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了什么?
——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网络传播领域学术进展与趋势分析(1)
杜骏飞
［作者简介］杜骏飞，现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传播学系主任，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CMCRC)负责人，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期驻院学者，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CCAC)创始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网络社会的传播与控制研究”主持人、首席专家。专业领域:传播与社会，网络传播，新闻理论，传播研究方法。E-mail:dujunfei@vip.sina.com。
［摘 要］本研究系基于中国大陆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基础数据库的统计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对期刊论文内容、种类、数量、趋势、热点的描述和阐释，定量研究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在网络传播(CMC)领域的学术进展、学科间的相关性、外部因素对学术生产的影响力。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的网络传播领域是一个广泛的学科交叉的领域，不同子学科之间是充满渗透性和互动影响的;网络传播学术领域的进展与业界的技术进步、市场景气呈现同步变化——越是应用性的研究，其学术发展越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数量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规模受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外部因素”的强有力的制约，然而，有关意识形态的制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却引起了较为明显的反弹:制约越是严厉，研究越是趋热;总体分析，中国大陆的网络传播学术发展，蕴含着“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
［关键词］网络传播，学术研究，进展，趋势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构筑起的电子空间飞速膨胀，短短十余年间，它已经从精英走向了大众，从单纯的信息技术手段变成了改变人类日常生活的交流表达样式的媒介，从单一的业界影响渗透到公众生活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对此，本研究希望从最近十多年中国大陆网络传播领域的学术论文中梳理出一条发展路线，以展现中国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宏观环境的互动联系的规律。这里所说的网络传播，系指广泛意义上的计算机中介传播，亦涵盖新型的移动互联及手机媒体。考虑到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视野，本文将研究旨趣明确地限定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具体而言，本研究力图完成以下描述、分析和阐释任务:从定量的角度总结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关于网络研究成果的内容、发表种类、发表数量、研究趋势、研究热点等基本相关内容;基于本研究所划分的分类标准，发现各个不同领域进展之间所潜在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性;阐释各种“外部因素”对该特殊学术领域的学术生产所起的作用，论文尤其关注网络社会、网络法规、网络民主政治、网络伦理道德的学术研究发展动态，以及学术界发展的规模与业界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文宏旨大致关乎三个方面:文献计量学，新闻与传播学，知识社会学。作者的研究初衷意在通过有关前两者的实证，阐发有关后者的评判。自然，作为发表论文，其目的仍然首先是对1994年以来网络传播的学术进展作一个总体回顾。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献计量学是采用定量的方法，以各类文献为对象，研究文献信息交流过程中存在的数学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学术界一般认为，从文献计量学在科研评价领域的应用进展来看，前景乐观(叶深溪、许为民，2003)，有颇多学者曾就文献计量学在探索文献增长规律中的应用方法作出相关探讨(高俊宽，2005);基于学术文献在信息时代的剧烈增长，文献学家并有多项工作探讨数据库检索系统环境下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为实现文献计量分析自动化提供依据(董建成，2000);亦有学者基于网络传播环境，根据当前海量数据库的发展，对基于网络平台的海量数据库对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作用、评价指标的扩展、交叉学科分析等作了实例研究(党亚茹，2004)。
基于这一方法论的背景，近年来，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学科发展态势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例如仅仅一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在近十年间，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学科发展态势和研究所科研绩效评价的研究分析报告就不少于八项(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2002)。相比较而言，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相关的学术评估研究却寥寥可数，据本文作者查询所及，其中较为典型者如:李欣人(2006)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将我国1997～2005年有关传播学的文献量、刊载该专题论文较多的期刊、主要作者作了逐一介绍，并就传播学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许欣(2005)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对我国大陆传播学专著出版数量、主题内容、译著、译著国别、合著率、核心著者、多产出版社等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播学发展十分迅速，传播学方面的论文、专著等科研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其学术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亦有学者就某一学术期刊的文献递增态势作研究，如张莹、申凡(2004)从《现代传播》在1994～2003年之间的论文发表量来“评估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
