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技术的平衡

文化与技术的平衡——读《技术垄断》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王晓玲

内容提要：在技术进步征程中，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先后经历了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以及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的诞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其发展也使文化遭遇渗透和消解，技术不但赋予文化新的形式，而且正在试图取代文化。所以在享受技术所带来便利的同时，应警惕技术价值的过度扩张，以关怀人的意义和价值为指向去寻找文化与技术间的平衡。

关键词：文化；技术；平衡

作为世界著名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的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一如译者何道宽先生所言，波斯曼所推动和弘扬的媒介环境学派具有深厚的历史视野，将媒介环境置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和把握，关注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心理等的多维影响，彰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他存世的著作共25种，其中尤以“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最为著名。著名书评人雪堂曾说过，有些书很厚，但时间一长，会发现很薄；有些书很薄，但经岁月风霜，会感觉很厚。《技术垄断》无疑就是这样一本虽薄却让人警醒的作品，让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再次审视技术何时、如何及怎样影响了文化。

一、技术与文化的双重变革

尼尔·波斯曼在开篇即援引了保罗·古德曼在《新革新运动》中所说的“无论技术是否利用新近的科学研究，它总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的分支”。以道德哲学的范畴关照技术，坚决表明与技术中立观点的背道而驰，由此展开了他对技术、技术进化而形成的技术垄断的社会特征及诸多问题进行的缜密分析。

波斯曼沿用“把技术条件与符号生活和心灵习惯联系在一起……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基础进行文化分类”的方法，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使用阶段、技术统治阶段和技术垄断阶段，来阐明文明和技术的关系。与前辈们单纯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基础进行文化分类不同，波斯曼以在不同技术发展时期文化所处的地位进行分类，以说明技术进步征程中文化势力的式微路径。

第一，工具使用文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发明的每项工具一是为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技术也许具有令人震惊的先进性，但它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的，是从属于文化世界观的，是构成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阶段，无需对技术进行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区分，有一套建立在思辨和神学预设基础上的全面的世界观。

第二，技术统治文化阶段。这一阶段中的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社会世界和符号世界都必须服从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不仅向文化发起攻击，并且试图成为文化，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必须为生存而斗争。也许技术进化的初衷仅仅是提高效率、改善生活，并非解除自己文化的武装，但客观上造就了西方道德重心和意识形态的崩溃，造成了科学和神学即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科学技术也无法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但却造成了道德和精神一体性的解体。

第三，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垄断清除任何替代它的选择，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之符合它的新要求。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包含着任何技术都能代替我们思考问题、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代替等。技术胜利如日中天，信念源头深陷围城。界定技术垄断的标志可被清晰地表述为“如果一种文化理论不能给道德领域里可以接受的信念提供指引，把它称为技术垄断文化就是恰如其分的”。

工具使用文化的信念体系可能未必是理性的，却也是条理清晰的：一切在理论上都是可以理解的。科学技术作为进步的主要工具，海量的信息使社会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但也使得技术统治文化时代必须要控制信息的流动，以免误入“信息是手段也是目的”的歧途。到了技术垄断时代，则出现了“抗信息缺损综合征”，即文化的“艾滋病”；这个时代不再有超越性的宗教和意义，不再有文化的有机整合。电报、摄影、广播、计算机技术，信息气喘吁吁、风雨兼程，却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可供检索的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介质越来越多，但检索信息的目的和指向却不再明了。最为严重的是，在技术垄断时代，人们看待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视角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不仅文化本身要在技术发展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也随之“被技术化”。技术垄断是一种专制垄断，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获得了自身的进步，但同时蚕食了文化，并即将取而代之。

二、技术对文化的渗透

波斯曼借上埃及法老塔姆斯之口表明，文字／技术不是中性的，其利弊取决于人使用的方式。任何技术的用途多半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技术一旦被接受，就会坚持不懈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通过对电视、电脑这些已被习以为常的技术进行分析，他警示人们注意因技术而使旧词语产生新词义的问题，因为人们往往对新技术创造新词汇的机制充满警惕，但却对渐进的、修正式的变化缺乏充分的意识。

