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女士来华访问

六　帕女士来华访问

1925年夏，道尔顿制的创始人帕克赫斯特女士在访问日本后，顺道来华访问。这次访问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出面邀请，为此，《晨报》副刊还辟出“道尔顿制研究号”和“帕女士讲演录”等专栏对这次活动进行全面报道。

从报道中不难看出帕女士来访对国人进一步了解道尔顿制具有积极作用。过去大家对道尔顿制的了解毕竟是间接的，不完整、不全面的。这次请来“真神”，是求得“真经”的绝好机会。帕女士的讲演分三大部分。第一讲：道尔顿制的原理；第二讲：道尔顿制的实际工作；第三讲：道尔顿制的心理学根据。

在第一讲中，帕女士介绍了道尔顿制的两大贡献：一是使学校社会化，二是把“教”与“学”密切联合起来。她说：过去的学校天天想的是如何“教”学生掌握现成的知识，却几乎不考虑学校的环境如何，学生的感受怎样。其实学校环境对学生学习非常重要，学生在学校里不肯学习，主要是学校环境不好。因此，她认为改革教育就是要改革学校环境，让学校环境与社会一致起来，这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是说，学校要成为一个活的图书馆，学生要养成有问题要随时随地寻找材料、解决问题的习惯。这样的学生在毕业后自然会“学以致用”。帕女士强调，道尔顿制不像旧式学校那样把琐碎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是让他们从大处着眼，掌握基本原理，以便使他们从小就有明确的方向。

帕女士指出，道尔顿的基本原理有三：一是自由，二是团体生活，三是时间预算。所谓“自由”，是要想办法让学生自由支配教材，自由支配时间，自由支配一切活动。她认为这种自由是按计划，有程序，有规律的，是包括知识、精神、体育三个方面的，而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随心所欲，随随便便。所谓“团体生活”，是根据杜威“教育即生活”和“平民主义”原理，让学校成为社会的缩影，让学生在学校里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从小学会“相互扶助”、“相互节制”的团体生活。至于“时间预算”，也是道尔顿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要求学生独立自主地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真正做到对自己负责。帕女士还说，学校里“第一妨碍学生自由的是‘功课表’，第二是‘班级制度’”，因此必须把这些最压迫学生的东西去掉。去掉班级制，并不是没有组织，去掉功课表，并不是没有功课表，而是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晨报》副刊第1241期）

在第二讲中，帕女士详细介绍了道尔顿制的实施办法。因内容十分具体，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故在此从略。至于第三讲“道尔顿制心理学上的根据”，帕女士强调没有共同心理需求的人组合在一起，不过是乌合之众；相反，按兴趣进行组合则是一种心理上的联合。因此考察一个学校好不好，要看学校能否为学生提供按兴趣组合的机会。道尔顿制能够很好地为学生提供这种机会，这也是符合其团体生活原理的。

此外，帕女士还参加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的讨论会，当面回答了中国同行的提问。

遗憾的是，作为未曾谋面的好友，舒新城并没有参加帕女士的上述活动。其实早在试行道尔顿制之初，舒新城就与帕女士建立书信联系，并将中国试行道尔顿制的情况向她汇报，帕女士也不断向舒赠送有关资料。帕女士来华之前，舒新城正在成都师范院担任教授，为此他辞去教职（也有人说这次辞职与他遭遇绯闻有关），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帕女士。没想到抵达上海后，他又收到一份电报必须返回南京，从而使他们失之交臂。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舒新城将他写给帕女士的信在《晨报》副刊发表。信中谈了四个问题：一、中国道尔顿制的背景；二、中国道尔顿制的现状；三、道尔顿制在中国不如在英国那样有结果的原因；四、几种献议。由于道尔顿制的相关资料较少，因此这封信是研究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命运的一个重要材料。

舒新城说：中国的旧式学校——书院和私塾虽然组织并不备，也不符合儿童的心理需求，但是它们重视个体差异的教学精神与道尔顿制非常相似。再加上中国推行班级教学制度不到30年，许多教师对个别教学很有兴趣，因此“道尔顿制很适合于中国教育者的胃口”。

舒新城还说，有了上述背景，中国的道尔顿制发展十分迅速。从1922年吴淞中学的实验开始，三年来道尔顿制学校已经遍及全国，相关文字也流传广泛。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有一中学——长沙楚怡学校中学部——还在继续用道尔顿制的方法，其余都已停止了，小学则大多数尚在进行……”

紧接着，他分析了中国不能坚持实行道尔顿制的八个原因：一是师资训练不够；二是教育受政治恶势力的干扰；三是学校的经济不能独立，图书和各种教学设备不敷使用；四是出版界不能提供足够的参考书；五是学生习惯于听老师讲课，一时还不容易改变这种习惯；六是有些教师是出于好奇，一遇困难就会退缩；七是从班级制改行道尔顿制缺乏必要准备；八是没有全国性组织，因此大家遇到困难缺乏帮助。

在此基础上，舒新城提出四点“献议”，其中第三点是建议用“自学辅导”的形式，作为从班级制到道尔顿制的过渡。但是，帕克赫斯特并不同意这一建议。她认为孩子从小的习惯非常重要，因此一定要从小培养良好习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舒新城虽然最早涉足道尔顿制，但是他对道尔顿制的精髓还是理解不够。随后，他又因为加盟中华书局而离开教育界，这就难免给人浅尝辄止的印象。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教育领域既没有像杜威那样的哲学家，也没有像柏克赫斯特那样的实践家。这就容易使道尔顿制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一种盲从或赶时髦的活动”。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坚持道尔顿制。比如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先生，1936年毕业于浙江镇海灵山的道尔顿制小学。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虽然只有小学程度，却创作了《国际反侵略进行曲》，被国际反侵略协会定为会歌。1943年，他在江西赣州创办一所道尔顿制学校，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他根据民间音乐创作的《采茶舞曲》，不仅深受大家喜爱，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亚太地区优秀民族歌舞永久保存。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道尔顿制及其原理已经被人遗忘，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填鸭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和考试第一、分数至上的错误观念。长此下去，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非常可悲非常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