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科举精神

十　反对科举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圣陶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因政府考试的国文题说到学校的国文课》。文章作者说：政府为了“倡导国学，恢复固有知识”，在中央机关用人考试中一概以国学试题为主。但是应试者的成绩并不理想，这说明学校的国文课是有问题的。叶圣陶反对这种说法。他在《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中指出：这种考试是不允许考生“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因此它是一块“敲门砖”，是科举精神的再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圣陶离开四川，返回阔别多年的上海。1946年，他在《文汇报》“抢救在学青年”座谈会上，以《文字并不可靠，教本少用为妙》为题，做了发言。他说：“现行的教育制度完全是继承过去的旧精神，……还是继承科举的一套”。其做法是：“要学生读一种死的东西，读了之后考一下，考得出的，由统治者雇用为高级或低级的帮手，考不出的那就一辈子倒霉。”这种做法，与过去的科举制度完全一样。因此他提出：“我是主张读书不必进学校的。”

叶圣陶还说，过去统治的范围较小，需要的帮手也少。“现在则统治范围大了，物价、交通、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管制得无微不至，所需要的帮手也就更多；而这些帮手的取得，是通过人事关系，另一层是必须科举出身。”这让人想到如今的公务员报考热。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就提出精兵简政，执政后也三令五申要精简机构，但事实上各级党政机构却越来越庞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就业问题比较严峻的今天，公务员报考大军居然成为一大景观。多年前，我在研究中曾经看到民国初年阎锡山担任山西省省长时，一个县只有六个公职人员。后来我们在调查“老百姓想什么”时，发现一个贫困县的县级领导（包括退休人员在内）就有200多人。我想，如果加上县里的一般干部和乡镇干部，至少有成千上万吧。由此可见，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负担有多大！

话说回来。叶圣陶在这次发言中指出，如今的考试办法不仅与科举制度精神相通，而且方法一致。科举制度要求人们专读儒家的书，只要能记忆，能够为圣人立言，能把一句话发挥成两三句，就可以应试。至于这些话是不是真的有用，则无须过问。“现在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进学校的人，不要说文科，就是理工科也是这样，只要能记得住，写得成卷，考得出，就称是好的，根本不用研究，更不管是否有用。”因此叶圣陶认为，“不想考科举，不想做统治者的帮手的人，大可不必进学校。”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说法有点偏激。许多人虽然不想通过科举做统治者的帮手，但由于没有其他出路，还是非进学校不可。

不久，叶圣陶又在《何必升学》一文中指出，教育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让学生明辨是非，养成良好的习惯。但如今的学校教育却完全是为了得到一张文凭，谋求一个职业。于是所谓教育，就只能是通过“一堆死板凌乱的教材，一派浮词滥调的训言”，让学生的头脑“像间杂货铺”一样。这样一来，当学生为了辨别是非而发表意见，或出于正义感而有所行动时，则往往被视为坏学生，甚至被开除出校。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教育，年轻人没有升学的必要。

1947年，叶圣陶在《文字教育和记忆教育》中进一步指出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字教育和记忆教育两个方面。前者是把一切知识都变成了文字教育，后者则以为只有记忆才是学习成功的标志。这只能让学生“把实在的东西丢在一边”。这样做，对学生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