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与沉思

回望与沉思———我的语文教研之路

孔立新

风起云涌，潮涨潮落。岁月之河缓慢而又湍急。转瞬之间，我已在中学语文教学领域工作了十余年，我生命的年轮也已逼近四十个圈层。回望来路，艰辛与欢乐同在，遗憾与收获并存。世纪之交，总结自己走过的语文教研之路，我坚信：它将给我生命中增添新的钙质，前进的步伐将会更加坚定有力。

一

1982年7月，我从芜湖师专中文专业毕业，分配到南陵县三里中学任教。这是一所典型的乡村中学，学校坐落在一个荒山坡上，远离县城40华里，缺电、缺水、缺师资，工作、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我教过语文、地理、历史、美术，每周课时最多时达24节。工作的重负与生活的清苦使年轻的心感到彷徨、沮丧和痛苦，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蔡澄清先生。当他了解到我的思想状况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并没有直接回答我该怎样成就自己的事业的问题，而是娓娓叙述了自己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苦闷与选择、艰辛与甘苦、探索与奋进。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事业就在这三尺讲台上，一切浮躁盲目、好高骛远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语文教研之路。

首先是砥砺品行，丰富学养。人格品行是教师劳动的基石。语文教学是用心灵感动心灵，人格影响人格的事业，它伴随着听、说、读、写能力培养的是教师强烈的感情投入。语文教师应由传统的“经师”转变为现代的“人师”，自觉地砥砺品行，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意义、作用之大无需赘述。尤其是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外在的喧嚣与内在的浮躁使人难以摆脱各种诱惑，砥砺品行现实针对性更强。

尽管我后来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学历对于语文教师搞好教学并非是唯一必要的条件。不过要掌握语文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没有丰厚的学养是无法实现的。在乡村中学教学的十年中，我克服一切困难，在蔡先生和县教研室同志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的教育学、心理学的著作，涉猎了文艺学、美学、史学等方面的读物。在乡村煤油灯下，我与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皮亚杰、叶圣陶、潘菽、张志公、吕叔湘、林崇德等大师、名师进行心灵的对话，那是我青年时代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我积累了厚厚十余本百万字的读书笔记，这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从事教研的奠基石。

其次是调查研究，调查也是一种学习，是读“无字书”，向社会实际学习，它同样是语文教研的必修课程。如果一个从事语文教研的人，不进行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坐在书桌边摘摘抄抄，创作论文，那绝不是语文教研的正路，只会贻害天下。1986年暑假，我自编自印了一整套中学语文教与学现状的调查表，用书信的方式，在安徽省的广大农村中学进行了广泛调查。在热心同道的支持下，我积累调查报告百余份，积累多方面参考数据百余条，涉及教师百余人，学生五千余人，取得了大量具体的第一手材料，使自己对农村中学语文教学现状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具体、深入的认识，了解到了哪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哪些问题具有特殊性，最大限度避免了语文教研的盲目性与主观性。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分专题撰写了一组调查报告发表在省内外教育教学类报刊上，其中的《农村中学毕业生情况调查及思考》一文发表后被中央教科所的《教育文摘》摘编转载，产生了一定影响。调查研究得到的丰富翔实的数据、材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个更精密细微的参照表，可以使我们的语文教研具有一个更宏大广阔的背景，可以使我们的看法与见解更切合实际，从而摆脱教学研究仅流于一般经验小结的模式。如我撰写的《在社会大系统中观照中语教改》一文，就得益于此次调查。此文获1987年全国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便是对我这种研究方式的肯定。

再次是钻研教材，探索教法。这8个字说起来简单，对语文教师来说，却是终身孜孜不倦追求的事业。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师越是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教材，那么他的讲述就越是情感鲜明，学生听课需要花在抠教科书上的时间就越少。”钻研教材起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教师必须完全弄懂教材的基本内容，即课文的时代背景，写作意图，字、词、句的理解，思考与练习的目的，乃至课文注释、插图的理解等。一本教参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只有竭尽所能去钻研教材内容，才有可能为课堂教学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真正突破教学难点。在乡村中学教学的十年中，我将搜罗到的各类语文报刊上关于教材释疑解难及分析与精练分类剪贴，和自己的教学心得合编成六本自编的“教参”，不断补充、删改，帮助自己深入理解教材，很有实效。其次是根据大纲要求与学生认知结构，确定教学重点。语文教材是由一篇篇文章选编而成的，知识点隐埋其中，不像理科教材那么显豁。只有根据教学大纲认真钻研教材，才能发现知识点，理出知识系列；“影响学习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根据学生的原有知识状况进行教学”（奥苏贝尔）。因此，钻研教材还要与学生旧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依据教材有效地唤起他们对旧知的回忆，形成认知的基本图式，让新旧知识相互发生作用。只有这样动态地去钻研教材的新知识、新内容，才能提高学生认知的可用性、清晰性和辨别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最后，钻研教材还应开发教材的发展价值，运用教材发展学生的智力，增进学生的思考。教材中各类文章都是作者彼时彼地思维的产物，都是他们的思维外化或者物化的结果。我们可以依据教材创造条件，指导学生进行多种思维的综合训练，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钻研教材的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存、步步深入的。

