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眼中的斯霞之爱

（二）同事眼中的斯霞之爱

斯霞生活和工作时代的南师附小（原名“中大附小”和“大石桥小学”，为表述的连贯，本文中除直接引文之外，概用“南师附小”）是一所有着非常独特而深厚底蕴的学校。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周介藩、俞子夷、郭秉文、许本振等都曾经在这里任教和开展教育试验。这里曾经试验过“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同时深受杜威的教育哲学影响。杜威在1919年来华时曾经在南师附小讲学，“杜威楼”因此得名。斯霞两次在南师附小工作，第一次是在1933年2月，后因日军侵略而被迫离开南京逃难。第二次是在1947年9月，一直工作到退休。在第一次来南师附小工作时便受到了很好的锻炼。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学校以其良好的基础和雄厚的实力，承担了“学制改革”试验，可以说，这里汇集了一大批优秀教师，斯霞就是在这个群体中得到锻炼的。王幸老师在访谈中指出:“那时南师附小已经比较出名了。低年级是顾新渔（音，下同）和斯霞的教学好，中年级是吴家易，她是教常识新教材，高年级有个叫杨令军的，是中央大学教育系学生，和邵静轩一起教，杨教语文，邵教自然。”^[14]斯霞的学生也在访谈中提到了这一点:“不光是斯老师，每一个老师都感觉很亲。”^[15]

王幸老师与斯霞老师做了很多年的邻居，对斯霞比较了解:

斯老师对学生真是好。她对自己的孩子不怎么样，对学生却非常好。中午经常就在厨房随便吃两口，都不进房间休息，吃饭也不挑嘴，经常吃剩饭剩菜。她中午吃过后，就能看见她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想今天的语文课怎么上，钻研教材，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那时的人们认为斯霞是聪明，教学灵活，虽然我们不懂语文教学，但我知道其实这是和她的刻苦钻研分不开的，也是花了很多力气的。而且，那时我刚到南师附小，还不知道她的丈夫正在生病……那时经常是学生生病了、着凉了，她把自己孩子的衣服都拿光了，给学生穿。斯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学生的乳牙要换了，斯老师都要给每个人看一看，关心一下，告诉他们哪些牙第二天就可以拔掉，因为换牙在学生的生长期是非常重要的。^[16]

笔者所以要访谈斯霞老师当年的同事，是想从更多的层面了解当年的斯霞是如何爱学生的，并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和认识斯霞的爱。笔者分别访谈了斯老师的学生、同事以及她的子女，从访谈的结果来看，资料之间存在着互证性。教师和学生是学校教育中一对最基本的角色，教师在学校中也经历着角色的转换。相对于学生而言，教师更多地扮演“支配者”；相对于其他教师而言，教师更多地是一个“平等的诉求者”。吴康宁先生将之概括为教师在学校中的“双重角色”，并且认为这些不同角色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17]这多少暗示着教师在学生面前与在同事面前的行为举止并不完全一致，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我们的经验判断的。如果这是一条普适性的“规律”，那么，了解斯霞同事眼里的斯霞就显得更为必要，否则我们就看不清楚完整的斯霞，而只能看到学生眼里的斯霞。如果学生眼里的斯霞与同事眼里的斯霞是完全重合的，那么，反过来则可以证明斯霞在教师德性上是一个卓越者，她超越了一般教师的师德境界，她的这种境界可能就是“表里如一”。

从访谈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幸老师眼里的斯霞与学生眼里的斯霞是重合的。她的叙述与萧健龄先生的叙述，以及斯霞老师当年学生的叙述之间，存在着高度一致性。在王幸老师眼里，斯霞不仅刻苦钻研业务，同时还细致入微地关爱着每一个学生。王幸老师特别提到一个粗心的学生，他每天下课后跟随斯老师到办公室玩，但由于粗心，不是碰碎茶杯就是撞翻水壶。斯老师并没有简单批评这个学生，而是经常要求他帮自己拿易碎品，来锻炼学生的细心和谨慎。这里渗透着斯霞老师与众不同的教育观。^[18]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观呢？王幸老师有一个概括:“有些老师是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而斯老师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19]这个概括表面上说的是斯霞的教育艺术，但其深层次地表达了斯霞的教育观，那就是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有效的教育必然要以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为前提，也就是说，真正有效的教育必定是因材施教的教育。

