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政治指导（对非党报而言

第二节　加强和改善政治领导（对党报而言）或政治指导（对非党报而言）

关于党报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有一段非常著名，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论述。他们指出：“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7]他们还先后曾用党的“武器”“喉舌”“政治中心”“组织中心”“坚强中心”来描述党报的性质。他们指出，党报是全党的武器、全党的财富、全党的旗帜，而不是个别党的领导人的私有工具，不是哪一级党的机关的私有传声筒。^[8]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报性质的论述，至今依然是至理名言。时代的发展，又需要为经典作家揭示的基本原理注入新的更为丰富的内容。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作为革命党的党报，和在和平年代作为执政党的党报，角色是不一样的；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党报，和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的党报，在功能上也是有很大不同的。随着社会转型，党报理当“从政党报纸的领域溢出，‘逻辑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新闻纸’，嵌入社会生活和文化之中，成为我们时代媒体的核心部分。和其他媒体一样，党报同样面向开放的社会和市场、开放的思想和行为，但不同的是，党报不仅担负着传播媒介的职责，还履行着更重要的责任，就是在执政党与社会、与全体人民之间，搭起信息双向沟通的‘桥梁’”^[9]。

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导党报，一方面，舆论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因对舆论环境驾驭不当而危害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也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对党报的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确地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按照规律办事。这里说的规律主要就是新闻传播规律和宣传规律。“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0]

笔者认为，当前加强和改进党对党报的政治领导，主要应该靠两条：一是管好用人；二是管好指导思想。前者就是要确保党报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手里，后者是要确保报纸的舆论导向和基本价值判断不出偏差。有了这两条，就没有必要对报纸的具体业务作不必要的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级党报既不偏离方向、模糊使命，又能按照新闻规律办事，达到最好的办报效果，才能真正提高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

加强和改进党对党报的政治领导，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和完善对各级党报的制度化的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如果任何一个在干部层级上高于某一级党报负责人的领导，都可以对党报的每一篇稿子批评并施加各种压力，就不仅会使对党报的领导和管理充满主观随意性，而且也会使党报负责人无所适从。如此这般，他们哪还有精力和能力去思考如何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对党报和别的社会媒体应该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对于党报这样的党中央或者地方党委机关报，不仅要依法管理，还要从组织上、思想上、纪律上加强政治领导（但这种领导也不意味着要对具体新闻采编业务进行过多的直接干预）。而对其他媒体而言，主要就是要依法管理。可以建立一种政治指导的机制，促使其更好地把市场规律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但这种指导与对党报的政治领导显然应该是有区别的。在1986年中宣部召集的新闻务虚会上，与会代表就提出了“把新闻工具分出层次”的主张。有的媒体应该是“指令性”的，有的媒体是“指导性”的，更大量的则应该是“市场调节”型的。^[11]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要合理建构媒体与政府、社会、公众的关系，就要逐步减少党政机关对媒体新闻业务活动的直接干预。过多依赖“人治”，已经使新闻管理和运作成为所谓的“潜规则”和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最严重的领域。报纸的过度行政化，也导致了其任何失误都直接冲击党政的领导、工作秩序，甚至直接伤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报纸上什么字眼都被群众当成强烈的政治信号，反而容易由新闻报道引发骚动和社会震荡，群众动不动就拿着报纸找政府上访；与此同时，由于媒体舆论直接和政府公权力太密切地纠合在一起，又使得媒体的批评具有太过强大的杀伤力，对受批评对象造成的后果远远大于其过错所应有的承受，并造成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不到正常发挥，媒体监测社会环境的使命也就无法完成。因为媒体具有行政力量的强大背景，使其具有某种公权力机关的实质，使其与政府、社会、公众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扭曲，并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