另一方面，对于学术发表的承载体，杜骏飞(2007)则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探讨了广泛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影响力问题，其基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数据库的次级研究(通过与其他学科的比较)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本领域的知识传播困境与学科危机。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期刊影响力的部分质化讨论则见诸李良荣(2003)、郝俊慧(2005)、陈洪海(2004)等人的文章。
此前和嗣后，类似的定量研究还包括:较早发表的戴维民(2003)的对五年间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成果所作的引文分析;徐剑(2005)通过对1998～2003年的CSSCI数据指标的分析，指出了当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肖燕雄(2006)以CNKI(下详)为数据来源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1994～2003年间论文的引文分析;段京肃、白云(2007)基于CSSCI所作的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五年间(2000～2004年)的论著作者情况、研究机构以及不同地区发表论文情况的分析;段京肃、任亚肃(2006)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最近的两项类似成果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方法与指标工作室”(2007A，2007B)的争鸣文章，亦是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论文发表和被引用状况所作的分析研究。以上研究大多将题旨集中在学科(或作者群)论文的影响力评估上，而没有就整体学科的学术生产规模作宏观研究和学科间比较分析。
仅就学术生产和学科增长的议题来看，显然，更多的文献学研究大多为主体思辨、质化分析和横断研究，例如廖圣清(1998)对我国1978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朱春阳、张国良(2004)对前一年度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陈力丹、朱至刚(2005)对前一年度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综述等(这方面的例子较多，不一一列举)。比较而言，运用定量方法研究本学科发展脉络和走势的传播学评估研究仍是寥若晨星，至于就一个学科群、学科平台(例如本文所探讨的横跨多个学科学术生产的“网络传播”)进行文献学与知识社会学定量研究、历时性的纵观研究，则迄今付诸阙如。
二、研究设计
基于前文所提及的宏观研究目的，本文希望验证的前提假设如下:
(1)网络传播领域作为一个广泛的学科交叉的领域，不同子学科之间是充满渗透性和互动影响的。
(2)网络传播领域的学术进展与网络传播的技术进步是正相关的。
(3)网络传播学术研究受到“外部因素”的强有力的制约，其中，有关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其人文研究方面是明显的。
(4)越是应用性的研究，越具有学术市场，但与此同时，它又受到市场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左右。
(5)在严肃学术的进展方面，有可能存在一个“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
本研究系利用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所做的次级统计研究，其方法主要为利用检索词在CNKI里搜索需要的内容，经过人工筛选后重建本研究的分类数据库，然后进行具体研究。
CNKI是现阶段国内最强大的文献检索数据系统，其主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图书全文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库》几个子部分。而本研究所获得的基本数据来自其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8 000多种重要期刊，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为主，同时收录部分基础教育、大众科普、大众文化和文艺作品类刊物，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全文文献总量近2 000万篇，可以全文检索从1994年至今的绝大部分刊物(大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最早回溯至1915年)”。从覆盖的广度来说，本研究所要用到的信息基本上都可以在其中获得，因而本研究的难点也就落在了如何从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找到和本研究相关的内容上。
如果采用“穷举法”找出历年来所有文献并加以筛选，从经济、时间、可行性考虑都不可能完成，而且考虑到要尽量减少在过滤所查找文献过程中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尽可能使用基于“关键字检索”的自动检索方法，辅之以最低限度的人为排除工作来去掉检索结果中不相关的文献，最后获得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关于这一研究方法及其选择的过程，有几点需要说明:
检索方法的选择是一个反复斟酌和多次实验优化考虑的结果:研究者反复尝试，在“篇名”、“摘要”、“主题”、“关键词”这几个检索项中选择一个匹配程度高、检索结果符合研究相关性的好的路径。实验的结果是，按“篇名”检索最能符合研究要求(见表1)。
分类指标确定的难度在于:概念的重合、冲突和本身的模糊性都对最终的分类标准的科学性、正确性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在开始阶段对整体研究围绕网络传播(理论)、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新闻、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法制等19个维度展开，基本上涵盖了关于网络传播的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涉及专业学术领域和新兴的交叉性研究领域。
最初的分类只是笔者一个经验性的判断，该领域存在不存在有价值的相关的研究，按照方案来设计、搜索和研究，其结果究竟是否可以验证相关预设，仍然是个未知数。检索方法或概念设计得不够科学，最终都会影响到结果的输出，必须通过最后的评估和检验才能形成中肯的评价。
匹配关键字搜索的具体操作程序为:首先进行近十年研究的整体过滤，近十年关键词搜索不到两位数的搜索结果，其关键词被排除;其次，在实验过程中增加一些关键词搜索;最后，建立本研究的元数据库以方便汇总和纠错，按照年来构成。