教育学和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等都有关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理论，这是因材施教的直接理论依据，但这些理论与教师的教育实践之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因为理论所处理的是普遍性的问题，而实践则是要处理具体性的问题，两者的根本目的就是有差异的。从一个普遍性的概括走向一个具体的实践，唯一不可缺少的是实践智慧，否则，理论本身不仅不会给“实践”带来种种便利，相反，却很有可能用理论“肢解”实践，从而使实践“教条化”。斯霞的钻研业务和关爱学生是高度统一的，实践智慧就生长于钻研业务与关爱学生的过程之中。实践智慧并不是天然而成的，它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所积累和形成的一种内隐的智能资源。从根本上说，实践智慧的核心在于实践，不从事实践就不可能产生所谓的实践智慧。但是，仅仅不加反思地进行“劳作”也不可能形成实践智慧，它必须是反思性的实践，和实践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实践智慧的核心在于实践，并不是说实践智慧可以离开教育理论。

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冷冰冰的纯粹理性的活动，尤其是教育培养人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教师在这一实践活动中不仅可以影响对象，同时也会受到来自对象的影响。教师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会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化，反过来，这种内部或者外部强化会进一步影响教师的实践活动。在教育这一现实活动中，教师投入程度具有很大差别:可能会有消极厌恶的情绪，虽身任教职，但从内心深处拒斥这样的活动，这不妨称之为“拒斥型”；可能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满足于完成教师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这不妨称之为“任务型”；也可能非常热忱地投入教育实践，投入“整个人”，整个身心，甚至整个生活，这不妨称之为“投入型”。这3种类型的人在教育实践中所收到的“回馈”是不一样的:“拒斥型”教师收到的是“伤害”，“任务型”教师收到的是“平淡”，“投入型”教师收到的则是“喜悦”。笔者以为，斯霞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她所投入到教育中的是她的整个身心属于第三类。她从教育实践中获得的首先是内在报偿，这种内在报偿反过来激励着她更加全身心地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她也学习教育理论，但教育理论始终和她的实践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凭借她的扎实的实践转换成了教育智慧，凭着教育智慧，她不但卓有成效地展开教育实践，而且在教育理论的原创性发展上达到了“卓越”的状态。中国小学教师中能够取得这样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是极为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斯霞的教育智慧，对于教育真谛的把握，离不开她的热情，离不开她的投入，离不开她的德性。没有爱，就没有斯霞，也就没有斯霞的专业成就。

著名语文教育家袁微子先生清楚地看到了斯霞的专业成就与她的个人德性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斯霞）在语文教学上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从我跟斯霞认识以后的这些年代里，我具体地感受到，纯业务观点对小学语文教师来说，是不适用的。为什么“我爱我的工作”，难道仅仅是为了维持温饱的微薄工资吗？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教育，难道仅仅是为了装点应付，与学习语言文字漠不相关吗？为什么要帮助成绩差的学生学好功课，难道是为了求得全班较高的平均分数吗？为什么要在教学中重视保护学生视力，难道是为了奉命办事，以尽职责吗？为什么要坚持用自己的办法教学生识字，难道是为了显示个人的教学流派吗？所有种种有关小学语文教学的各项基本功锻炼，难道都是就字论字，就文论文，而与儿童的全面发展相脱离吗？不，斯霞的教学不是这样！

我曾经跟她在一起听过课。她用那么慈爱的目光望着每一个孩子，当她发现坐在附近的一个孩子，写字的姿势没有坐正，铅笔握得不得法，头歪在一边，她竟忘却了自己是在听课，不是在教课，条件反射似的去纠正那孩子的姿势。她环顾左右，抚摸着孩子的头发，轻声地微笑着说:“对，对，这样就对了。”这是多么感人的镜头，于平凡之中处处见到那人类最可贵的对幼小者的爱！于平凡中见崇高，是做作不出来的。^[20]

应当看到，影响一个人专业成就的因素很多:有先赋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有个人自身的努力，也有周围环境的影响等等。其实，从整体方法论而言，回到斯霞这个“完整”的人来说，专业发展与德性成长是整合在一起的。没有那样一种平凡中崇高的爱，斯霞不会克服那么多困难投入到教育教学和研究中去，反过来，离开了具体的业务活动，斯霞的教师德性就会变成空洞而没有内容的德性。袁微子先生充分肯定了斯霞的专业成就，并将这样的成就与斯霞个人德性联系起来。袁微子先生所目睹的是在教育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这些“日常琐事”在我们生活中是如此平凡，以至于我们司空见惯，日常生活每日如此，甚至于我们根本注意不到它。但是，斯霞的爱却浸透在这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日常小事之中。正因为日常生活的“日常性”，所以斯霞的教师爱才让我们感觉到崇高和伟大。

