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的记忆
记忆离不开载体。在建筑物的残垣断壁、老照片的细密裂纹、发黄变脆的信封信纸以及家具和物品的划痕磨损中，我们听到了历史的回声，有如熟悉而残碎的音乐旋律，或如重复梦境的点点滴滴。从这种意义上说，自传性文学和艺术是把游离的记忆固定化和结晶化了。如果说记忆是在忘却和回想之间无穷无尽的协商，这些作品则是切断了这种协商的似是而非的脉络，把记忆转化为确切的文字或图像再现。目前的这本书里确实也包含着这种凝固的记忆：第二部分中的几十个短篇是赵湘源（有时是宋冬）讲述的《物尽其用》中单独物件的故事。但是展示原始物品的《物尽其用》却并不属于这种再现。实际上，作为一个由现成品组成的装置作品，它的意义恰恰在于抗拒绘画、雕塑或摄影之类的形象再现：拒绝被转化成二维或三维的艺术图像，它的目的是保存物品作为记忆载体的性质和能力。面对着川流不息的观众，它所希望达到的是通过其巨大的体量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芜杂——通过其未经修饰的面貌——去唤醒记忆。观众之所以感到惊讶以致受到触动，是由于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种未曾体验过的视觉经验——琐碎的日常废物和巨大的纪念碑性在这里被结合在一起，模糊了现实生活和观念艺术的边界。《物尽其用》的实质因此是——这里需要再重复一遍——它不以异质的再现媒介对物质世界进行形态上的转化（transform），而是把过去转移（transport）到现下和此处。
如同古人想像中的死者灵魂，记忆一旦离开实在的“身体”就变得无影无踪。为使亡魂不至于全然消失，古人们不断地召唤它归来，想出各种方法使它重新和人类世界发生接触。因此祖先崇拜——这是中国古代宗教的基本形态——的核心是对家族祖先不间断的祭祀。作为一种结构性、规范化的社会行为，祭祀一方面使生者不断重温自己对先民的记忆，一方面又可以把亡灵召唤回宗庙或墓园，享受陈设在那里的酒肴。通过这种象征性的交流，历史的知识被传递，道德的准则被重申，人的社会关系被反复确认。确实，理解《物尽其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把它看成是同时具有两种意义的艺术和礼仪的行为，一是保存历史记忆，二是强化社会关系。
礼仪行为总是包含三个因素：人、器物和程序化的行动。《物尽其用》也正是这样。它的意义的实现不仅在于物的陈设，更有赖于艺术家和观众之间规律性的互动。基于这个理解，我们需要讨论的并不是这个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实际上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和风格。它的内容充满了异质的样式和装饰，它的展览形式总是随着空间的变异而变化。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这个艺术计划的内涵和组成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它的目的、参与者和实现的程序。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艺术计划的两种上下文关系：一是它和宋冬其他艺术实验的联系，二是它在当代中国美术中的位置。关于第二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它和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个重要美术现象的关系。我把这个现象称为“国内转向”（a domestic turn），通过这个转向，艺术家得以发掘和建立当代艺术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
材料
对一个偶然走进《物尽其用》展场的观众来说，这个作品的第一眼印象是一大堆随意堆放的杂物，重重叠叠，铺天盖地，充满了上千平方米展厅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延伸和拥挤令人感到眩晕和窒息（图1-1，1-2，1-3，1-4）。这里有从拆迁老屋中抢救下来的建筑材料；一排排或残缺或尚可使用的桌椅板凳；两张旧床上堆放着各种颜色、花样和质地的布料；老式的大衣柜和衣橱里放着孩童和成年人的旧衣；这里有上百件不成套的锅碗盘勺和其他厨房用具；几十双旧鞋组成的方阵甚至难以引起沿街收卖破烂的商贩的兴趣。这边是个废弃生锈了的煤气炉和配套的煤气罐，那边是一个拆掉的平房的骨架。夹杂在这些大件东西之间的是无数小件什物：孩子们丢弃的玩具，一盘盘废电线和铁丝，没人再会使用的木工用具，磕了边的搪瓷脸盆和胶布缠裹的塑料水桶，一团团精心卷成的线团，过期杂志和废旧课本，台灯，钟表，电话，不再动换了的电动唱机，一排排空牙膏筒皮，形形色色的瓶瓶罐罐，难以计数的塑料瓶盖，快餐盒子，化石般的洗衣皂，纸袋和塑料袋，堆积如山的没有用过的中药和西药……