表1 本研究所建立的元数据库示意表
本表篇幅较大，此处为节选。
操作过程说明:
①检索项:篇名+所列检索词+匹配。全部期刊按照年代后推检索，即2006年＞2005年＞……＞1994年。
②将整个数据拷贝到Excel内，记录关键的信息:篇名、作者、出版时间，最后按照所属类型进行编码。
③人工剔除明显不合格的数据(中小学、少年、技术类之类的关键字过滤)。
④用SPSS完成频数分析。
本研究存在一系列具体路径上的难点，研究者分析了产生数据失真的源头，并且探索了减小失真、提高研究质量的可能对策。
尽管从理论上说，CNKI应该是一个学术性的期刊文献检索系统，但是从实际的检索经验来看，效果远不理想。第一，关键字搜索会出现“概念偏移”的情况，按照标题纳入我们的搜索，但是文章的内容不符合研究要求;第二，内容符合研究要求的文章在检索词中没有反映，也就是说“文题不相符”、“标题文学化”、“多重概念”等特征的论文都难以自动进入我们的考察范围内;第三，CNKI本身对基于“摘要”或者“关键词”等学术规范的把关很不严格，以致检索研究对根本没有文章摘要、关键词的各种文章没有任何过滤效果，所以对机器检索必须辅之以人工剔除过程，但人为因素在把握所谓网络传媒研究的“学术取向”上肯定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误差;第四，讨论两个问题之间关系的文章，究竟将其归入哪一类研究?或者说一篇文章的标题反映的是一个现象，而文章内容是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本方法只能将其归入前者而不是后者(例如《网络传播与立法控制》这篇文章的主题在于法制，而依照本研究的机器操作方法只能归结到“网络传播”研究中，其实文章的重心在后者)，这是本研究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最后，网络研究和理工类学科、信息科学等联系紧密，如何从中区分文理属性也是一个难点。
对以上困难，本文所采用的提高数据可靠程度的措施如下:
(1)人工筛选过程统一到单一操作者身上，在文章内容匹配、最终应该属于哪种分类中做出统一的判断(尽管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达到的)。
(2)尽量扩大可以使用的检索词，在样本的代表性和精度上达到优化平衡。比如说把“网络”进一步替换为“互联网”、“因特网”，联合其他关键词一起检索。
(3)在搜索引擎中直接排除理工类、电子信息科学类的内容。
(4)后期处理时，陆续排除掉一些没有代表性或者不合研究要求的研究维度。比如对于“网络调查”，就因为相关研究深度不足，本文在最后讨论中将其排除出讨论范围。
(5)对主题并列的论文，两边同时计入;在统计时，采用单一操作者模式，以抵消一部分失真，并降低人工筛选的工作量——尤其是在对比分析的时候。如此，从精确性上讲有一定损失，但是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三、数据的宏观结果与基本分析
1.基础数据统计结果与汇总情况
表2是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得到的基本数据，随后所有的分析都在其基础上展开。随后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数量研究、种类和趋势发展研究及讨论。
2.研究领域扩展趋向研究
从图1可以看出，有关网络传播的研究的总体种类一直处在不断增加状态，但是种类增加的趋势变缓。就研究领域的扩展来看，其增长情况可分成三个阶段:
图1 研究领域逐年扩展的趋向图
(1)萌芽阶段(1994～1995年):网络新闻、网络社区、网络教育领域成为网络传播研究的肇始领域。
(2)持续发展阶段(1996～2001年):每年都会有2～3个类型概念及其学术领域涌现。
(3)稳定阶段(2002～2006年):类别增长趋缓，研究领域基本上保持稳定。
新出现的类型的相关研究数量比初期的一些类型的数量起点高，增长也更为迅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后起的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对外界背景的反应更为迅捷和强烈。
此外，研究者也注意到，在后期，对于网络社会、网络政治、传播理论、网络法制等学术探讨，走向了综合化、系统化研究，这令人感到，随着网络传播学界研究的深入，学术力量逐步在试图指涉当前主流思想的宏观层面。
从图2可以看出，文章发表的整体数量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只是有一个短暂的平台整理期(2002～2003年)。进一步考察这一时间段的各个分指标，我们可以看出这段时间的表现，是网络新闻、网络文学、网络广告等研究维度进展下降，以及其他维度进展加速共同作用的结果。
将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研究的相关走势与此作合并考虑，我们看到，在被称为“互联网的严冬”的2001～2002年，业界的萧条对电子商务这一直接受市场支持的领域给予了更大的打击;相反，电子政务与政府意志而非市场供求直接有关，因此，它恰恰在这个时期萌动和崛起(见图3)。
图2 整体文献数量按年代汇总统计示意图
图3 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两个特殊领域的学术发展示意图
而观察同时期其他所有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下降趋势，而是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姿态。特别是在随后的关于网络发展的反思热潮中，很多严肃的学术领域反而变得愈加繁荣起来。
图4是“加入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两个因素”与“没有加入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两个因素”拟合后得到的一个直观结果。可以看到，从宏观的学术进步格局来探讨，排除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这两个“非纯学术领域”后，网络传播学术研究的进展曲线总体是平滑的，并不受所谓外部因素的影响。
图4 加入与不加入特殊领域:拟合后的分析
四、不同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与趋势分析
在研究之初，研究者希望能从19个维度统一来考虑，但是在过程中却发现基于检索词搜索的结果，关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这两类概念的跨度不仅远超过学术范围的概念，而且数量太多，以至于在整体对比的过程中湮灭了其他数据可以反映的问题。所以本研究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即单独考虑这两个维度的发展情况，而不将其计入宏观学术进展讨论范围。以下为余下17个领域的文献汇总分析(见图5)。
图5 17个领域的文献汇总分析
依照各领域学术成果数量所处的范围，将其大致归为三类分别考察:数量最多的领域，处在中间层次的领域，以及剩下的发展数量较少的领域。
1.领跑者:网络新闻、网络教育等传统研究领域
从文章的绝对数量看，网络新闻、网络教育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两个维度起步早，从宏观的政策背景看，也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因而在数量上两者处于领跑梯队。但是，尽管绝对数量占优，其发展趋势却有下降的苗头(见图6、图7)。