“童心”“母爱”是《江苏教育》编辑部记者对于斯霞精神的精准概括，这一概括得到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界的普遍认同。斯霞自己曾经立下志向:一辈子当小学老师。南京市革委会任命斯霞担任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斯霞坚辞不受，仍旧安心于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安心于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有很多人对斯霞的决定不理解，认为斯霞是做作的。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斯霞的教师爱究竟是“出于德性”，还是“合乎德性”的？斯霞的教师爱究竟是一种“品质”，还是一种“权宜之计”？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全面地看待斯霞的教师爱。笔者以为，判断斯霞教师爱的性质的一个较为直接和直观的方法就是将其放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来考察。

1999年的时候我正在教四年级。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子，真的是非常令人头疼。她的妈妈每次和我谈到这个孩子都潸然泪下，好像无计可施。有一次，这个家长在校园里遇见了斯老师，就把自己的苦恼跟斯老师说了。斯老师非常在意这个事情。她亲自爬上三楼，来到四年级的办公室找到我，向我详细地询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我就把这个孩子的情况跟斯老师说了。然后，斯老师找到这个学生，跟这个学生谈了一会儿。事后，我问这个孩子:“斯老师都跟你说了什么啊？”她说斯老师让我好好上课，让我好好听讲，上课不要做小动作，她会经常来看我上课。斯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在上课的时候，总能看到窗户外面有一个身影，那就是斯老师。她就躲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里，在偷偷地观察这个孩子怎么上课。这个情景我经常能够看到。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她已经是一个90岁高龄的人了，她要一个人爬上三楼，偷偷地站在那儿。我当时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好老师，什么是真正的爱学生，这是最好的例子。^[21]

1999年的斯霞已年届90岁。从人的一生来看，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笔者访谈的大多数对象只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斯老师的学生、同事，因而他们所谈论的斯霞也更多的是那个特殊年代中的斯霞。斯霞的“童心”“母爱”正是在那个年代经由记者报道而为全国教育界所知晓，斯霞因为“童心”“母爱”和在“学制改革”中所取得的卓著成绩而闻名全国。重新走上讲台的斯霞一如从前地关爱着学生，并且为了使更多的教师能够关爱学生，斯霞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教育》等一些重要媒体以及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22]，介绍自己热爱学生的体会、经验和做法。与一般的纯粹从理论层面探讨教师爱的文章显著不同的是，这些文章融进了斯霞老师多年的实践经验，有理论分析，有案例研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可借鉴性。除此之外，斯霞仍旧身体力行地关爱学生。施玉洁的访谈录就具有很好的说服力。^[23]斯霞老师的“爱生”在实践上是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的。如果斯霞的“爱生”仅仅只是“合乎德性”的，或者仅仅是“权宜之计”，那么，这种“爱生”就不可能有它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因为，“合乎德性”只具有偶然性，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可能在一些事情上“碰巧”“合乎德性”，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不仅可能“缺乏德性”，甚至还有可能“反乎德性”，并且在事实上常常会“缺乏德性”和“反乎德性”。“权宜之计”本身就是一种伎俩，一种服务于特殊眼前利益的“权谋”而已，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形，是一种权衡了各种利弊得失之后颇为无奈的选择。毫无疑问，当行为主体的处境改变以后，各种利弊得失的关系需要重新权衡计算，因此，不难看出，“权宜之计”根本不是“出于德性”的考虑，而只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或者当行为主体的目的实现或者目标改变之后，作为手段性的德性就会被否弃或者修改。总之，行为“合乎德性”，或者是出于“权宜之计”，德性都只是偶然性、情境性的，缺乏确定性和普遍性的，而这种偶然性、情境性的，缺乏确定性和普遍性的德性，从根本上说，不能称之为德性。

斯霞的教师爱既不是“合乎德性”的，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德性”，是普遍和必然的。年届90高龄，行动不便，况且对方又不是自己所教的学生，从道义上来说，斯霞即便不闻不问也不能算作违反职业规范，况且斯霞已经退出“教职”了。斯霞不仅找到班主任了解情况，还找到学生谈话。不仅和学生谈话，而且非常认真地对待学生，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与斯霞的一贯精神是相通的，这是“出于德性”的，是一种“品质”。作为一种“品质”的爱，是确定的、普遍的、必然的，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仅仅是出于责任。“品质”是稳定的，一旦爱成为品质，便从心所欲不逾爱了。亚里士多德便将德性归结为一种品质。^[24]斯霞所具有的就是这样一种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