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杂志初探

《学衡》杂志初探

《学衡》作为一份以中外思想学术疏证为主又兼有现实文化批评性质的杂志，不仅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在现代编辑出版史上也别具特色。现从编辑宗旨、栏目设置、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略加分析。

一、《学衡》的编辑宗旨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创刊。创刊之始由柳诒徵在“弁言”提出了四项准则：1.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2.解析世宙名著以邮思；3.籀译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4.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1］（P.230）}

后来，在第三期中，吴宓把这四条准则具体化，提出了《学衡》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对于研究中西学术的学术性稿件和行文要求提出了三条要求：“（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丙）本杂志行文则为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学衡》第三期）吴宓认为这是《学衡》杂志的“宪法”，是《学衡》同人的“根本思想与公共主张”。^{［1］（P.229）}关于其来源，是每次会议后，“择取同人中主要之发言，私自作成笔记。所得既多，乃归纳之，汇编为简短之三四条。在以后会议中，宓将此三四条读出，经诸君讨论，并修改文字，作为‘正式通过’。即（一）于国学（二）于西学（三）于行文三条‘主张’。旋即由宓编入《学衡杂志简章》刊登入《学衡》杂志第三期者也。”^{［1］（P.230）}

从《学衡》同人的“根本思想与公共主张”即其“宗旨”可以看出，《学衡》对学术文化所标榜的方针，是一种温和中庸的态度。一方面既不附和旧式学者的保守顽固，一味崇尚传统而不加别择；同时又不随波逐流，务趋偏激；而最终目标则是提高学术及道德之水准，进而达成东西文化的融合。梅光迪在述及创办《学衡》的目的时也说：“《学衡》杂志者，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张实施针砭”^［2^］，也表明融旧铸新，匡正学风之“学衡”一派文化批评所持之圭臬。

《学衡》虽然号称要“中庸”、“平心中正”，要“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但终究年少气盛，一创刊就挟带着极强的“片面掘进性”。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给胡适等人扣上四顶帽子：“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乃政客也”（《学衡》第一期）。因此，《学衡》杂志的文化批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维护固有文化，重建民族自尊，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就是其“宗旨”所在。

二、《学衡》的栏目

综观《学衡》79期，其内容共分七栏：

1.插画：置于目录之后，正文之前，各期皆有，大抵皆以表明《学衡》立论精神或配合正文内容为主。如第一期并立孔子及苏格拉底之画像，便可显出“学衡派”崇尚古典，会通中西之旨。

2.通论：除少数各期外，大多具有。内容多为评论时事、介绍新知，批评新文化运动之作也多集中于此。

代表性论文有：梅光迪：《评提倡介新文化者》（1期）；《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2期）；《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4期）；胡先骕：《评〈尝试集〉》（1、2期）；《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文学〉》（18期）；《论批评家之责任》（3期）；《文学之标准》（31期）；吴宓：《论新文化运动》（4期）；《论今日文学创之正法》（15期）；《我之人生观》（16期）；邵祖平：《论新旧道德与文艺》（7期）；曹慕管：《论文学无新旧之异》（32期）；刘朴：《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论》（32期）；吴芳吉：《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21、31、42期）；李思纯：《论文化》（22期）；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79期）。

这些论文除1篇外，都发表在32期之前，即1924年8月之前。这正是总编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到东北大学的时间，也可以说“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的论战期基本上在《学衡》的东南大学时期。

这些文章多是针对文学革命而发的，靶心是胡适。这些文章也是引起当时新文学作家批评家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沈泽民等人回击的关键所在。《学衡》杂志以及“学衡派”守旧、逆流的恶名，也主要是由这些文章招致的。1949年以后的《现代文学史》主要是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传人撰写的意识形态教条，《学衡》自免不了恶名。

3.述学：除38、66期外，各期皆有，内容多属训诂、考据、义理等旧学，但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论文也颇有分量。此栏中译介西方名著者亦多，实为《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具体表现。

4.文苑：各期皆有，又分为文录、诗录、词录、戏曲、小说等，但多为旧体诗词，间亦有译诗及翻译小说。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中说：“胡先骕主持‘文苑’一门，专登江西省人所作之江西诗派或名之曰‘同光体’之诗，实则限于（1）胡先骕，（2）邵祖平（字潭秋），（3）汪国垣（字辟疆），胡之外家，表兄弟，（4）王易（字简庵），（5）王浩（字然文），二年后即殁。此兄弟二人，乃胡在北京大学之同学。五人而已。友、生及来稿，皆不选入一首。宓一甚愤，乃于第三期中，毅然改胡先骕主编之‘诗录’为‘诗录一’，辟另‘诗录二’，登入柳诒徵先生之《圆明园遗石歌》，陈伯澜姑丈之《辛亥杂诗》，《新秋杂咏》，时癸七月。张鹏一世丈（富平人）之《颐和园诗》，宓自作之《清华园词》、《石鼓歌》。第三期出版后，胡先骕甚责宓，谓：此举显示出《学衡》社‘内部分裂’，将为敌所乘。宓不屈，亦不辩。梅君讽宓不应急速登出自己所作之诗，迹近自炫，则宓极以为是，颇自悔轻躁。——此后，甚至1923年8月胡先骕君赴美国进修，以‘诗录二’，多得各地投稿。以成都寄来者为最多……总之，‘诗录一’与‘诗录二’久久对立，并峙云。”^{［1］（P.234）}

