代的人们不断觉醒,创化人生,追求人性之不朽!
这种自由境界确是令人神往,但只有终生意志坚定、持之以恒地追求的人才能达致。孔子讲:“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得”。年轻时是学问事业基础建立的阶段,要立志刻苦学习,力戒贪图享受;壮年时正是建立功业的阶段,要力戒争权夺利,以免虚荣浮华遮蔽了双眼;老年要守好晚节,力戒患得患失。其间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会留下遗憾。如我们当今社会的一些人,本来还是全国劳模,可一放松对自己的修养要求,做出了犯法的事,一朝成了阶下囚,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孔子又讲,“人人皆或为尧舜”,“为仁由己”。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境界的提高,美德的养成,主要地不是依靠“外烁”(外在强加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与锻炼。只要执著追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仁人或圣人。所以,我们既要有信心,又要有恒心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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