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越捂越火，好心为何办“错”事

8．状元越捂越火，好心为何办“错”事

又到高考放榜时，往年，这也正是各种高考状元粉墨登场时。但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年使出了一个“狠招”：将全省高考文理科前十名考生的成绩进行技术屏蔽。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用意，当然是为了防止“炒状元”。高考状元热一直高烧不退，其负面影响日渐显现，比如，它强化了将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素质唯一标准的倾向，容易将教育引向歧途。所以，国家教育部才三令五申禁止炒作高考状元。但是，状元名单可以屏蔽，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状元情结却无法屏蔽。事实上，广东考试院的屏蔽之举，不但没能屏蔽人们对状元名单的探究热情，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围观，放大了人们对状元的关注度。甚至有人认为，屏蔽本身就是炒作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事情的发展与考试院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考试院好心办了“坏”事。考试院不明白的是，说到底，状元不是炒作出来的，而是这架庞大的教育机器制造出来的。社会关注高考状元，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在于一年比一年竞争激烈的高校掐尖争夺战。

公共服务部门这种好心办“坏”事的现象倒是值得好好关注。考试院此举并非孤例。比如，深圳推出的引起多种解读的医保清零政策，其本意也是为了防止有人钻政策空子，更好地体现其公平性，但由于缺乏审慎而严格的论证，也未能积极汲取公众意见，反而引起了公众对其公平性的广泛质疑。再比如，国家发改委曾经推出药品限价令，其出发点是让公众受益，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药。但是，由于降价令政策出台前，没有与药企及销售者协商，没有进行足够充分的博弈，而且，具体到什么样的药品要被降价，标准很模糊，也不公开透明，因此遭到了药企和药店的“消极抵抗”——要不换个剂型，减价也减量；要不将利润下滑的药物下架，让患者买不到。

回到高考状元炒作的话题上来，如果不能从教育资源的公平、公正、科学、合理配置等方面着力，不能改进现行的高考招生体制，任何防止炒作的招数都难以奏效。从更大层面上来看，在这里有必要强调“责任伦理”的概念。责任伦理主要是从结果上看的，而不管动机如何。也就是说，公共利益不允许什么“好心办坏事”，也不承认什么“无心之失”。只要事情办坏了，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也许，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惩罚与究责机制，一项决策在出台前才会经过更严格、更广泛的推敲与论证，好心办“坏”事的现象才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被阻止，而不是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