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体验”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方式

第二章　“生命体验”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方式

语文教学的讨论目前至少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语文教学要从汉语文的特点出发，要遵从汉语文学习的规律。但汉语文的特点是什么？汉语文学习有怎样的规律？目前似乎还没有完全搞清，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汉语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因此，汉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体验语文中存在的生命意识，学习者在体验过程中一方面逐步习得母语的运用能力，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记录、表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存在，一方面不断唤醒自我生命意识，不断增进自我人性意识，最终完成灌注民族精神血脉的大写人的塑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生命的启示，享受生命的快乐。

一、汉语文的第一生命力是强烈的生命意识

人们都有惊叹汉语文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汉语文的生命力在哪里？在充溢生命意趣的古老汉字中，在张扬生命个性的活性语言中，在深含生命底蕴的诗性文学中。

1．汉字充溢生命意趣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这样绵续六千年而青春不衰。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绵续几千年而不衰，一方面则是因为汉字本身充溢着中华民族活泼的生命意趣。

侧面而立的人形为“人”，张开双手双腿的正面人形为“大”，头部特大的正面人形为“天”，头部特大的侧面人形为“元”，头上加簪的正面人形为“夫”，一人跟随一人为“从”，两人背靠背为“北”，三人在太阳底下劳作为“众”，一正一倒的两个人形为“化”，两人相斗怒发上竖为“斗”……表述有关人的概念和范畴的文字灌注民族生命意趣，由上即可窥大概。表述非人概念和范畴的文字呢？臧克和先生在《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中关于汉字“取类方法”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甚为方便的几组典型。

“媅”与“葚”，两字反映出“由女子到草木的‘人’化倾向，‘女’类衍‘甚’得声，传达情感体验，草木衍‘甚’得声，指向桑实给人的生理体验”。

“妗”和“棽”，两字都从“今”得声，“分别从‘女’‘林’为形符，构成女子神态和树木枝条状态的对比”。

“姚”和“桃”，“皆从‘兆’为声构成对应，二者均为美盛、轻盈之义”。

臧先生还通过“芺”“”的考证，推导出这样一个系列：夭（人体动态）——妖（女子情态）——芺（草木动态），三者共通于“笑”（情态物化），并由此得出结论：汉字取象，“人物之间，由人及物”，“观照人本，动态可象，情态难写，又由实到虚，以实象虚”。正是这种取类方法，使表述非人概念和范畴的汉字，也着上了厚厚的生命色彩。

美国哲学家杜威明曾指出：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物。李约瑟等西方科学家也曾说：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的伟大构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钱钟书先生则说得更明白：“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管锥篇·卷四》）他们几位所述，其实都在揭示同一问题——“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正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观照、统摄下，汉字取象无论“近取诸身”，还是“远取诸物”，实际上都是将民族生命意趣投射、灌注其中。也如戴震《法象论》所言：“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成形之男女也；阴阳者，气化之男女也；言阴阳于一人之身者，血气之男女也。”因此，汉字独特的表意性，就不仅表现着人化的自然，更表现着自然的人化。正是，宇宙天地都以“我”的性情、“我”的生命而存在，“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以物照我，故我皆在物之中。这样，每一个汉字，无论表现人还是非人，就都充溢着民族独有的生命意趣。

2．汉语张扬生命个性

富于生命意趣的汉字进入活性语言中，语言立刻就张扬出生命的个性。应该说，这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同样源自“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天人合一”的立足点是人的主观体验与感悟，如《中庸》所言：“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以，汉语言处处充溢着人性的机悟，显现着生命的跃动——一切皆出自“我”意。

庄子说：“语之所贵者，意也。”（《庄子·天道》）范晔说：“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狱中与诸甥侄》）陈骙说：“文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于意也。”（《文则》）由于言说者注重的是主体的“意”，语言的组织就自然在“意”的役使之中。这既体现着民族共通的文化心理，又体现着言说者的个体心性。作为民族共通文化心理的表现，语言的自然之序即常序展示的是民族的总体精神或曰大生命。如中国人非常注重大小、上下、主从、尊卑、长幼、远近、男女、夫妇等关系，语言就常常对应着大小有序、上下有级、主从有分、尊卑有礼、长幼有职、远近有距、男女有别、夫妇有第等。由此扩展开去看，差不多就可以说，汉语言的内在联系和秩序几乎全部包孕在这些对应关系之中。