这些似乎毫无关系的东西之间是不是具有一种共同的“客体性”（objecthood）?换句话说，虽然这些物品属于不同类别，具有不同功能，但是否它们被某种观念因素整合进入了一个客观存在的整体？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毫不犹豫的“是”。我的根据是：所有这些看似无关的物件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同种“物质性”（materiality）。根据这种法律意义，“物质性”所指的并不是一个物品的物质形态或视觉呈现，而是对“所牵涉问题或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1。（在法律的术语里，一个证据成为“物质的”，是因为它被证明与某一成为事实的后果有关，尤其当所关系到的是责任和所有权的问题。）
下述两个“事实”决定了《物尽其用》中物品的同类性和整体性。第一个涉及的是这些物品的所有权：它们都属于赵湘源，一位在2009年1月21日去世的平凡中国妇女。另一个事实关系到这个物质集合体的性质和形成过程：纯然出于个人的、非商业的动机，赵湘源从1950年代到2005年之间不间断地收集和储存了这些物品。这两个因素使《物尽其用》区别于使用多种来源回收品的其他装置艺术作品。和这些作品判然有别，《物尽其用》中的物品有着同一来源，也有着集合性的统一身份。它们之得以留存也是由于同样的确切可知的原因。我们在这些物件和一个真实个人的关系里发现了它们的本质，而这也正是《物尽其用》魅力之所在：观者被它吸引，是因为他们在其庞杂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个真实而清晰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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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湘源于1938年生于湖南桃源。她的父亲就学于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毕业后即进入了国民党军队，成为一名军官。1938年是抗日战争中情势不利的一年，在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击下，国民党军队放弃了湖南首府长沙，并在撤离到内地以前焚毁了这座古城。在熊熊的火光中赵家离开了故城，随军撤退到四川，在临时首都重庆以西的璧山县住了下来。虽然战争仍然持续并愈演愈烈，但这个遥远的县城居然保持着天涯一隅的古朴和安静。在一个善良阿姨的看护下，伴以当地的孩童，湘源在这里长成一个幼龄女孩（图1-5，1-6）。
图1-5 (a) 四岁的赵湘源，四川璧山
(b)赵湘源的父亲写在照片后的字：“源女四岁摄于川东璧山县。（民国）三，七，一九。”
图1-6 赵湘源和母亲在璧山，1940年代
湘源的父亲在抗战结束后被调到重庆。虽然人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但他内心中所向往的是共产主义，并暗中对重庆地下党提供帮助。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重庆地下党的一个负责人推荐他到首都北京任职。他被安置在极为重要的公安部，清楚地说明他得到了新政府的充分信任。赵家也搬入北京内城中的一个宽敞的四合院，生活在朋友的关怀之中。所有一切似乎都充满希望：
内战终于结束，人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但是灾难很快降临到这个家庭的头上：在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赵湘源的父亲被划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被即刻逮捕送进大牢。他最后于1960年被无罪释放，勉强赶上了他的妻子的葬礼。当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年，湘源是15岁。
丧失了一家之主和经济来源，湘源和她的母亲挣扎着生存。作为反革命家属，她们的居住面积从40平方米变成了14平方米。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湘源知道了生活的艰难和穷困的涵义。她和母亲先是靠着贩卖家当生活，看着自己的首饰、稍好的衣服和任何能够放弃的东西一件件离开了家门。随后，母亲开始把针线活拿回家里来做，主要是靠锁扣眼挣出一点点生活费用。她所得到的报酬是锁一个大扣眼两分钱，小扣眼一分。年幼的湘源也开始在假期做活挣钱，所做的零活包括订书、包糖纸、分云母片和给百货商店糊纸口袋。母女俩不再购置新衣，而是不断地染、改旧衣。改衣服剩下来的布头被妥善收存，作为以后打补丁之用。这种挣扎中训练出的节俭随即成为湘源一生的习惯，即使当她的生活条件最终得到了改善，她仍然不断地积存布头和布块。《物尽其用》中的一个柜子盛放着几百件这种材料，都是她为了某种将来的需要而积蓄的。每一个布头的来源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所写的回忆录中一条条开列出来。（参见第二部分·用·李师傅做的布柜）