技术转化为文化也通常可分为三种形式。首先是新事物出现导致新词汇的出现。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而出现新词汇，这些新词汇的出现是大张旗鼓的，是显性的，如比特、前轮驱动等。其次，新事物的出现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也就是修正语义深深扎根的词汇。这种变化是接连不断发生的，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静悄悄地进行；这些词汇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有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也正是塔姆斯提示我们注意的地方——技术喧宾夺主，占据了文化应有的地位，如自由、真理、智能、事实等。最后，可能是一些文化天性具有民主精神，其传统比较弱且容易接受新技术。这种文化传统在美国表现得尤其显著。美国人倾向于技术乐观主义，激励灌输技术的革新共享，忽略技术变革的代价。但无论技术是以怎样的方式渗入文化的，最后都表现为工具里嵌入的意识形态偏向，即用一种方式建构世界而非用另外一种，由此改变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而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方式赋予的。无论技术采用何种方式发生改变，其产生的影响都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类活动的范围内。波斯曼以比喻的方式指出：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技术改变一切！

技术是负载价值的。如果斯诺所言非虚，我们再也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着技术的伊甸园⁽¹⁾；更进一步地，贝特朗·吉尔也已经预言过，工业文明造成了文化与技术的离异：一方面是技术，另一方面是产生了技术但又被技术理论吞噬的文化，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时间伸展的典型特征。现代技术首先是一种技术文化，技术是文化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现代技术隐藏在智力测验、民意测评、电视收视率、统计学等诸多生活常态中，其背后发生作用的是技术理性规范所决定的精确计量、重复试验和批量制造。在这种技术文化的胁迫下，现代社会从国家制度到人民生活，传统文化倡导的自由、真理、价值早已被精确的理性代替，人和物处于相同的地位和命运，不断发生异化。技术不断试图挣脱和超越手段的定位，最大限度地扩张和侵略，并以中性的面具掩盖本来面目，张牙舞爪地伸向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

以医疗技术垄断和电脑技术垄断为例，波斯曼阐述了技术／机器意识形态带给人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首先是人自身主动性和能动性的消逝。不论在医疗领域还是在电脑领域，技术都不再是手段，摇身一变成为主人。过度治疗、药物滥用、医源性事故，一连串的实践表明在医疗实践中，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使用，技术再也不是中性的因素。技术不仅改变了医学本身对病人的研究而转向疾病，而且医患的治疗和主诉都被机器诊断代替，医疗实践进入了完全依赖机器生成信息的阶段，由此导致文化和作为文化主体的人逐渐淡出，技术喧嚣尘上。其次，文化“艾滋病”爆发。如果说信息缺失曾带给人类相当多的困扰，那么电脑的出现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信息运输、传递和更新的方式。与其他技术不同，电脑具有鲜明的普适性，人人、处处都用电脑。电脑强调速度，能够生成和处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带有支配性的。波斯曼认为，海量信息不仅是产生垃圾信息、造成信息负担这么直观和简单；因为人—机交互关系的变化，电脑具有了意志、意向和理性，由此推诿于电脑的决策，人的责任就减轻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的持续增加无异于恶化人的生存环境，导致人从技术到心理再到文化的全面崩溃。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科学技术比传统的技术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不仅从自然界中索取更多的资源和能量，更直接摧毁了传统的价值观，直接威胁和破坏了文明存在的前提。电影《碟中谍4》近期在全球热播，除了“票房吸金石”、不老的阿汤哥，诸多炫目的移动科技应用也备受人们关注：各种眼花缭乱的高科技装备都可以在业界新技术中找到影子。影片中特工哈纳韦的隐形眼镜可自动收集目标人物信息，并利用人脸识别功能迅速与信息库中的人物特征匹配；目前智能终端已完全有能力快速、准确地从图像中提取人脸信息数据库，进行比对则需要巨大的资源库，但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确实，我们享受到了技术进步的便捷、实时与舒适，但从技术的终极意义上，时时被监控、无所遁逃，难道这也能使人类更幸福、更自由、更解放吗？

再以阅读为例。阅读是从文字开始的；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漫长年代里，人类经历了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方式用以记载和记忆。据《易九家言》记载：“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之多少，随物众寡。”即根据所要记忆的事件的性质、规模等，结出不同的绳结用以识别和记录。随着社会进入农耕时代，相对稳定的氏族社会出现，诞生了象形与指事两种文字，也被称为前文字。前文字主要用于简单的人类交往，更重要的是用于人神交往，体现了人类不断增长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努力和成果。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逐步提升，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必然带动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传播方式的变更，创造了新的文化属性，也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式。文化的存在也有其时间性和空间性，这两个变量发生改变后，也就局部或全部地渗透到了技术之中；技术的进步同时改造了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工具和内容，由此而改变了文化的性质和表现形态。正如用绳结、甲骨文、竹帛、报纸、光盘、网络所承载、传播的文化信息是有区别的一样，在文化传播的时间性、空间性方面的属性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正是技术的发展促使文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形态。

