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会考杀人

十　反对会考杀人

1932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会考制度。该制度规定中学生在毕业考试合格后，还必须通过省、市主管部门组织的统一命题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这种统一命题考试被称为“会考”。

有感于这一制度造成的恶劣影响，陶行知在1934年6月1日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为题，对它进行严厉的抨击。文章一开始就说，自从会考令下达之后，中国教育界就出现了一幕幕“滑稽的悲剧”。这种“滑稽的悲剧”首先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由于会考是关系到能否毕业和升学的大事，因此它势必成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会考要考的内容，老师就教；会考不考的内容，老师就不教。这正如陶行知所说：“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这样一来，“教育就等于读书，读书就等于赶考”，学生学会考，教员教会考，学校也成了“会考筹备处”。其次，这种“滑稽的悲剧”还表现为中学生不堪重负。为了应付会考，同学们只好加班加点，推迟熄灯，减少睡眠。有些“会考呆子”在“茅厕里开夜车”之后，还不无幽默地说：“不闻臭中臭，难为人上人。”这种状况与如今的高考大同小异。

陶行知说，由于毕业考试以后是会考，会考以后是升学考，因此中学生只能是“赶了一考又一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他还说：“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正因为如此，陶行知指责这种会考是变相的科举，变相地杀人，是大规模消灭民族的活力。

令人奇怪的是，当陶行知与主考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主考官没有一个相信会考”。也就是说，“他们是不相信会考而举行会考”。有感于此，陶行知大声疾呼要停止这种杀人的、“毁灭生活力”的考试，建立能够培养生活力的“创造的考成”。

同年11月11日，陶行知又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中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它有两种吃人的手段。第一种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所谓自己吃自己，是指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如果只会读死书，死读书，十几年下来，就“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就叫读书死”，是自己吃自己。第二种是“教学生吃别人”。所谓吃别人，是指如果一个人求学的目的是升官发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那么当他学成以后，就会“发农人、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农人、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人、工人血汗”，就是在“吃人”。

陶行知说，他所谓生活教育有两大特点：第一，生活教育是教人生活、教人做人、不教人赶考的教育，是一种“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的教育。第二，生活教育不教人升官发财，只教民众“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这就是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用陶行知的观点反思当今教育，应该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