作为家庭的主要支柱，湘源的母亲学会了用缝纫机，最后成为一名国营服装厂的熟练技工。她最幸福的时刻是1958年的一天，湘源考入了大学（图1-7）。但是不久她就被诊断出癌症，最后于1961年与世长辞。在临终的床上她嘱咐湘源给父亲（他在一年前终于出狱）续弦。她也同意了湘源自己的婚姻：她看出女儿在组织青年活动中结识的宋世平是个忠厚实在的男人（图1-8）。和湘源一样，世平也是一个工人家庭中惟一的大学生，而且也对生活怀有和湘源一样的看法，认为勤劳、诚实和节俭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不但是湘源的丈夫，而且成了她最亲近的朋友和一生的伴侣。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湘源的一段回忆录中，她写道：“我娘走了以后，全是你世平安慰我。我一辈子遇上了好的父亲，好的母亲，还遇上了一个好丈夫。那几年要不是世平这么对我，我可能就会疯掉，我太想我的母亲了。早先她管我我挺恨她的，后来知道做母亲是怎么回事了。我是她的独生女儿，我怕最后学不好她。”
图1-7 高中时期的赵湘源，1950年代
图1-8 赵湘源、宋世平和她的父亲，1960年代初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湘源和世平结婚以后，他们的新房竟是比原来住所更小的一处住宅。遵循着“敬老”的传统道德，湘源把两间房的老屋让给了新近续弦的父亲，自己和世平搬入了5.8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当时是1960年代初，整个国家正从“大跃进”和一连串自然灾害中挣扎着复原。物品奇缺——商场中是一排排空荡荡的货架，不管是食物、布料还是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都实行了票卷配给制。政府颁发了五花八门的票卷和购货本，借此把有限的农业和轻工业产品平均分配给几亿人民。当时一个城市人口每年可以买12尺8寸布；成年人每月的口粮是30—34斤；副食和生活用品包括半斤肉，半斤油，半条洗衣皂，1卷卫生纸，等等。婚后一年，湘源生了一个闺女，起名宋慧，然后又在1966年生了男孩宋冬。此时是四口人挤在那个5.8平米的小房间里。因为再也放不下一张小床给刚生的宋冬，他只能是天天睡在一口柜子顶上。
生活非常艰难：世平是个孝子，每月发了工资都全部交给父母。湘源则把她大学毕业生级别的工资分成三份：10块钱给父亲，10块钱寄给母亲的亲戚，34块钱留下来养家。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几乎所有东西——甚至是平平常常的水——都需要重复使用。但奇怪的是，她为了“物尽其用”所贮存的瓶瓶罐罐却不断增加。原因其实很简单：当生活是如此艰辛甚至还可能变得更难，她禁止自己把任何东西随随便便地扔掉，她也希望省下东西给孩子们在长大以后使用。在她的回忆录里，她多处解释了为什么要留下这个或那个东西。参观《物尽其用》的观众往往对于一大堆1960年代早期的洗衣皂非常好奇（图1-9）。湘源在回忆录中解释了它们的来源以及她留下这么多肥皂的原因：
图1-9 赵湘源从1960年代初起积存的洗衣皂
当时肥皂有两个品牌：一个是上海固本肥皂厂出的固本牌，0.56元一条；另一个是北京一化工厂出的长城牌，0.44元一条。上海的要好用一些，但北京的便宜，我常使用北京的，把上海的存起来，不舍得用。把肥皂晾干，为的是使起来节省，软的肥皂洗衣服很浪费，一块肥皂用不了多少次就没有了。所以每次都是买了之后晒干存放起来。我们单位有的男同事是集体户口，有“个人购物证”，他们洗衣服少，用不了太多的肥皂。有些人不想浪费了供应指标。就把购物本给我用，我去买回来存起来。我就怕以后我的孩子长大之后还像我一样，为每个月的肥皂发愁，想留到他们结婚的时候给他们。没想到他们根本用不着了，现在都用洗衣机了。我舍不得扔，一留就是几十年，其中有的肥皂比宋冬的年龄都大。
这篇回忆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些洗衣皂是怎么留存下来的，一方面也透露了湘源收集和保存物品中的一个细微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收存东西的原因确实是由于穷困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她在她的回忆录里一遍又一遍地述说了这种情况。但是渐渐地她也开始感到，虽然有时候一件东西很明显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但是她还是“舍不得”把它扔掉。这类物品包括两种。一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改进，原来所保存的某种东西的实用意义基本上消失了。上面说的洗衣皂就属于这样的东西——当中国人进入洗衣机时代以后就没有人用这种东西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她之所以保留无用的东西是由于它们所含有的情感价值，如孩子们用坏了的玩具和世平没有吃完的药物。这些东西都和她最亲近的人有过密切的联系，也和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特殊时刻有关。虽然陈旧不堪、灰尘满面，但是这些东西似乎仍然保留着亲人接触的痕迹和温暖。每当她看到这些东西都会立刻想起与之有关的亲人，以及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时刻。