图6 网络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图7 网络新闻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可以看出，从2001年之后，这两个传统领域都开始了明显的“振荡”态势，这当然可以用假设五(“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作解释，也可以从宏观背景进行考察。网络教育研究在1999～2003年规模急剧上升，与当时宏观政策要求大力发展网络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理，在2003年以后规模下降，则又完全可能是因为此时网络教育出现了一系列的信用、管理和效果危机，以至于中央政策开始放低宣传调门导致的。而网络新闻领域在2000～2004年进入发展低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从2000年开始，国家对互联网的管理从低度管理进入中度管理时期(李永刚，2006)。以下是同时期一系列相关的政策事件:
●2000年5月9日，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下发了《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提出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并确定了首批重点新闻宣传网站。
●2000年8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大力加强我国互联网媒体建设》。文章指出:“面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快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改造，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大力加强互联网媒体建设，加强网上新闻宣传。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要“增加必要的投入，特别是加快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点网站建设，扩大重点新闻网站的知名度，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国外访问者，抢占这个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
●2000年12月12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国际网、国际在线网、中国日报网、中青网等率先成为获得登载新闻许可的重点新闻网站，国家拨付财政专款予以支持。
以上事件说明，中央政府对互联网的认知日渐清晰，相关管理部门对于网络新闻的发展政策已经完全确立，学术界在这样的气候下，众说纷纭的自由讨论减少，研究的进度放缓。
不过，另一个解释同样有效:如前所述，从宏观的学术进步格局来探讨，网络传播学术研究的进展不受所谓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微观上说，同时期“互联网严冬”的来临，仍然会对某些敏感领域发生作用，其中，网络新闻应该是一个典型。中国大陆的网络新闻在当时的主导者是商业网站、门户网站，而不是“新闻网站”(甚至到今天为止，政府主办的新闻网站经过多年发展以后，其影响力仍然没有超越前者)，因此，“互联网严冬”引发的商业萧条有可能削弱了学术研究的取向。
2.第二方阵:“中等规模”的学术领域
从数量上看，处在第二方阵的是网络信息管理、网络广告、网络语言文学、网络文化艺术、网络游戏，博客和Web2.0等研究领域。它们的共同点是:较为中性。一部分属于无关意识形态的技术和业务层面的研究，另外一部分则是还不被世人深入了解的领域。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游戏和博客的研究。这两个学术领域起步非常晚，2000年是网络游戏研究的起点，2003年是博客研究的起点，然而，相比其他成熟的研究领域，它们的发展却相当迅速(见图8、图9)。
图8 博客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图9 网络游戏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2003年成为博客研究的起点，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博客在中国大陆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真正走向大众的，博客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学术研究的突飞猛进。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互联网异乎寻常的发展与集聚已久的民意的有效释放最为相关。在传统时代，个人试图向大量公众发言，是处处受阻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传媒以虚假的“民意”来牵引舆论时，公众往往只能被迫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互联网的兴起大大改善了公众公开表达民意时的被动局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专门服务的论坛群落或电子社区风行，在这些地方，言论的尺度也可以比传统媒体的官方标准宽松许多。而到了Web2.0时代，博客的勃兴给了民众更好的、更优越的民意释放的可能，因为它几乎就是完全的自由出版(杜骏飞，2004)。与此同理，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解释在这个领域里面学术的繁荣与喧嚷了。
关于网络游戏的研究开始于2000年，在2004年之前，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主要内容也是从经济视角来分析市场问题。而当2004年“盛大—传奇”成为网游界的传奇之后，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有研究者感叹道，到2004年，“网络游戏在中国从一片空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亿元直接产值和几百亿元间接产值的庞大的新兴产业。它不但拯救了中国的.com经济于崩溃边缘，还彻底扭转了电子游戏在中国社会的不公平待遇”(月光软件站，2004)。随着玩家人群的极大扩展，其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出现了爆发型的膨胀。
图10 网络游戏研究与网络心理健康研究的拟合