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桥梁，教学要实现目标，必须善于运用教学方法。80年代初，蔡澄清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与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点拨教学法。在他的指导下，我于80年代中期加入了点拨教学研究的行列，开始了教法上的探索。

研究点拨教学我不是从建构理论大厦开始，而是从具体的教学方法入手的。作为初学者要宏观地把握理论是比较困难的，而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与教学内容，探寻一些实用的教学技巧，继而形成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为培育思想、形成理论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真正实现无法之中求有法，有法之后求其化，从必然走向自由，进而步入“教有常法，教无定法，妙在得法”的境界。“讨论”是点拨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使学生在讨论中磨亮自己的思维之剑，就应该把握点拨的契机。比如教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学生在讨论初期，着重对鲁迅文章的写景艺术进行评述，这种讨论实际上是对教师讲授内容的复述。对此不应求全责备，它起码锻炼了初一学生说的能力。接着学生讨论的兴趣又集中在课文中美女蛇的故事、老先生吟诵的诗句意思等上面。如果教师听之任之，这样的讨论便显得分散、细微，不利于学生良好思维品质的形成。因此，教师点拨：三味书屋的生活是否真的就那么枯燥、沉闷？写三味书屋的目的是否就是与百草园进行对比，借以揭露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摧残？这样，学生的“思维杠杆”在教师提供的点拨支点的推动下展开更深入的质疑讨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交锋式意见。教师不必给学生现成答案，而是提醒学生再度回到作品本身去寻找自己的证据。在这样的讨论、点拨中，学生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思维的深刻性、灵敏性也得到了锻炼。“问”是点拨教学的一种重要手段，但不是一切的“问”都是点拨，“问”的时机、内容，问题间的梯度，“问”的方式都值得认真研究。又比如“讲”，是不是一切的“讲”都是灌输？点拨教学需不需要讲授？经常思考这些问题，加深了我对点拨法的理解，也切实提高了自己的教学水平，为深入研究点拨法打下了坚实的课堂教学的基础。

二

正当我在语文教研之路上迈步前进的时候，命运跟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91年4月，鉴于我的工作态度与写作才能，组织部门直接选调我到县人大办公室工作。弃教从政一次痛苦的裂变，我服从组织分配，暂别了心爱的讲台，走进了机关大院，很快就被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可谓前程似锦。但是，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深眷恋着纯净的校园、可爱的学生。我多次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要求重返教坛。1996年8月，我终于回到了学校，调到芜湖市一中工作。我觉得自己正走向一种境界，走向一种幸福，对于我热爱的语文教学研究，我将执著忘情，终生无悔。

1996年，点拨教学研究进入了群体实验阶段，这一阶段实验定名为“语文点拨教学实验研究”，被正式纳入安徽省“九五”教育科研重点课题。作为课题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在三年的实验研究中，我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1999年8月经省市教委组织全国中语会的领导和有关专家进行评审验收，实验已正式结题。今年“点拨—创新”教学模式实验研究又正式启动，我和胡澄志、王茂明两位同志共同负责这项省级课题的研究，这次实验将是对点拨教学的拓展和创新。

实验是一种改革实践，是一种教育科研。三年的语文点拨教学实验加深了我对蔡澄清先生点拨教学思想的认识；几十次的学习研讨演讲等活动，上百次的公开教学，上千次的实验课观摩，促使我更加理性地看待认识点拨法，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粗浅认识。