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留下，这些东西最后都成为了“记忆的场所”；它们承载记忆的功能最终会超越、取代它们真实的或想像的实用功能。正因为这样，虽然“物尽其用”始终是湘源一生积攒东西的基本原因，她积攒东西的另一个原因——为了保存家庭记忆——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倾向在1980年代以后变得愈加明显。好几个因素造成了这个变化，其中包括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和政治气氛的转变，孩子们长大成人并开始挣钱养家，还有她自己的退休和世平的去世。
和很多中国家庭一样，宋家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干校中接受再教育直至1978年。那一年他终于被平反，重归他在中国科学院基建局的工作岗位。从1980年到1986年，他被数次提升，职位从基建指挥部工程处副处长提到处长，业务级别也从技术员上升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他也于1984年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96年退休后他又被单位返聘，并在1998年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基建工程服务中心和其他几个建设单位的顾问。由于世平位置的变化，宋家于1985年搬进了西四颁赏胡同一个大院中一套40平米的住宅。有点儿巧合的是，这套房子的面积和湘源父母1950年代初在北京的第一所住宅差不多一样大小。历史好像是转了一个大圈。2
此时湘源的感觉真好像是上了天堂。但是她积攒什物的习惯却是有增无减。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家庭收入的提高，购买物品数量的增加，频繁的礼物馈赠以及家中人口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有越来越多东西需要保存——“丢了太可惜”、“省着以后用吧”的东西可说是无穷无尽。相对宽敞的住宅为她积存什物的惯性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在搬到颁赏胡同以后，湘源很快就用她的收藏填满了室内和室外的空间，包括院子里“文化大革命”时期挖的一个防空洞。宋慧于1989年结婚，翌年生了孩子；宋冬于1992年结婚，在2003年生了个女儿。孩子们用过的玩具、穿过的衣服和鞋子是如此之多，和湘源自己童年时的区区之物相比可说是天上地下。她把这些东西仔细地包裹收存起来，以备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孩子们重复使用。3在《物尽其用》的展览现场，她时不时会指着一个玩具动物或是一双旧鞋，告诉观众它们原来的主人是谁以及有关这些东西的趣事。当宋家决定扩建一间老屋，她从拆下来的材料中抢救出任何看来还能使用的东西，包括砖瓦、木板、窗棂甚至铁丝、钉子。我们可以想见，她内心深处不可能不知道重新使用这些材料的几率可说是微乎其微：宋冬和他的妻子尹秀珍已经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而且她自己和世平也没有必要再过一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苦日子。但是她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使她不能够随便丢弃这些看起来还有些用处的东西，好像丢掉它们的话将是对自己生命的背叛。
这种倾向在世平于2002年因病去世后变得更加不可控制。在以后的几年里，湘源几乎是把自己埋葬在她积攒的旧物之中（图1-10）。独住在儿女们提供的民族园附近的一所三室一厅的单元房里，她只是在这些物件的环绕中才感到安全和温暖，感到生活的安慰。那情况就像是她用自己收藏的这些东西——以及它们所承载的家庭记忆——给自己造了一个“茧”，在里面找到继续生活的理由。一些旧物使她微笑，另一些给她带来尖锐的痛苦——包括那一堆堆没能挽救世平性命的药物。也只是在她生命中的这个时刻，她才真正地明白了她为什么终身在积攒这些东西。就像她在回忆录里说的：
图1-10 赵湘源在她住的单元房里，北京，2005年
这许多物品不是标本，而是活过的生命。岁月给我们留下了这许多痕迹，但岁月也带去了许多东西。我千方百计地留下这些东西，为的是要延续它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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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一开头提出的问题：《物尽其用》中这些似乎毫无关系的物品是不是具有一种共同的“客体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曾提到了两个因素，一是这些物品都属于赵湘源，二是它们的积蓄过程使这些物品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合体。合起来也就是说，虽然这些物品属于不同功能类别，但是对它们的收藏史把它们整合进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存在。根据以上对湘源生活的追溯，我们更可以把《物尽其用》概念化为一个自传性的叙事。构成这个性质的也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关系到作品材料的私人性和所具有的情感因素，第二个关系到这个装置作品中的每件东西和整体的关系。