作为言说者个体心性的表现，语言的随机性即变性原则又展示着言说者个体精神或曰小生命。这也是汉语言永远年轻的最重要的原因。大致说来，语言的随机性主要表现在言说者对已有语言秩序的突破。《世说新语·惑溺篇》有这样一段文字：“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现在还经常用到的成语“卿卿我我”最初之源就在这里。这里，妇人的语言既合常序，又处处变序，生命机智在随机喷发的语言中如灵光闪耀。尽管相隔已是一千多年了，但读罢这段文字，那位我行我素的奇女子的言语犹在耳边，其音容神采宛在眼前。这位奇女子“奇”在哪里？一是以“卿”（你）称丈夫，敢于突破夫妇有第之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敢于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那时（魏晋时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二是一连以八个“卿”字回敬丈夫，既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全在情理之中，无丝毫痞气，无丝毫娇气，无丝毫怒气；三是将“卿”字两两重叠，使其产生多重变序效果，在令人瞠目中进入语言的高妙境地，最终获得语言的突破。这种突破正是言说者追求个性理念而喷发的生命激情。它是生命机智和灵光的闪现。在很大程度上说，语言的机智决定着语言的变序效果，而很显然，生命的机智又决定着语言的机智。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中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汉语言的“人治”，其实不只在句子的结构方面。句子的结构仅仅是语言的形式，句子的意味才是语言的内核。汉语言的“人治”更体现在句子的意味中。比如，“你”“不”“去”“了”这四个字，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产生出不同意味的句子：①“你不去了”，②“你去不了”，③“你去了不”，④“不去了你”，⑤“去了不你”。并且随着语气的不同，每个句子都可以表示多种不同的意味。所以从本质上说，汉语是“人治”语言。语言“人治”，人的生命个性、精神意趣，就理当成为第一要素了。

3．汉文深含生命底蕴

宗白华先生说：“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学（讲演）》）这是概而言之，具体到汉文学，则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学史，就是一部色彩斑斓的中华民族生命史。《庄子》与庄周，《楚辞》与屈原，《史记》与司马迁，陶诗与陶潜，唐诗宋词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唐宋诗人词人，元剧与关汉卿、王实甫，《红楼梦》与曹雪芹，《呐喊》《彷徨》与鲁迅……绚烂多姿的文学正是绚烂多姿的人生写照。不可胜数的作品表现着不可胜数的作家，不可胜数的作家将自己的生命灌注于不可胜数的作品之中。于是，两个不可胜数，汇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学——生命”之河，奔流不息，浩浩荡荡。于是，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中，我们读懂了屈原；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我们认识了司马迁；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我们感受到了陶渊明；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我们仰视苏东坡；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中，我们感喟柳三变……

清人叶燮论诗时说：诗中表现的“事”“情”“理”三种内容，全部紧贴诗人本身的人生：“事”反映诗人多种多样的生活经历和人际遭遇，“情”淋漓尽致地表现诗人各式各样的人生欲念和人生感慨，“理”述说诗人不尽相同的人生概念和人生哲学（《原诗》）。叶燮的这段论述虽是就诗而言，但同样适合其他文学样式。可以说，无论是诗人，还是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他们作品中所述的“事”“情”“理”，都是作家对自我人生体验的开掘与把握。有了这种开掘和把握，就有了心灵底层的灵光闪耀，作品就有了灵魂，有了生气。这灵光与生气，就是作家个体生命的凸现。正是这自古而今的一代代作家的个体生命凸现与灵光闪耀，就使人们得以从浩瀚无垠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认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民族生命态——生存、繁衍、发展与困惑、探求、奋斗，生活性情与搏击精神，生老病死与喜怒哀乐……正是这充满强烈生命意识的中华“文学——生命”之河，给了人们以强大的生命动力。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民族所以几千年生生不息，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永远奔流不息的中华“文学——生命”之河中，不断地获取生命所需的种种营养，或者说是中华“文学——生命”之河哺育着我们。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基本原则已成为中国人特别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或者说文化本能，所以中华“文学——生命”之河的主流自然也是深烙儒家文化印记的生命态。即使是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狂飙突进的文化大转折时期，即使是最猛烈地攻击儒家文化的旗手鲁迅，其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也基本上是在儒家文化的规范之中。比如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君子必须有承担的勇气，而不可消极无为放弃责任，可以说是几乎被那个时代的所有启蒙战士和革命战士忠诚地实践着。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即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所以我们还要说，中华“文学——生命”之河中的儒家文化脉流对我们影响是最深最广最透的。

二、汉语文品读的固有特征是读者生命的化入

钱钟书先生《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说：“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易·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又《附会篇》：‘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这种例子哪里举得尽呢？我们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做到批评，还会用什么‘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古人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

丰子恺先生《谈自己的画》说：“欢喜读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书，欢喜谈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话，可说是我的一种习性。……我所见的文艺书，即使是最普通的《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也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我读了‘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便会设身处地做了思念故园的人，或江楼相忆者之一人，而无端地兴起离愁。读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便会想起过去的许多春花秋月，而无端地兴起惆怅……”