5.杂缀：不多见，内容则属不易归类之杂作，如游记、诗话等。

6.书评：亦不多见，所评对象兼及古今著作，尤以诗词为主。

7.附录：间或有之。

梅光迪任“通论”编辑，马承堃任“述学”编辑，“文苑”由胡先骕编辑、“杂缀”由邵祖平编辑。^{［1］（P.229）}“通论”、“文苑”为《学衡》的外攻，“述学”为其内守。前者为其思想观念的外在发散，后者为其文化守成的立身之本和学业基点。前者为“学衡派”带来了反动、复古、保守的恶名，后者为他们展示了学识、学理上的事功^{［3］（P.10）}。

各栏目所刊诗文统计如下：^{［4］（P.77）}

附注：各栏数字概以篇计，诗词以首计。

《学衡》杂志的栏目设置是相当有特色的。其设置基本不以学科（“文苑”除外）或选题划分，多按文章形式划分，如：通论、书评、论文（述学）来区分，而且栏目并不是完全固定，如书评栏，看稿源情况，有好文章则设，无好文章则不设。固定按学科、专题划分栏目，容易造成画地为牢的局面，正如刘东所言“这种做法（指按学科设栏目）也暴露了一些弊端，尤其对学术期刊不太适合，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它好比是画地为牢的计划经济，不管写家们眼下正在生产什么，将来还会有何种心气变化，它都首先给人家下了条条框框，要是哪路文章塞不进去，居然宁可割爱也不破例。这种做法如果推到极端，就有可能发展为隐性‘知识暴力’，既有大堆的稿件压着不发，又拼命催别人为某一专栏赶写，落得个‘有名家而无名作’，徒然糟蹋了那些人的名声。”^［5］

《学衡》杂志的栏目设置基本上避免了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大量的名家名作，弱化了主编者过分的主观色彩，突出了“不激不随”的编辑理念。

三、《学衡》的出版与发行

《学衡》之所以能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由于经办人梅光迪无文字记录，已不可详考。但结合现代出版史的相关事实，对《学衡》在中华书局出版之背景犹可了解一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上海有三大出版机构支持新文化运动，一是商务印书馆；二是亚东图书馆；三是泰东书局。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到1920年已印刷发行十年之久，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冲击下，商务印书馆决定改革《小说月报》，改革后的主持人先后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泰东书局基本上是“创造社”的支持者，出版了郭沫若、朱谦之、郁达夫等人撰写的“创造社丛书”：《女神》、《革命哲学》、《沉沦》和《创造》季刊。亚东书局由安徽人汪孟邹主办，出版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及“湖畔社”诗人汪静之的诗集。这三家出版社是支持新文学家的，而对《学衡》可能采取排斥态度的。这种排斥当然不是什么主义之争，而是商业利益之所在。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学运动高涨之时，即看准了风向，顺应时代潮流，并为之推波助澜。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此书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再版7次，为商务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商务印书馆在1921年改革《小说月报》后^{［6］（P.250）}，张元济、高梦旦又试图拉新文学运动的主帅之一——胡适，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全面改革商务的编辑、出版体制。胡适不就，但推荐了王云五。商务有意借重北方的文化激进主义势力，来推动自己的出版事业，以便维护自己在出版业中的垄断地位。^[7]而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对待新文化运动上的态度是不一致的。不要说要商务印书馆接受保守主义倾向十分明显的《学衡》，就连自己原办的《东方杂志》，因于1918—1919年间，主编杜亚泉发表几篇与陈独秀论争的文章^［7］，都被迫辞去主编职务。杜亚泉在一场论战的高潮“忽然一下子消失了”。据王元化推测，杜是被迫辞去《东方杂志》主编的职务而沉默下来的。我甚至有点怀疑，商务的主持人，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不仅有杜的家属给我提供的资料，并且也基于我对一些回忆录所作的剖析。从商务当时的主持人方面来说，他们似乎已经产生了一种潮流滚滚而来不可抗拒的心理感与压力。^{［8］（P.15—16）}1919年6月，具有15年历史的《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宣布根本改变其编辑方针，以便“顺应世界之潮流”。^［6^{］（P.249）}这段历史语境对于理解《学衡》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是有益的。不过，《学衡》与中华书局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曲折。

