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斯霞教师德性研究的价值与现状
如果以1904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和实施的第一个学校教育制度——《奏定学堂章程》和1905年清政府颁令“废科举、兴学堂”作为我国制度化小学教育的开端,斯霞几乎是站在了近代制度化小学教育的源头。1919年9月,斯霞就读于斯民小学,1922年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师范部,1927年毕业后至新中国建立前,斯霞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嘉兴县集贤小学、肖山湘湖师范学校、南京东区试验小学、杭州林司后小学、中央大学试验学校小学部(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等学校工作。从斯霞早年的生活背景、接受教育的过程、任教的复杂经历以及曲折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斯霞师德的萌发、初步形成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又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教育发展甚至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斯霞可以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小学教育发展、教育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缩影。
1947年斯霞重新回到中央大学附属小学(即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前身)任教,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斯霞一直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现名)工作,这一时期的扎实工作为1956年的成绩奠定了基础。1958年随着中央发出的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教育战线积极响应,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教育“大跃进”的序幕,斯霞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她承担了小学五年制的学制改革试验,自编教材,自己摸索语文教学方法,提出了“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随课文分散识字的识字教学法,并在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等方面进行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斯霞先后参加了1958年和1963年两轮学制改革试验,两轮试验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推介试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1963年,《江苏教育》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育苗人》和《斯霞和孩子》这两篇文章,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将斯霞推到全国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斯霞成了全国著名教师。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3篇文章:《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和《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斯霞因为“童心”和“母爱”遭受了批判,在“文革”期间,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黑样板”“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人物”等,并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直到文革将近结束才返回学校。1979年3月23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斯霞做了“这个问题总该澄清了”的大会发言,引起了巨大反响,教育部张承先副部长代表教育部正式宣布为“童心”“母爱”教育平反。这一段时间既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时期,同时也是斯霞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可以说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不仅斯霞,和斯霞同时代的一大批人,他们的个人命运显然是和国家命运密切联系着的。
文革结束后,尽管可以有在别人看来是更好的选择,但斯霞重新返回教师工作岗位,重新回到了孩子们中间。作为特级教师的她,除了立足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扎扎实实地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之外,深感服务教育、从事教育的时间有限了,她很紧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传递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学习的人开课,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介绍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同时,她参加了教育决策方面很多重大的全国性的会议,她还密切关注着教育现实的发展,努力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态信息反映到决策层。这一阶段所跨时段较长,总起来说,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必然在教育中有着深刻的反映。斯霞关注这些由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继续自己教育探索的智慧之路。斯霞的价值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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