由上述抄录的两段文章，我们即可清晰地看到，汉文学品读与汉文学本身一样，都荡漾着真挚的生命激情，表现着真切的生命体验。《诗人玉屑》卷十五引范元实《潜溪诗眼》论柳宗元诗云：“识文章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于他处。”悟，是一种极富生命驱动力的思维形态，它介于感性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具有极强的穿透功能和原创功能。没有悟点醒的文章是“死”文章。悟，体悟，实际上是连通读者与作者两重生命的心灵之桥。这种体悟往往是突发的，因此也最具生命灵光。这让我们想起金圣叹。金圣叹以自己的体悟圈定中国几千年文学中的“六才子书”，并将生命的激情以评点方式注入《水浒》和《西厢》之中。他时而引证经史，时而旁涉诗文，时而成为作者腹内蛔虫分析文章肌理，时而成为人物判官评判其行为巧拙，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拍案惊奇；他既“恸哭古人”，又“留赠后人”，还做与读书人“并坐、并读、并听、并笑”的朋友。由于他的评点许多是突发的灵光闪现，因此就不时闪耀真知灼见，常有妙笔生花或妙语解颐处。

汉文学品读的生命化入特点，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映现。以人的生命体作为体悟文章的基本，从本质上说，是立足人的生命小宇宙与自然或文化的大宇宙构成一种对应结构，并在对应中发生生命潜移。“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性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里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钱钟书《谈艺录》）西方人也讲生命潜移，但绝不像中国人这样将生命潜移推向极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观文则气充于文，是中国人才有的生命潜移与化入。

“化”字在甲骨文中写作“”，是一正一倒的两个人形。借用这个会意形象，我们可以说，作者一个跟头把生命化入文章之中，读者又一个跟头将生命化入文章之内，尔后再将作者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块化出文章之外。一个“化”字，正状写了中国人文章写作与品读的双重意义。宗白华先生说：艺术家用艺术来表现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中国人在生命的双重化入化出中，不仅借文章认识了他者，认识了自我，而且借文章发现了自我，创造了自我：发现自我的情操与智慧，发现自我的生命方式；创造自我的新性情，创造自我的新生命。

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

金圣叹化入《水浒》《西厢》，《水浒》《西厢》化出金圣叹！

三、“生命体验”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方式

汉语文的学习规律现在得到多数人认可的重要一条是：学习者的“自我感悟”。这是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语文学习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行之有效之路。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汉语文的某些重要特征与之相吻，比如汉语的意合法。汉语的意合法从本质上排斥学习者以“格物”为特征的知性分析方法，即逻辑思维的方法，却天然地与学习者的心理直觉相吻。完形理论认为，当外部事物的完形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外部事物所包含的“力的样式”与主体内部的“力的样式”发生“力的作用”，这样人们便可以直接感受到“活力”“生命”“运动”和“动态平衡”等性质，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汉语文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感悟”，即是学习者主体内部“力的样式”与汉语文这一外部世界所包含的“力的样式”发生“力的作用”而获得的直觉感受。因这种直觉感受的获得要求感受者内部的某种组织、结构和联系与感受对象内部的某种组织、结构和联系二者在整体上、结构上发生“异质同构”，且特别强调整体上的“同构”，所以要求学习者从整体上去感受学习对象。而汉语的意合法在很大程度上使语言不可拼装或拆卸，要求学习者从整体上去把握，因此它天然地欢迎直觉感受法。这种以直觉感受为基本特征的“自我感悟”，也是一种生命体验。但本文所说的生命体验，并非仅止于此，而是涵盖了“自我感悟”的更大程度上切合汉语文特征和民族心理品格的集自我体认、感知他者、自我创造于一体的语文实践活动。

首先要强调的是，语文学习的过程就是语文实践的过程。这一点很重要。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观念问题。它至少应包含下面三层不断深化的意义：语文学习是学习者的主体活动；主体活动的内容是语文实践；语文实践是学习者的生命运动。对前两层人们已谈得不少了，这里对第三层略作说明。伽达默尔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这是一个值得人们非常重视的论断。长期以来，我们并未把语文学习提到这样的高度来看。我们总是用“培养”“开发”“熏陶”这些使学习者被动接受的词语来限定语文教学的目的和意义，基本上忽略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更忽视了学习者的自身生命运动。而事实是，语文学习者学习语文，就是以自我的生命与世界对话。它不仅仅是学习者在被动或主动地获取语文知识、接受语文熏陶，它更是一个生命体体认自我、感知他者、实现自我创造的内在需求，是一个生命体现时的生命存在与发展方式。所以人们说“人即语言的存在”“语文就是人”“人与语文同在”。

