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新理论

瘟疫新理论

明末（17世纪中叶）集瘟疫学说大成的吴又可，他突破《内经》、《伤寒论》等书关于瘟疫流行、治疗的理论，根据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写出了有不同见解的《温疫论》（这里的“温”字和现在的“瘟”字意义相同），这本书是我国杰出的流行病学专著，给流行病防治理论和建立中医瘟病学说，奠定坚实的基础。

吴又可名有性，明朝末年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当时，由于大规模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朝廷的反动统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崇祯十四年（公元1461年），瘟疫流行。山东、浙江、南北直隶（今河北、江苏两省）流行更为严重。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于是他自己便总结同瘟疫作斗争的经验，“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之方”，经二年时间，写成《温疫论》二卷。这是他勇于创新的胜利成果。

在吴又可之前，一般医家都认为瘟疫（热性传染）是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不和引起来的。如《内经》《生气通天论》篇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吴又可却根据崇祯十四年大疫流行中自己的医疗经验，突破千余年来的传统观念，创立新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及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瘟疫这种病发生的原因，不是风不是寒，不是暑不是湿，而是感染天地间另一种“异气”发生的）。他把这种引起瘟疫的异气叫做杂气。并且肯定它是一种物质，如他说：“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但是，这种物质是人们的感觉器官所不能直接察觉到的。而且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人们感染后，就因气不同而得不同的疾病。如他说：“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无臭，何能得睹得闻。……其着无时，其看无方，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更重要的是他对杂气特性的论述。第一，他认为杂气多种多样，而且有特异性。他说：“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第二，他认为杂气有特适性。他说：“盖当其特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这也是对病原各有特殊致病部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已为现代医学事实所证实。如伤寒菌寄居在肠道，引起肠伤寒；流感病毒寄居在呼吸道，引起流行性感冒等。第三，他认为杂气侵入的门户是口鼻。他说：“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第四，他认为人感染杂气后，发病与否，同杂气之强弱及人体抵抗力之大小有关。他说：“本气（抗病力）充实，邪不能入。……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第五，他认为杂气有传染性。他说：“邪之着人，有自天受之（从自然界感染）。有传染受之（人间传染）……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吴又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如上各种正确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细菌、病毒大量发现，欧美医学才有关于流行过程的完整概念。而在300多年前，祖国医学界吴又可就提出了较完整的流行过程（相当于祖国医学中的“疫”）的概念。他说：“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所以叫做疫，就因为它挨门逐户地传播，像古代派劳役一样，劳动人民，人人有份）此概念的含义有二：一是一户之内或户与户之间杂气传播而成疫；二是如同封建社会里服劳役，劳动人民人人有份，无免疫力者都可得病。

现代流行病学按流行强度将流行过程分为“散发”与“流行”。而早在300多年前，吴氏就按杂气盛衰将疫分为两类：（1）疫（相当于流行）——“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此时行疫气”；（2）微疫（相当于散发）——“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

现代流行病学将传染病分为烈性或甲类传染病和一般或乙类传染病。吴氏在当时就按疫对人体之危害性将它分为二类：（1）常疫——相当于现代乙类传染病之流行；（2）厉疫——相当于现代甲类传染病之流行。如他说：“至于瓜瓤温、疙瘩温，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百十年来间有之，不可以常疫并论也。”

在流行病治疗方面，吴氏特别强调病因疗法。他说：“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夫邪之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由于感染邪气而发热，只要治理邪气，虽不治热，热也会自然下降。邪气和发热的关系，就好像形体和影子互相依存的关系，形体没有了，影子就不能独自存在了）他还进一步设想，致病杂气可用特效药制服它。他说：“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感受物质化生的邪气而生病，还要用物质化生的正气去治疗。知道用化生正气的物质可以制服邪气的道理，那么，一种病只用一种合适的药物，就可以治好，用不着君臣佐使地配置、加减药物那样烦劳了）他这一大胆设想，已为现代医学中很多实例所证明。如锑剂治日本血吸虫病，磺胺、抗生素治各种炎症等。

总之，吴又可在17世纪上半叶所著之《温疫论》中能大胆革新，提出上述一系列科学认识，确是很宝贵的。这和他善于总结医疗经验，敢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