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伦与三纲

9.五伦与三纲——儒家治世的规范

一个家庭的人数毕竟有限，血缘关系清晰，可按相应固有的家规来治理就是了。而对整个社会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又如何治理呢？

我们在前面已讲过，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法等级制的“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社会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而扩展延伸开的。先秦儒家根据家庭与国家、社会的这一密切关系，提出“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它对社会存在的三个主要人伦关系作了既带有道义和情感色彩、又表明了宗法等级的主从关系规定。孟子把它又扩展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即父子之间要讲亲情慈爱，君与臣之间讲仁义，夫妇之间要有所区别，同辈之间年长的要爱护年幼的，年幼的则要恭敬年长的，对朋友要讲诚信）。这五伦就是讲了五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种关系中各自的规范要求就是儒家治世的规范总结。

儒家向来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非常注重社会道德。儒家认为这五伦乃人之常道，是人生正常永久的关系意义，是谁都不能逃避、也不应逃避的。也就是说人不应逃避政治的责任，放弃君臣一伦；不应脱离社会，不尽对朋友的义务；不应抛弃家庭，不尽父子、兄弟、夫妇应尽之道。由此就规定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作为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去调整这种关系。这规范概括起来就是仁、义、礼、智、信，也称“五常德”。这五常德就成了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它是儒家礼教的核心，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

其实五伦的关系是社会自然的、相对的、也是平等的关系。即，如果君不仁，则臣也可以不忠；如果父亲不慈爱，儿子也可以不孝敬他、侍奉他；如果丈夫不讲义，妻子也可以不顺从他。而社会上人的道德水平不一，总有一些不君之君、不父之父、不夫之夫，那就可以有臣弑（shì）君、子不孝、妇不尽妇道之事。这样的话，社会的基础就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发生变乱。

为了补救这种相对关系的不安定状况，后来法家为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强调“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臣为国君服务，儿子侍奉父亲，妻子顺从丈夫）绝对化，片面强调单方面的义务，而不双方互相讲仁义、互相爱护和帮助，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因为秦始皇的残暴专制，随着秦朝的覆没，这种观念也随之被抛弃。

到汉代，董仲舒从稳定和加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出发，借助于“天人合类”和“阴阳五行”说，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尊卑、主从关系神圣化、凝固化。他说，天子（国君）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妻）受命于臣，妻受命于夫，这些是“天意”。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命”。人只可“顺命”，不可“变逆”。他还论证说，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天下之尊随阳而序位”，“阳贵而阴贱”。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父权、夫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三纲”的基础上，董仲舒再提出“五伦”和相应的“五常”道德规范要求。这就既避免了法家赤裸裸的暴政专制，又能欺骗、麻木老百姓。所以，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极为重视它。这样，“臣忠”、“子孝”、“妇随”就逐步成为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观念。宋明以后，这些就发展为《孝经》、《忠经》、《女儿经》等，成了缚在人们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在儒家看来，五伦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所形成的模式不仅在家庭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在家庭之外也起重要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一是用父子关系衡量和比附其他关系，如称君主为君父，此外还有伯父、叔父、姑父、姨父、师父、义父之称；二是将其他亲缘关系纳入父子关系中，如历史上常见的以兄弟、妻弟、孙、外孙为子和兄弟、姐夫、祖父、外祖父为父的现象。所以，儒家尤其重视“孝”，认为孝是“德之本”，是做为人应具备的最起码的品德及修养。儒家还把孝和忠直接联系在一起，“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一个人如果在家不孝，则对君也会不忠。对这样的人，君王就不会重用。忠孝联在一起，到宋朝以后，这种忠孝就变为“愚忠”、“愚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大大加强和巩固了封建统治。统治者也大力推崇孝行，让各地方每年都要推荐当地的孝子为官，称为“举孝廉”。

做为子女自然应当竭尽全力奉养父母。不但要为年长的父母提供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健康，而且要爱他们，敬他们，为他们创造愉快的心理环境，使他们有所乐。孔子说，如果说只要养活父母，就是牲畜中的狗和马也能做到。那人和动物有何区别呢？养而不敬是不孝。古代有老莱子，自己已73岁了，但父母尚在，所以他出门从不自称老。他还常穿上彩衣做婴儿的样子，载歌载舞以娱悦双亲。

“君为臣纲”。做为臣子对君王要忠。

做为忠臣，要能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完成君王所托大任，使君王无忧，百姓普受惠泽。如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在江夏，他舌战群儒，说服东吴联手抗曹，并巧妙地火烧赤壁。刘备死后，他又南征北战，修明政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忠臣要勇于直谏，言王之过，为百姓请命不惜自我牺牲。如，汉朝光武帝要出去玩。可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就来拦驾。因为天下还没太平，皇帝怎有闲心去玩呢？光武帝不听，下令开车。申屠刚立刻爬到地上，把脑袋塞到车轮里，意思是：“你要不听劝告，我就不活了。你干脆用车把我压死好了。”

忠臣要有忠贞的品格，“一马不配二鞍，忠臣不事二主”。这一点也是儒家宣传最多、影响最大的忠。在我国历史上，此类忠臣多不胜举。如伯夷、叔齐都是著名的君子。周武王灭商立周后请他们为仕。可他们跑到首阳山上躲了起来，直到饿死在那儿。又如文天祥以身报国，慷慨就义，“留取丹心照汗青”。