更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网络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time-lag”之后的同步增加、下降趋势，亦即有一定时间差的跟随性变化(见图10)。对此，我们的解释是，由于网络游戏繁荣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青少年沉迷于游戏不能自拔的情况普遍出现，引起了管理界、教育界和家长的急切关注，于是学术界对于相关学理及其治理对策的研究同步增长。换言之，网游作为起初与“主义”无涉的娱乐科技产品，并不能引发讨论，只有在其产生社会问题之后，人文社会科学才有用武之地，这应该是其研究论文在实践之后略有延宕的主因。如果这个探索性的研究结果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还可以尝试对更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与生产实践的时期对应关系作同样的推断: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文社会性题材的反应通常是直接同步的，而对于非人文社会化(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暂时未展现其人文社会影响的)题材的反应通常是间接同步或延宕的。
下面是网络信息管理、网络广告、网络伦理道德、网络语言文学、网络文化艺术等学术领域的进展情况:
网络语言文学、网络文化艺术领域的研究，在进入2001年之后处于停滞和波动阶段，我们的解释是，它们进入了一个盘整和稳定期(见图11、图12)。事实上，相当多的这一类领域由于本身性质较为中性，虽然相比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络广告这类领域出现得晚，总体数量明显少，但是到了中期，也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由于这些领域的早期研究大多是介绍性的文章和浅表性的学术研究，因此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自然处在一个学理上的饱和期——这种饱和是相对于学术市场需求而言的，因此也是暂时的。无疑，在经历了盘整和波动之后，当该领域的学术深度有所加强之后，学术成果的数量还会持续走高——这是我们对于其历史和未来趋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图11 网络文化艺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图12 网络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对于文学艺术，我们可以不从“互联网严冬”这个外在因素来解释，而对于网络广告等商业化的领域，就要回到市场议题来阐释了。在2001～2002年，业界的萧条对于这些应用性学术发展的制约还是很明显的(见图13)。
图13 网络广告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此外，我们将电子商务和网络广告的内容放在一起对比，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见图14，考虑到电子商务类文献数量众多，下面的比较采用了“相当标准化”的制图，以便就其趋势作比较)。显然，这类与商业利益、市场行为有关的学术研究类型，在趋势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在一段时间内都与业界走势相关(包括与互联网寒冬期的同步)。
图14 电子商务与网络广告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的拟合
比较而言，网络信息管理类的学术文献增长基本上呈现了一个不温不火的过程，数量也比较少(见图15)。一个最可能的解释是:这个领域更加中性，并且不受外部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政府意志和市场走势)影响，只与网络规模和技术进步有关。
图15 网络信息管理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3.特殊方阵:若干敏感的领域
最后一个方阵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较为敏感的学术领域:(作为宏观研究的)网络传播、网络政治、网络心理研究、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网络媒体。从逻辑上说，这些领域属于较为纯粹的、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它们在总量上也落后于其他领域，但它们还是会受到政治敏感因素的调度或影响。
研究表明，这些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不平静，如图16和图17，网络政治研究和网络传媒研究在2005年之后出现了“火箭式”的爆炸性增长。
图16 网络政治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从原表的检索词一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1)网络、互联网、民主、市民社会等概念，从它们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承担了某种针对读者的启蒙式任务，并且完成了突飞猛进的跨越。
图17 网络媒体宏观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2)如果从图8显示的博客等新型媒体急剧发展的程度来看，反映民意的草根媒体的迅猛发展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网络政治的趣味和网络传媒的变革，不可以被当作两个独立命题，因为媒体不可能游离于社会民主化和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
(3)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紧密相关的议题。
(4)学术研究与以上实践旨趣是对应的。换言之，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发展，网络政治学术研究仍然是稳步推进的。
在本研究中，网络媒体研究的学术议题大部分是有关领域的宏观研究。就对上面两者的关系而言，网络媒体研究的趋势与网络政治学术发展有极高的相关度和一致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媒体的宏观研究并不只是网络政治，从数据中发现，在2006年的85篇网络传播研究文献中，有10篇涉及的是网络政治问题，而从文献发表的其他议题来看，大部分涉及本单元的所有敏感主题。换言之，关于网络传媒的研究，是在其他有关意识形态批评研究的基础上，走向了更加深入的社会分析和跨学科探讨。
从图18可以看出，网络伦理道德研究起步的时间较以上几个领域要早，在仍然处在互联网严冬的2001～2002年出现了一次飞跃性的增长，在数量上每年都超过了三位数，一直不断地拥有研究热点。此后的发展形势平稳，这一方面与信息管理学术发展原因同理——这个领域也是相对较为中性的(国家—社会的两种势力可以在此找到它们的观点交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其折线依然有两个明显的上升拐点，一个是在2000年中央加强互联网管理的起始处，另一个是在2004年国家对于互联网的高度监控起始处。自然，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具有决定性的: 2004～2005年Web2.0的全面兴起，竹影青瞳、木子美等一系列的博客事件不断发生，显然引起了更多的社会伦理讨论。这里，学术发展对应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出现。
图18 网络伦理道德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互联网法制问题从网络产生之初就纳入了学界讨论的话题，但是从本研究能查询到的结果来看，每年的数量都没有超过20篇，而且每年的波动情况也很大(见图19)，说明互联网法制学术研究受到有关政策的影响极大:路还很长，其过程也会很艰辛。