第一，在被转化成艺术作品以前，《物尽其用》中的物品和局外人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对湘源来说，除了她的亲人之外，这些可能是她在世界上最亲密的东西。在她心里，这个集合中的每件东西都有一个实际的过去和想像中的将来，每件东西都有一个或数个故事——那是只有她自己知道，而且记得那么清晰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她的生命中有一个特定的位置和瞬间，因此实际上构成了她的生命。每件东西都提供了把她和她最亲密的人（往往是这些东西原来的所有者）联系起来的纽带。
第二，如果孤立地看待《物尽其用》中的每件东西，它们的象征意义相当有限。它们之所以获得了特殊的物质性和叙事性——证明了自己和湘源生命的联系——是因为它们最终成为《物尽其用》巨大集合体中的一分子。是这个集合体——而非任何一件单独器物——述说着一位普通中国妇女一生的生存奋斗和她对家庭的巨大爱心。放在湘源的生活中去观察，这个整体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统一而持续的项目的结果。但是这个项目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只有通过反观才能被发现。《物尽其用》的自传性叙事因此是回顾性的。再进一步说，虽然《物尽其用》中的物件似乎静默无声，并不主动地告诉我们什么，但实际上它们被一个强有力的第一人称的声音所联系和激活。当这些物品存在于湘源的私人领域时，人们尚听不到这个声音；只是当《物尽其用》被展示为公共空间中的当代艺术计划，这个声音才触及和震动了公众的耳膜。
计划
2004年的一天，宋冬问我是不是有兴趣为他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东京画廊（即“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策划一个个人展览。我马上同意了——在此以前我已经和他合作过好几次，4我也一直希望和他再次合作，发展一个新的大型艺术计划。那年冬天我们聚在离798不远的我姐姐的家里，开始商量宋冬正在考虑的展览。他告诉我，他这两年来一直在考虑一个大型装置，使用的材料是充满他母亲住所的“破烂”。他向我描述了这些“破烂”难以想像的数量，也告诉了我她母亲对这些东西的执着。他说他之所以从2002年起开始考虑这个计划，契机是他父亲的去世，因为在那以后他母亲就更无法脱离开这些东西了。他设想的展览并不是要展示一件使人赏心悦目的高级艺术品，它的目的实际上是“治病”，帮助母亲从她为自己建造的“茧”中解放出来。他说他越来越担心母亲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自父亲去世后她就把自己与外界孤立开，她积攒东西的习惯也变得近乎病态。每次他和姐姐给母亲带去礼物，她总是把这些东西存起来留给将来用。每次他们帮她清理房屋，扔掉堆放在四处的无用之物，她都会发脾气或沉默不语。她的房间成了一个无法坐人的垃圾站。她的孩子们给她新买的皮沙发提供了她堆放东西的另一个地点。
宋冬的计划是把他母亲转化成一个艺术家——成为他正在设想的艺术计划的积极参与者。通过这个方式，他希望治愈母亲对“往昔”的病态执着，使她从记忆的魔咒中解脱出来，重新进入当下的生活。作为一个研究艺术史的人，我马上联想到宋冬以前做过的一批作品。那是他在1990年代实施的一系列艺术实验，目的在于重建他和父亲之间的情感桥梁。（我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些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父子太庙》最后成为我于2000年在芝加哥斯马特美术馆策划的“取缔”展中的关键部分。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在2004年的那次见面里接下来谈到当代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特别是交换了把家庭伦理作为当代艺术主题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虽然他正在考虑的作品首先是针对着自己家庭的特殊状况，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它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是因为快速发展中的商业化和全球化对于传统的家庭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验进行回顾和反思。这个展览将直接触及这些问题，为讨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在那次谈话中我提出了“物尽其用”这个展览标题，即刻得到宋冬的同意。我也建议他把对这个艺术计划的设想写成一份方案。几个月后我收到了这份方案，内容包括一份他对展览目的的陈述和一些具体构想。由于这份陈述为整个《物尽其用》艺术计划提供了一份基本文本，我把它全文转录在这里：