儒家的忠臣道德要求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国家、为民族舍身忘死的政治家、思想家、民族英雄（如王安石、黄宗羲、林则徐等）。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整体主义精神和强大凝聚力的原因所在。

当然，也有一些儒士把忠贞绝对化、无条件化，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杀身成仁，这是我们要反对的“愚忠”。如三国时的刘禅是庸劣不值得爱的，诸葛亮却仍恪尽忠道，以履行三纲中的“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刘禅毫无廉耻地投降晋，而他的一些大臣却还为他自杀以示节义。

五伦中，除君臣、朋友二伦外，其余三伦都是家庭关系。在人类初时，由于子女对父亲或母亲无法确定，所以父子、兄弟等血缘人伦不能确认。所以夫妇人伦关系确立后，才能建立一个正常、健全的家庭。五伦之中又突出“夫为妻纲”，这是因为儒家认为夫夫妇是人伦的基础。《周易·序卦》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易经》是从“乾”、“坤”两卦开始，《诗经》则是从《关雎》开始。夫妇这种关系是人类伦理关系中最大的伦理、礼制的使用。治理社会关系，首先应对夫妻关系有严格规定。

儒家认为丈夫犹如天，妻子则好比是地，丈夫若是太阳，那么妻子就是月亮。丈夫为阳，妻子为阴。天是尊贵，处在上面，地是卑湿的，所以处在下面。太阳没有亏与盈，月亮则有圆有缺。阳的东西主于生长万物，阴的东西则帮助万物生长，所以妇人专门以柔顺为品德，并且把不要强好辩作为美行。儒家还总结史的教训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起，都有贤良的后妃帮助，而后来之所以衰亡下去，也都因为后妃过分得宠的缘故。而且一直到汉、唐等历代一个个地覆亡，也多因女色影响了君王的大业。因此，必须是妻顺从夫，而不能相反。

在封建社会人们以农业为生，家族集聚而居，很少迁移，同一块土地代代相传。女子出嫁后就是夫家人，家产移交男子。若无男孩，则被视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有无后即为不孝，并同时产生重男轻女的思想。

儒家不仅认同男尊女卑，而且还通过对女性约束，加强这种不平等现象。

儒家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女性放弃智慧和学识的追求，做个无知、本分的“贤妻良母”。为使女子安于本分、服从男子，还规定了“三从四德”，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不一定要有才华，言说不一定要能言善辩，长相不一定是美丽，手工不一定非常巧，但要贞洁宁静，守护品节，一切有条不紊，整齐不杂，对事情说到做到，有一定的责任感；而且做还是不做，都有一定的法度、规矩，这就是妇德。选择适当的言辞，可以说的再说，不讲那些恶言恶语，观察到合适的机会该说再说，不被别人所讨厌，这就是妇女言说方面的标准（妇言）。洗刷干净那些既脏又污的东西，穿的衣服要干净整洁，按时洗澡，讲卫生，这就是妇容。一心一意纺纱织布，不喜欢打闹嬉笑，做好干净好吃的菜肴，用来招待宾客，这就是妇功。儒家要求女子听丈夫的话，唯夫是从，从一而终，为丈夫生儿育女，若不生儿，就应同意丈夫再娶，并且帮助丈夫事业成功。

固然在封建社会有很多贤妻良母，如助夫成良才或助夫事业有成的乐羊子妻，诸葛亮之妻黄阿丑、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妻梁红玉等，有教子出类拔萃的岳母、林则徐母亲等。她们都是维系我国文明传承的重要动力。但“三从四德”造就了许多贞妇、节妇、烈女，成为女性身上的巨大精神枷锁，已婚女子为此蒙受痛苦，未婚女子也要付出巨大代价。

如五代的王凝妻携子投宿，店主疑其是私逃者，抓住她的胳膊推出门。王氏为此痛哭不已说：“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被这个男人拉了胳膊。我怎可以被这手污了清白之身？”于是操刀砍断了胳膊。又如，廖伯的妻子段氏，在丈夫身亡后，父母要把她许配给他人。她坚决不从，还割断了自己的手指以示守节。类似的女子，有人统计宋以前187人，宋金时302人，元代742人，明代35829人，清代12323人，这还都是有史书记载的，至于未记载的就更多了。

五伦中另外二伦讲兄弟之伦，是说年长的要友爱年幼的。朋友之间则是要讲诚信。这里就不多讲了。

五伦与三纲是儒家对治世、处理社会关系的把握。由此提出的五常德，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际关系矛盾调节的客观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传统美德，有益于调节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它也是我们能成为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国得以维系如此悠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纽带。在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像古希腊、埃及、罗马等文明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断层现象，只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屡受侵略却始终保持着统一。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要求和相应形成的整体主义精神、使我们的民族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有关。

当然，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德”，又是直接为“三纲”服务的。它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着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维护封建政治、经济关系的作用。除去五伦要求中的如“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等这些片面、绝对、僵化的一些糟粕，“仁”、“义”、“礼”、“智”、“信”中一些属于“人类共同道德”的道德遗产，仍然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