图19 网络法制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总体来看，以上部分敏感领域的发展显然都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关。在一般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按照政治学的分类，意识形态是指:(1)宗教上的信仰与教条;(2)政治上的思想主张;(3)社会改革运动的理想;(4)对观念思想的研究(蔡文辉，1983)。但是，当它成为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统治的基础，服务于现行的统治。意识形态承担着合法化、社会化、简单化、整合、管理和行为引导等功能(申明民，2002)，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生产自然也概莫能外。
正如罗杰斯所说，“一项创新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相容，也有可能不相容……但是，很明显，如果新事物、新方案与现存的东西完全相同或完全协调，那么至少在潜在采纳者看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创新了”。如果我们把学术生产也视为创新，那么，学者的工作无疑也是在与系统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博弈，是在不相容与相容之间的山脊小心翼翼地行进。其中，有些落入了左边的山谷，那是危险的象征着不相容的禁区;有些落入了右边的山谷，那是完全相容的陷阱——因为千篇一律而缺乏创新的研究注定都会被学术市场淘汰的。自然，更多的学者是在边缘上继续攀登，有的甚至以困难为砥砺，视畏途为捷径，作出了更多、更好、更新也更被接受的学术成果。
图20 中国大陆互联网管理的三个时期示意图(李永刚，2005)
在前文中，我们谈及，从一些应用层面(包括网络新闻这样的业务层面)来看，国家对互联网监管的高峰期就是这个领域学术的相对萧条期(见图20)。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抽象理论”研究却呈现了不同的景观——学术界对那些微观领域发表意见之不足，产生了代偿效应:网络传播、网络政治、网络心理研究、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网络媒体、网络法制等研究在2005年之后出现的爆炸性增长，也与国家控制的增强同步。
研究者认为，由于这些更为敏感的人文社会科学讨论是非直接对抗性的、理论化的，因此，它们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反而会因得到刺激而加强，这源自学术界传统的对于政策和时事的反思意识。或许，我们还有更为特殊视角的解释——麦克卢汉面对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发展的电视就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麦克卢汉，1992)。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运动的代表，尽管网络作为新的政治参与途径在技术手段上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证实，但是从宏观的旨趣上看，它的确在启发人们参与政治言说方面展现出诱人的图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政治学术研究取向在学术生产方面顽强增长的特殊性，似乎也成为其中的一个旁证。
五、板块效应:更大的类型同步性
在前文中，我们谈及了不少类别之间的学术研究的同步性，并且从数据上检验了它们的拟合度。例如网络广告与电子商务之间，网络游戏与网络心理之间，网络政治与网络媒体之间等。我们的研究初衷是，从时间序列的维度考察，很多研究类型在数量指标的变化上具有同步性，尽管我们不能将它们完全归结为相关关系(因为它们概念本质上的联系不是必然的，或者说多数情况是人为制造的“概念统一体”与“连锁反应”)，但是从趋势图中，我们还是可以探索性地将它们加上具有某种“相关性”的标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进一步的研究假设:也许它们背后真的存在某种同一化的力量，等待我们基于新的数据分析以得到完整的发现。
本着这样的研究旨趣，下面，我们将若干相近领域进一步划分为板块，以描述、解释它们之间的更大规模的类型同步性。
1.经济、市场类实用研究板块
我们研究经济、市场类板块，也包括一部分实用性研究，因此，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广告都可以属于这个板块，其发展情况参见图21。
从图中研究发现，这类概念本身出现得早，总体数量来看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受到宏观背景的影响极大，波动情况明显，而各个维度的发展趋势有某种时间上的同步性:整体看图中的累加柱伸缩情况，与其组成的各个维度的伸缩情况基本上一致，也与宏观背景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经济、市场类板块的学术生产而言，它们基于市场景气的联动性是极为明晰的，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图21 经济、市场类板块不同学术领域规模累加柱同步变化图
2.学理化研究板块
第二类是具有明显学理取向的板块，包括政治、传播类、伦理学与社会类研究。这类研究出现得晚，但是短短的时间里就已经成为研究热点。根据我们的前述判断，随着社会发展和形形色色社会问题的出现，它们也会是未来网络研究发展的趋势。
在图22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上一板块的整体累加柱伸缩情况与其组成的各个维度基本上一致的同步情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理取向的板块来说，它们可以不遵从市场的指挥，但是内在品质的一致性还是使得它们几乎在其领域内部同步变化(即使如上一节所述，它们的内部还有不少细微的差别)。
图22 学理类板块不同学术领域规模累加柱同步变化图
3.大众文化、艺术、语言类研究板块
这类研究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市场商业利益、意识形态对该领域的影响都很小)，进入2000年之后，该研究领域有了较大的发展，随后可以看到其发展逐步走入平稳阶段。它们与信息管理之类准理科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超文科的(接近于无意识形态争议的领域)，因此也是较为中性的，可以不受任何扰动而独立生长。它们的同步性，事实上也就是它们较为一致的独立生长性(见图23)。
图23 大众文化、艺术、语言类板块不同学术领域规模累加柱同步变化图
除了以上板块和类型外，需要说明的是，余下的第四类应该是更新兴的领域，包括博客、网络游戏、手机媒体等，但是对于它们，由于媒体和相关研究出现的时间很短，做历史性的回顾价值不大，就没有像上面三个类型那样做一个汇总的图表，有兴趣者可以查找表2相应的具体数据。
六、假设检验的结果与进一步的讨论
1.对相关假设的验证结果