其次要指出的是，人的一切活动都可谓生命运动，但并非所有的生命运动都在发展、创造生命，相反却有不少属“他者残杀”或“自我戕害”。语文实践活动也是一样。语文学习者要真正使语文实践活动成为发展、创造生命的运动，要获得最佳实践效果，就要找到与学习对象真正契合的中介。这一中介既要符合学习者自身的心理需要和心理品格，又要符合学习对象的固有规律。否则，就有可能沦为伤害生命的运动。

第三，明白了上述两点之后，我们再来看“生命体验”在语文学习中的意义，就更为方便了。

在本书第一章《“生命体验”的文化阐释》的小结中我们谈到，“生命体验”是中国人接近于本能的文化心理品格。人们习惯以生命体验的方式把握世界，而作为汉语文学习者，因其要把握的对象世界——汉语文本身充满强烈的生命意识，其学习活动本身又是一种生命运动，这样——汉语文学习者将生命体验的方式用之于充满强烈生命意识的汉语文学习活动——就是以学习者运用自如的成熟稳定的与学习对象甚为契合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作为中介，将学习者与学习对象有机地连接起来，作体认自我生命、感知他者生命、创造自我生命的语文实践活动——生命运动。也即学习者以自己的语言、思想、情感以至整个生命不断与学习对象世界的语言、思想、情感及表现出的种种生命形态发生“力的作用”，在这不断的“力的作用”下使自我不断得到升华——语言能力的升华、思想情操的升华、人格精神的升华，最终获得新生。

这种语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事实上早已得到了证明。前文所述汉文学品读的“生命化”及多数人认可的“自我感悟”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在现代教育的大背景下，这种实践活动更是语文学习者的必然行为。其一，它充分体现现代教育中学习者的主体性原则。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发展学习者的生命个性。“生命体验”以学生的个体体验为手段，使学生在自主的学习中不仅实现知识和能力的构建，并在这一构建过程中实现自我塑造。这正是现代教育所推重的。其二，它体现语言学习中学习者的自在性。“语言学习者最终能够学会许多我们由于没有充分描述而未曾教或无法教给他们的东西，那真是我们的大幸了。”（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概论》）笔者以为，皮特·科德所期待的“大幸”——让学生掌握教师“未曾教或无法教”的东西，是要通过学生的自在行为去实现的。“生命体验”作为一种具有很强个体行为色彩的学习方法，其自在性不言而喻。其三，它是获得汉语文学习中“意会”的主要途径。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者的学习所得，更多的是在那种心领神会而又不可言说的情形下获得的，因为只有这时学习者才真正与学习对象融为了一体而产生“意会”。应该说，“意会”比“感悟”更深一层。它是汉语文学习中的一种高境界，借用陶渊明的一句诗，就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即所谓“妙不可言”。“感悟”到的东西还可以说一说，尽管很多时候“词不达意”；“意会”是压根就不可言说。这种“不可言说”的心领神会却恰恰直指汉语文学习的核心。而要获得这种效果，最佳途径就是“生命体验”。一个现代人，面对一种走过了几千年的充溢生命意趣的文字，面对一种由沉淀了几千年的充溢生命意趣的文字意合而成的张扬生命个性的语言，面对由隐含了几千年传统文化信息的张扬生命个性的语言艺术地组合而成的深含生命底蕴的文章，没有一种与之全身心的对话，没有一种真挚的生命体验，是不可能真正进入它的内部的，更是不可能与之产生“意会”的。换言之，一个现代人，只有以自我生命与由古老汉字意合而成的语言艺术作“意会”运动，才可能真正进入语文的内部，才可能在进入语文内部时创造语言并被语言创造。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概括，我以为很适合用来揭示汉语文学习中生命体验的哲学底蕴。人类以说和写两种语言方式陈述着自己的存在，陈述着自我生命的意义。孩子从开始学话，即已进入“思”的生命体验中，即已成为“在”的生命存在形式；从学话，到识字，到作文，就是“思”的不断觉悟过程，就是“在”的多重存在形式。由于汉语文从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到语言本身，再到语言艺术——文学，都是民族生命态的折射和反映，所以汉语文学习就既是“思”的形式与过程——生命体验的形式与过程，又是“在”的形式与过程——生命觉醒与创造的形式与过程，二者共时而在，共时而进，相互阐释，相互发挥。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语文学习中的“生命体验”包含以下特征：

第一，它是汉语文自身特征的必然要求。

第二，它在汉语文学习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方式。

第三，因此，汉语文学习中的生命体验是一个值得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