“点拨法”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中学语文教学法。首先，点拨教学着眼于中国汉语言的规律与特点的把握与研究，立足于中国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实际，体现着因材施教的特点。把握认识其“习得性”，在学生有意识的学习中，即“学得”阶段实施点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达到自能学习的目的，即“自得”境界。认识“习得”，点拨“学得”，达到“自得”，这是对我国语文教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实现语文教学的现代化，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个首要问题。点拨教学与传统的常规教学相比，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的三个转变：一是从教师讲堂到学生学堂的转变。点拨法完全改变了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法，课堂教学是在教师的主导与点拨下，由学生自读、讨论、辨析、学问中完成，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点拨的致力点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学习时机，完成由“学得”到“自得”的飞跃。二是从僵化程式到灵活点拨的转变。“当点则点，当拨则拨”，“当”就是看准时机，把握火候，切合实际需要。要恰到好处把握教学流程就特别需要灵活机智的教学方法。点拨法摒弃僵化的程式，只设计了一些基本原则的课型、步骤与方法，教师可以针对教学实际，相机诱导，灵活点拨，较好地处理了教学过程中的“序”与“变”的问题，依“序”而“变”，“变”中求“序”，真正达到了教学最优化。三是从只注重学会到注重会学的转变。“学会”只是知识的积累，“会学”则是方法的掌握。点拨法的创造魅力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其追求科学与艺术的有机统一，给不同层次的教师提供了最大范围的创造天地，以达到提高教学效率与教育质量的目的。我从初涉教坛运用点拨法，到今天对点拨法的理性思考，就得力于点拨法的创造性特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存乎一心”便在于执教者根据点拨法提供的一种教学思路，最大范围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个性特点及学生的学习实际进行创造性劳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点拨法。老教师可以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在点拨领域腾挪跳跃，游刃有余；新教师也可以以自己大胆的探索、新颖的构思在点拨教学领域锐意进取，没有僵化的“模式”的束缚，只有方法的启迪，只有发现与创造的快乐。二是点拨理论一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基础上，吸纳百家之长，初步完成了建立在现代教育科学基础上的点拨教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点拨—创新”教学模式的实验研究，得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完善点拨教学的理论，更好地将点拨教学推向21世纪。

三

我有一个偏见，语文教师不一定是一个作家，但一定要是一个杂家，一个写作上的行家。我从小就酷爱文学，一直坚持业余创作，迄今为止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并多次获省、市文学创作奖，1997年出版了个人散文集《聚集心灵》，一部描写国家重点工程芜湖长江大桥建设的报告文学专著《世纪金桥》已于2000年9月正式出版，这部专著20余万字，是我与别人合著的。这些丰富的写作实践对我的语文教研工作帮助很大。

写作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怎样指导学生写作，迅速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一直是困扰广大语文教师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自己热爱写作，有对写作的切身感受与体会，这样，指导学生的写作就不会隔靴搔痒，就能落在实处。1987年，我在乡村中学任教时，在班上成立了一个文学社，由学生轮流担任编辑、改稿等任务，这一小小举措大大激发了农村孩子的写作热情，打破了学生自卑、压抑的心态，学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写作才能，十余名学生分别在报刊发表文章，更令人欣喜的是在1988年～1989年度的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群体创作大赛中，我班学生组织的“甲天下”文学社一举荣获文学创作一等奖。我也同时荣获优秀指导奖。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村孩子开始摆脱自卑、依附的心态，树立起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达到了完善人格的写作终极目的。在芜湖市一中工作期间，我除担任一个高中班语文教学任务，负责学校教科室工作外，还一直担任初高中两个班的选修课教学任务。我开设的选修课是《文学创作与欣赏》，课堂上常常与学生一起写作，一起品味吟诵中外名篇，学生不仅普遍喜欢这门选修课，三年来，还发表了一百余篇文学作品，获得“华夏杯”、“圣陶杯”等各种作文大赛十余次奖励。

业余创作使自己的写作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这对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帮助很大。教改、实验，都得进行研究，都得进行总结。怎样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教育科研，写教科文章是必经之路。十余年来，我在教学与创作之余，坚持教研，已在全国各地专业性报刊发表教研文章50余万字，多篇文章被转载、复印、摘编，20余篇文章获省以上奖励。还是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件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搞教研的老师是幸福的，我开始感受到这种幸福。

思想如水，润心无声。创新教育的倩影已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闪亮登场。世纪之交，做这样的回望与沉思，我感受到岁月沉甸甸的分量。云舒浪卷，大江潮涌，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期待不惑！

（原载《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