三、技术对文化的消解

纵观全书，波斯曼对信息／技术的立场和观点是谨慎有余的，“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正是这样的理性和冷静，他对技术爱慕者们提供的心爱的技术持有小心翼翼的态度。

首先，技术的发展未必有益于目的的改善。在智者塔姆斯法老对“文字”与“智识”诉辩之外，还援引了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者》中关于技术进步和文化磨合的一段话。当我们在沾沾自喜于电话、远洋航行及死亡率降低等科学进步的同时，这些为技术爱慕者们津津乐道的进步背后，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手段的发明对目的的改进又有何作用呢？但即便是这样的清醒和冷静，也必须以承认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由此可见技术在生活中的渗透。

其次，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弊端还未有足够的认识。工具使用文化时代，人类长期和各种匮乏作斗争，包括物质的匮乏和信息的匮乏，对信息稀缺积怨已久。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对信息泛滥却既无警示也无经验。“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联系现实，波斯曼发问：“中东、南非、北爱尔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冲突达到狂热的高度是由于信息稀缺吗？”“事实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尤其是个人问题，很少是由于信息不足引起的。”欧文·拉兹洛也告诫，文化确实是时代的一个决定性力量，许多冲突表面上貌似政治性的，实际上却包含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²⁾然而，伴随神学预设价值的被颠覆，难以解释的问题增加，意义本身成为被追问的问题，技术爱慕者们乘势宣称世界需要的是信息。信息是人创新活动的手段，但也是其目的，信息从形而下的具体上升为形而上的抽象，这样一幅路线图跃然纸上。他警示我们要反思信息暴涨问题带来的后果，因为“如果信息泛滥，信息毫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最后，技术防御机制崩溃而最终导致技术控制技术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技术产生的信息不断压迫文化，并试图取而代之：“如果没有技术，人的世界必然是荒谬的：通过人的智能，宇宙能够思维、思考并谋划宇宙的未来”⁽³⁾。“在一个电子数据处理方法保证为老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的世界里，计算机已经从区区一个工具进化成更丰富的东西——一个心理向导、阐释者，甚至一个‘无所不知的机器’，它追求人类的思想水平、创造力甚至感情。”⁽⁴⁾对托夫勒、奈斯比特这样的未来学家而言，信息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在这样的新社会里，机器人成为典型的工人，人类劳动力在生产领域反而成为多余的。另一方面，文化竭力把技术作为手段，赋予生活以意义和人生以信仰。以电脑为例，其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台大容量、高功率的信息处理器，按照程序要求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机器处理信息与人脑思考之间有重大区别：信息处理仅涉及事实，而人的思考会将哪怕与事实只有边缘联系的思想和价值观一并考虑在内”⁽⁵⁾。技术可以实现技术的加速流动和处理，但基于信息的认识论本身必须经由人的加工才能发生变化。此外，再加上信息产生机制、控制机制和防御机制认识和功能缺位，“信息失去效用之后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由此，技术包括流动的信息在内，都受到了意识形态偏好的控制和控制。波斯曼在他的时代即预见到信息革命造成的信息失控和意义断裂将最终导致价值观紊乱，“人们称为他们自己科学创造的产物，对事件的影响越来越无助”⁽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通过展示人奴役自然的荒谬性，洞见了危机并积极寻求消除危机的道路，其背后所蕴含的仍然是深刻的技术—文化问题。

波斯曼梳理了人类技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在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框架内关照技术及其带来的进步，深刻地指出技术及其价值观改变了人类文化中基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改变了人类的精神传统，也改变了人生的终极旨意。科学技术驱逐了先验的神秘主义，日常生活成为可测量、可计算和可复制的。“现代人已经被连根拔起了。我们现在只有纯粹的技术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人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⁷⁾但从积极的意义看，“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技术固然实现了对原有文化的解构，造成了文化结构的分崩离析，但也为新文化的诞生创造了无限可能性。说到底，技术不可能代替人的思维，不会成为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和反思成果。文化是人的活动，文化本身不是问题，通过对文化的分析和认识，才能达到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解放的目的。“正如康德所见，我们不知道，没有我们的宇宙竟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给星星坐标，给星星赋予意义，也给我们自己赋予意义。”⁽⁸⁾在这整个过程中，无论这种意义的提供是否被动、是否自私，技术也总是静悄悄地在意义的框架内生成，从少到多，从蒙昧到成长。本质上，技术就是物质世界和思想世界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开放的技术、开放的文化。