本研究显示，网络传播不同子学科的融合变迁是确定的，如假设一所言。不同视角的观察研究都表明，网络传播在大的学科概念中出现了各个学科联系、交叉和综合的趋势，比如网络传播、网络政治、博客、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等领域出现的交叉，就是明显的例证。而且，从统计中可以看到，它们都经历了一个爆炸性增长的时期，在随后的发展中，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这两类研究内部，也都明显地出现了交叉和综合的趋势，这种趋势的意义在于:
(1)它反映了学者眼界的不断开阔和研究的深入，也是传播学这个学科进一步走向繁荣的标志。
(2)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交叉和渗透后，可以组成新的有机的学术整体，本身也能更好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本研究的结果完全印证了我们之前所提出的假设二和假设四:
(1)网络传播领域的总体学术进展与网络传播的技术进步、发展规模是相关的。
(2)狭义地来看，在国内互联网研究中，经济学关注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新业态，行政学重视以电子政务为内容的政府革新等领域，其中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报告不仅出现得早，而且研究受到的限制相对来说少得多，所以与政治类、社会类学术领域的学术生产相比，经济、市场类研究在发展规模、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
(3)越是应用性的研究，越容易与市场出现同步涨跌的趋向;越是具有商业实用性的研究，越具有学术“市场”;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宏观发展又受到市场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左右，从学术产品数量走向与市场景气程度走向的对应上看，它们是依附性的学术，其独立生长性是微弱的。
而社会环境、政治和公共政策显然也是更为强大的外部因素，正如假设三所预见，网络传播学术的某些方面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在社会科学领域是更明显的:
(1)对于网络新闻这种受到高度约束的微观学术领域来说，受到政治和公共政策这种意识形态“外部因素”的制约是最大的，它也是具有较大依附性的领域。
(2)对于网络社会科学的一般领域而言，它们更多的是受社会环境这种外部因素所左右，它们在社会提出问题后才会更倾向于解答问题。
(3)而在若干敏感的学术领域，例如(作为宏观研究的)网络传播、网络政治、网络心理研究、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网络媒体，它们尽管亦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敏感性，但是由于与网络新闻相比，它们更为抽象，理论争辩更为间接，因此反而呈现出与外部环境的负相关——似乎制约越是激烈，研究越是趋热。这是超出研究预设的一个研究结论。
对于最后一点，笔者认为，这是学术反思传统的延续和知识阶层意见的呈现，是极为有价值的，尽管对其意见呈现的质化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这也在某种程度表明，互联网研究将不再仅仅以工具性的视角纳入研究的范畴，而是正在转换为深入的思考，以形成对中国未来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思考。
此外，假设五提及，在严肃学术的进展方面，存在一个“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本研究显示，至本阶段为止，网络传播领域的研究在前十年中基本处在初级阶段，即介绍、描述、简单分析。而当最初的简单研究的“繁荣期”过后，总体研究数量在许多领域呈现下降和盘整格局。从节点上分析，每逢有技术上的新进步，就会产生学术上的短暂繁荣——由技术分析带来的初期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假设中的基本判断。而从近两年的数据形态和领域间的比较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相信，目前的网络传播学术研究，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一方面数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研究的质量和理论性均有所加强，个别领域(例如网络社会、网络政治)甚至呈现进入第四阶段的迹象。传播学界曾有学者把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介绍引进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创新评价阶段，并认为，在创新评价阶段，中国的传播学学者们对传播学作了大量创新评价研究(李欣人，2005)。但从本研究的数据来估测，似乎至少在网络传播学领域，这个“创新评价”还有待展开。
2.学术生产的社会学观察——一个数学表达
广义来看，互联网的发展在过去的约十年中，经历了重大的科技进步，加快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组与整合，也在人文社会领域强化了一系列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观念革命。这些历史性的变化，显然也刺激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如前所述，网络传播学的学术文献增长与外部因素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联系”:
(1)和宏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发生强烈的共振;
(2)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约束;
(3)受到新技术革命的刺激而产生学术解释的动因;
(4)因为在实务层面上有重要市场需求而形成依附性的学术供给。
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文献的增长规律是可以描述的。美国韦斯莱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图书馆学家赖德(Ryder)经调查统计，在1944年提出全美国主要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每16年增加一倍，这实际也是藏书量指数增长规律的一种表述。20世纪60年代，普赖斯和弗拉杜茨、纳里莫夫等人提出用logistic曲线来描述文献增长过程的观点，它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指数型增长曲线，还克服了指数型曲线无限增长的缺点。用指数模型和logistic模型描述文献增长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近似成立的，例如美国科学史和情报学专家雷舍(Resher)提出的文献等级增长模型、高夫曼(Goffman)的传染病模型(纪亮，2005)。
