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四　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李锐在书中的描述虽然反映了当年湖南“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毛泽东致胡适语），但是其中关于舒新城与夏、田、周、王等人“鼓励学生学新文艺、写白话文、写新诗”的说法，却不大准确。因为当时的舒新城不仅是新文艺的鼓吹者，更是一位新教育的探索者。之所以如此，除了专业兴趣和职责所在之外，还与杜威访华有关。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致舒新城函（1931年11月）

1919年杜威应邀访问日本时，收到学生胡适来信，希望他能到中国讲学。不久，杜威在中国五大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抵达上海，开始了将近两年半的中国之行。在此期间，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杜威每到一地，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讲演和讲座，而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在上海，他讲演的题目是《平民主义的教育》；在南京，他为大学生讲授《教育哲学》；在北京，他专门开设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课程……

杜威说，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为人类的进步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教育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思考，教育就容易成为一种盲从或赶时髦的活动。

在人类的教育中，杜威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让儿童健康成长，是教育的起点；让他们认识社会，是教育的目的。由于儿童具有学习的本能，因此教育应该一方面适应儿童的本能和经验，一方面顺应社会的需要，否则就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著名教育家梁漱溟致舒新城函（1932年11月）

杜威还说，我们的教育应该让学生养成虚心、诚实和负责任的品质，培养他们追求真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如果学校总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授和教材的内容，什么事情也要被动地按照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做，那就会让学生养成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负责心、缺乏判断力的习惯。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只知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结果对于专制社会当然是满意的，但是却不利于公民的培养，与民主社会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正因为如此。杜威坚持倡导平民主义教育。他认为所谓平民主义教育，就是必须把教育当作全体人民的事业，这是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根本区别。平民主义教育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二是要让学生养成与他人合作共事的习惯。前者注重个性自由，反对教育中的千篇一律、死记硬背、盲目服从；后者强调人和人之间要通过合作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杜威的教育哲学可以用“教育即生活”来概括。他认为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预备阶段，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生活，因此他反对把学校与社会截然分开。

对于教育与知识的关系，杜威的思想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他说：由于知识是人们在探索和试验中逐渐获得的，因此教育应该是一个实验过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一大堆知识，而应该懂得怎样从各种渠道汲取知识，并借助工具利用这些知识。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希望学校要成为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特殊环境，教师要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不要控制他们的学习。

杜威还说，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学习本能，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以儿童为中心，让教材和教学内容适应儿童的本能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以教材为中心，让孩子们被动地接受教材上的内容。他指出：“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作教育的中心。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社会的需要如何，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便炼成一块，硬把他装入儿童的心里面去。”（《杜威五大讲演》第9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他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死记硬背教学模式和班级化教学体制的根源，也是学校与生活脱节、学科分割太细、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基本原因。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不知道是教育出了问题，反而以为是孩子们不爱学习，于是便企图用各种手段强迫他们就范。他们甚至认为教育就好比治疗牙病，要拔牙就必须忍受暂时的痛苦，要摆脱无知就必须接受教育。

这让人想起中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也想到如今“知识改变命运”的喧嚣。难怪当今社会的家长、教师乃至教育管理者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要把十几年中小学生活作为高考的准备，即便再苦再累，也要强迫孩子们忍受。

杜威的教育思想首先在他的夫人爱丽司（Alice）那里得到响应。为了验证丈夫的学说，杜威夫人在芝加哥创办了实验学校。一开始这所学校只有两个教员12个学生，但很快就风行欧美，成了新兴教育的杰出代表。杜威来访后，中国各地也办起了实验学校。如今冠以“实验”二字的中小学就是当年的流风余韵。可惜这些学校的性质已无人知晓，“实验”二字也早已名存实亡。

杜威访华时，他的夫人曾在北京女子学校发表关于“初等教育”的演讲。这次演讲对杜威思想是很好的诠释。该演讲由五四运动的著名学生领袖罗家伦记录整理，因此通俗易懂，明白流畅。

演讲一开始，杜威夫人就很不客气地指出：东方人以为教育就是向儿童传授知识，而这种传授就像赠送遗产一样越多越好；但西方人却认为儿童具有潜在的可能性，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是成年人以及整个社会想不到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用既定的知识和课程来约束他们，而应该让他们的个性和天赋得到最好的发挥。

接着她解释说，尽管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差异，但由于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欧洲人曾经也把儿童当作一个“收受机关”，并认为学问越难越好，从而使西方教育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柏拉图的教育学说虽然主张让孩子自由发展，却并不重视日常生活，认为那是奴隶们做的事情；直到福禄培尔自由主义教育思想问世后，才扫除了这种观念。

在此基础上，她又进一步介绍说：美国公共教育的目的，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发展基础上的。其教育的方法，不是要让个人适应社会的计划，而是要使个人通过自由发展为社会谋取福利。正因为如此，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对教育的理解有本质的不同。民主国家把教育当作一种试验，希望教育能够给儿童一种机会，看他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但是专制国家却把生命视为毫无个性的机械，硬是把儿童打造成一个机械零件。她指出：“这样的教育，或者可以求外表的形式，但是设如这机械的一部分败坏，他部分也就不可收拾。清政府若是懂得这个道理，或者不至于倒得这样快。世界人类若是都能自由发展，完全尽他们自己的责任，也不能容这次和会（引者按，应该是指巴黎和会）造成许多的错误。”（《杜威五大讲演》第319-320页）

纵观杜威夫人的讲演，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儿童具有潜在的可能性，因此儿童期越长，这种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东方人望子成龙心切，这就容易让儿童过早成熟，结果是中断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

第二，爱玩、好动是儿童的天性，但旧的教育制度却不能容忍这种天性，结果是儿童的天性被扼杀，他们具有的潜在可能性也被破坏。

第三，四五岁儿童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极为重要。在进入学校之前儿童就已经养成许多习惯，小学教育的责任，就是要了解并利用儿童在学龄前养成的这些习惯，将他们培养成高尚的人。

第四，儿童虽小，却能够观察判断人事的好坏。如果教师不能引起他的兴趣甚至让他反感，他就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抗。好的儿童教育一定要知道他们爱做什么，要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入手，一步一步去试验，一点一点求进步。

第五，教育一定要从日常生活开始，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比如煮饭时就可以教儿童认识柴米油盐，如果孩子要知道其来源，还可以同他去店铺或农村，进一步了解商业、农业和其他科学知识。要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帮助他们养成创造的观念。儿童喜欢游戏和争斗并不是坏事，教师可以因势利导，让他们学会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从而为未来的政治生活奠定良好基础。

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掀起教育改革之风。一时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最新理念，许多大学把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当作教材，各级师范也纷纷效仿杜威夫妇的做法，把附属学校改为实验中学或实验小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在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也把“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求个性的发展、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等理念，当作学校改革的重要标志。（《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1-4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这种影响到几十年以后都可以看到。比如1964年毛泽东对其侄儿毛远新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文革”开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当然这里所谓改革，与当年的改革根本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