1924年7月中华书局对是否续办《学衡》举棋不定。7月28日，吴宓到中华书局编辑所拜会左舜生^[8]及编辑部长戴克敦，商谈续办《学衡》，中华书局主张代销代售的办法。当日午后，又和柳诒徵一道在大陆银行会晤胡子靖，请胡致函范静生，请求中华书局续办《学衡》。7月30日，又和柳诒徵一起同访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吴宓“痛陈《学衡》已具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9］（P.268）}陆费逵终于被说动，答应与局中同人细商后给予答复，并保证第37期、38期的出版。

1926年到1927年，吴宓与中华书局有一年的纠葛、分歧产生于《学衡》能否续办，“谈判”主要集中在三点：其一，中华书局来函不能续办，吴宓以为是拟新任中华书局编辑长黎锦熙在作祟，借故停办；其二，关于续办条件，在承印之外另给津贴费，中华书局提出100元，吴提出60元；其三，是不是出满59—60期，出齐则刚好5周年。开始中华书局不同意出满这两期。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分歧，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华书局发生了工潮；二是中华的负责人陆费逵投机债券失败，导致营业不振，资本缺乏，印刷缩减。^［10］吴宓一方面对中华书局来函所称“《学衡》五年来销数平均只数百份，赔累不堪，故而停办”的说法，复函驳之：“实中华书局不努力推销之咎”，^［9^］（P^{.258—259）}并通过梁启超等继续谋求在中华书局续出，吴宓认为在维持《学衡》的各种办法中，仍旧以依赖中华书局为上策，因为双方毕竟有几年的合作；另一方面寻找社会各界支持，也暗中托竺可桢、柳诒徵等转求商务、泰东和大东几家书局接办，包括其他印刷厂印刷。商务不愿承接，大东书局初愿按中华书局旧例接办，无须津贴，但后来又答复不予接办。最后经过这一番约一年的讨价还价，往来书信十余次，双方才谈妥续办问题。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学衡》60期到61期之间延滞了一年。中华书局同意59、60期加快出版，并再谈一年，年出6期，由吴宓从自己工资中出钱每月补贴中华书局100元钱。此后《学衡》断断续续出至1933年。

《学衡》自1922年1月创刊，到1926年12月，以月刊形式刊行了60期。因为中华书局不愿续办，中间停刊一年，1928年1月复刊，改成了双月刊，至1929年11月，出版了61—72期（这两年共印行12期）。1930年停刊。^[9]1931年以后，时出时断，至1933年7月，又印行了73—79期。《学衡》自1922年1月至1933年7月，历时近12年，先后共印行了79期。^[10]但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如战乱、吴宓闹离婚、与中华书局继约不能按时签订等，刊物标明的出版日期与实际出版时间并不相符，有时相差很远。如标明在1928年9、11月分别出版的65、66期，实际上吴宓1929年8月28日才向中华书局寄去稿件。^［9^{］（P.273）}第60期标明在1926年12月出版，实际却是1927年下半年才印出，因为王国维1927年6月自杀，这一期为王的纪念专号。

在发行方面，《学衡》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杂志。中华书局一方面组织发行，同时也要《学衡》杂志社代售一部分。由《学衡》一直坚持用文言印刷出版，内容中国学研究、旧诗词又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所以阅读对象受到限制，发行量比较小。但是并不是说《学衡》的影响力就很小。一个杂志的影响力与发行量之间并无太大之联系。吴宓很注意学术影响力，从第13期就加了英文目录，这在那时的杂志中是较少见的。

吴宓很注重《学衡》之国际影响力，自第一期起，就定期寄赠（1）英国博物院；（2）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3）英国剑桥大学Soothill教授（汉学家）；（4）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汉学家）；（5）法国国家图书馆；（6）美国国会图书馆；（7）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以及其老师白壁德。^［1^{］（P.241）}《学衡》逐渐为旅居中国的欧美人士及英文读者所注意。英文《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rt”（月刊）副主编美国人福开森，要求与《学衡》杂志互为介绍，并互登广告及每期目录。宣统的老师庄士敦也非常赞同《学衡》，汇款订购。^［1^{］（P.241）}日本的汉学家以及儒学团体还亲自到《学衡》杂志社寻访。^［1^{］（P.236）}随着台湾、大陆把《学衡》重新影印出版，《学衡》在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得到重估，其影响力也有逐渐扩大之势。^[11]

参考文献

［1］吴宓.吴宓自编年谱［Z］.北京：三联书店，1995

［2］梅光迪.九年后之回忆［Z］.第30页.转引自：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Z］.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74

［3］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沈松桥.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Z］.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

［5］刘东，张戟.渴盼汉语学术的崛起——刘东先生访谈录［J］.出版广角，2000，（6）：76—77

［6］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7］杜亚泉（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J］.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J］.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J］.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8］王元化.思辨随笔［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9］吴宓日记·Ⅱ［Z］.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王建辉.吴宓与中华书局［N］.中华读书报，2000—04—19：11

（李刚合著）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