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于教育事业

一　投身于教育事业

大约是1932年，陶行知参加太平洋会议后写过一篇短文。文章说：“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这句警语的意思是：“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就只是人的生命。”这句话对陶行知刺激很大，因此他气愤地说：“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们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

为什么中国人的生命就那么卑贱、那么容易“废掉”呢？陶行知认为这一切都与中国的教育有关。

其实，早在1914年，陶行知就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有教育，才能消除人民的贫穷和愚昧，让他们变得富裕和聪明；只有教育，才能清除政党的偏见，给老百姓精忠报国的机会；只有教育，才能摆脱伪劣的“领袖”；只有教育，才能消灭残暴的统治；只有教育，才是建设民主共和最重要的手段。因此他认为，“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就是对人民“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在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右一)与胡适(左二)等师生合影

1916年，陶行知在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推荐下，获得利文斯顿奖学金。为此，他致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J.E.Russell），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投身于教育的愿望。他说：“三年前，我就选定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自己留学美国的最终目标。但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及时来校就读。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我回国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的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种）真正民主制度。它将是唯一能够实现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为中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建立一个能够实现正义和自由的理想之国，是陶行知投身于教育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