在本研究中，笔者试图说明网络传播学的文献增长与以下外部因素之间存在着多种数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一般而言，它与社会文化所提出的对话需求成正比，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成反比，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成正比;但本文定义和阐发的“网络传播”不是普通的学科类别，而是一个学科平台，随着不同学科、子学科内部不同领域属性的变化，以上诸种相关性仍呈现不同的强度，因此，这种数学关系需要有一个数学常数来定义不同学科的境况——笔者认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说明本文的探讨具有对其他学科文献增长作推论的扩展可能性。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作者在实证研究中产生的领悟，本文用数学假说模型来描述中国该研究领域文献发展趋势的规律——笔者把它命名为“外部因素模型”，如下:
f(a)t代表领域a在t时间的文献发表情况;Ka代表领域a的内在发展规律，也就是每个学科不同的内在属性(根据前述讨论，显然文科、理科以及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领域之间，其内在属性都可能是不同的)，数学意义表示为一个常系数;At表示学界(Academia)在t时段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大小(根据前述讨论，大多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会倾向于对已经形成的社会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换言之，他们的兴趣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ET，M...(t)本身是个随时间t变化的函数，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硬性”外部环境(Environment)变量，包括技术(Technology)进步、市场需求(Market)等诸多影响因素; PIct是指政治(Politics)、意识形态(Ideaology)控制等特殊因素的作用，一般来说，它们会在学术领域的某些自由讨论中成为“控制约束”变量。
3.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存在纯技术方面的不足，在获得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方面有待加强，尽管目前的筛选和统计方法已经是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最为可行的路径。
笔者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仅仅从数量上判断学术研究的价值，是未必充分的。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我们需要开辟另一种(质性的)方法路径，来对本议题做更深入的分析和判断。网络传播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偏向于应用的某些领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业界情况的反映，并为其所直接影响?在本研究当中，我们只能用一种模糊的同步走势来加以描述，希望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给出更为精确的数据和拟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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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ave We Studied? An Analysis to the Academ ic Progress and Trend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from 1994
Du Junfei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database of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By analyzing and elaborating journal articles' content，variety，quantity，tendency and focus，the study aim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interdisciplinary reference and sociopolitical factors to academic production o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94.The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CMC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are highl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re demonstrating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of other disciplines.The academic activities develop alongwith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industry and market signals.The more applicable the research is，the more it is determined by the market requirement.Quantitatively，the academic research has been highly restricted by the“exterior factor”of national power.Notwithstanding，in the field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tudies，the ideological restriction provoked strong revolt: The higher the pressure is，the vigorous the studies go.In general，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CMC in Mainland China experiences a spiral of“primary prosperity—subsiding and accumulating—in-depth developing—neo-prosperity.”
Keyword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tudies，progress，trend
【注释】
(1)此课题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网络社会的传播与控制研究”资助，并受学术助理苗国等同学大力协助，谨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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