四、技术与文化的平衡

技术的诞生使人类，特别是生活在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人们活得更长，拥有更健康的身体，生活更便利，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拥有更多可以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办法和设备，但也同时出现了技术的“异化”，并引发了技术和文化的如上论争。钱锺书在《谈艺录·序》中谈及中外文化的共通性时曾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如果以同样方式考量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那么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不同表达形态，二者是否也在某些地方存在共通互补之关系。

技术使到遥远的地方旅行变得容易，使人们远离传统上的空间地理位置，除了带来如弗洛伊德所言的因分离产生的心理感觉之外，还使得原始血亲家庭和亲情概念被改变，解构了原本生活在同一共同体内的大家庭，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核心家庭的出现和大家庭的解体，由此，原先社会安排或地域临近所产生的各种心灵满足感也被冲淡了。这种彻底的心理变化和不确定性也表现为现代人对旅游的狂热：不断地在时间和空间的碎片中逃避。既然幸福感首先被归入人类情感领域而非技术指标和参数所能衡量，那么人类就不能进行诸如假如努力就可以幸福的回溯。被誉为全球经济风向标的“世界经济论坛”（WEF）新兴技术全球议程理事会，按照2012年对世界影响最大、最有可能为全球面临的挑战提供答案而发布了一份十大新兴科技的榜单⁽⁹⁾，涉及信息学、合成生物学和代谢工程学、农业绿色革命2．0等，这一预测为学校修改课程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社会，使政府可以调整产业投资以满足民众需要，使商人可以选择朝阳产业，或可以使科学家研究最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凡此种种。但不见作为共同体的人所得为何？于人的精神或人类的意义有何裨益？如果说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人的终极幸福，那么艾滋病蔓延、贫民窟和饥饿、贫富分化为何依然如影随形？为何生物灭绝速度越来越快，不可再生资源衰竭加剧，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曾经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地球及地球人为什么出现了双重不幸？在技术斗志昂扬地侵蚀和占领着社会生活时，哈贝马斯提出未来是否可以形成这样一门可以调和综合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与人文学科的语义解释学的科学，并为此作出了生动的回应和答复。20世纪以来，引领时代发展的技术层出不穷，技术更新频率和周期大大缩短，技术及技术出现带动了以技术名称而命名的时代，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到计算机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下一代的文化产品是什么？这既是源于反思、发自理性的问题，也直面了技术是文化的载体这一现实，质疑了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技术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吗？如果能，那么技术就可以自觉地予以回应而无需产生如此之多的争辩与论战。

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也使人既创造了文化，也日益依赖文化，既要寻找认同，也要区别身份。作为认识和作用于外部世界的一种力量，文化和技术关联在一起无法分离。技术是文化认识的对象，也是文化竭力分离以有所区别的对象。在原初的以理性建构为主的文化之外，因技术而改变的社会和环境也重塑和更新了文化的表现形态。文化不仅仅是对生成符号的认知与接受，也包含着意义的再生成和再创造。自然科学家J．D．巴罗认为，不存在能够表达所有真理、所有和谐和所有简单性的公式，从来不存在能提供全部见解的万用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¹⁰⁾。既然技术只是部分地表达了真理、和谐，既然技术是为了改善人的境遇，那么以关怀人的意义和价值为指向的文化既确立了与技术的关系，又划清了与技术的界限。如果我们始终承认鹰的翱翔和鱼的潜底，那么新的视野去观照文化和技术之争才能有助于对人类状况的全面深入理解。

The Balance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on Technology

Wang Xiaoling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progres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had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culture as tools，technology governing culture and technology．The birth of technology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but its development also made culture penetrated and digested．Technology not only gave culture new form，but also tried to replace culture．So when we enjoy convenient brought by technology，should be vigilant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technical value should be guarded against．And we should find balance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human’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Key words：culture；technology；balance

【注释】

(1)［英］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页。

(2)［美］欧文·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4—77页。

(3)［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4)［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 4 6—1 4 7页。

(5)［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46—147页。

(6)［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46—147页。

(7)［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熊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5页。

(8)［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9)http://www.guokr.com/article/98825/．

(10)Barrow，J．D．Theoriesof Everything．Oxford，England：Clarendon Press，1991，p．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