物尽其用：赵湘源和宋冬
2002年8月11日，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在短短的几分钟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家人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的突然离去，像一把带电的刀直刺进心脏，使整个的家在巨大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尤其是母亲，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从精神到行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方式都不能把她从悲痛的世界中拉出来。最后我用了“艺术”。让她帮我做作品，逐渐地从悲伤中走出。艺术再次帮助了我，它曾经在我与父亲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
在父亲去世后的这三年，我一直在准备这个与母亲合作的展览。其实艺术在这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将母亲从她封闭的悲痛中带出来，哪怕是给她这个封闭的空间一点缝隙。
“物尽其用”是我母亲的生活准则，也是中国一代人的写照。在汉语词典中解释“物尽其用”，是：各种东西凡有可用之处，都要尽量利用。指充分利用资源，一点不浪费。母亲这个生活准则是支撑家务运转的基础。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总是生活得节俭，为了我们这个贫寒的家总是物尽其用。母亲1938年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我外祖父是国民党的军官，在抗战中立过功，曾救过共产党重庆地下党成员。母亲12岁时随他和外祖母来到北京，1953年外祖父被冤枉成国民党军统特务，而被他救过的地下党，为了明哲保身，一直拒绝出庭作证。他被判刑7年。出狱后在北京纽扣厂当工人，直至退休。母亲的家庭从富裕走向贫寒。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反差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节俭是中国人的美德，但节俭也是那个时代贫寒之家的生存之道，不然如何生活下去呢？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买布头做衣服，后来由于对物质缺乏的恐慌，攒了很多布头。现在仍然整齐地存放在衣橱中。正是这种对物质缺乏的恐慌，导致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可以存得住的东西都不许扔，物尽其用成为了使这些被“收藏”的物质留下的理论基础。这种思维和生活方式成了惯性，当物质真正匮乏时，这种方式是持家的法宝，但当物质丰富时这种惯性又成为生活的累赘。当大家的生活质量都得到提高后，这种思维惯性导致了代沟，母亲不只是不扔自己的东西，她也不让我们扔东西，这样我们的生活空间被这些等待“物尽其用”的物质所占据。物质匮乏的恐慌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无用物质堆积的焦虑。但这并不是我母亲一个人的生活哲学，这是她那个时代的集体意识，我的太多的同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而这样不同的生活观念导致了深深的代沟，对于美好生活有很不一样的理解。自从父亲离去后，母亲的这种思维惯性发展到了极点，不但留住所有的东西，而且塞满了整个空间，成为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典型。起初我和姐姐还经常为她整理空间，但每次整理后都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问题的焦点是我们扔了可以物尽其用的东西。久而久之，我们试图改变她生活观念的想法成为使她不快的因素。我认识到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一个人可以有好几辈子的不同生活，生活的观念差异，导致了巨大的生活代沟。而这种代沟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所造就。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它所产生的不同观念的冲突成为了一个时代，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的缩影。孝顺，实为顺者为孝，只要母亲高兴，顺她而去。但我仍然想让她吃好穿好住好。所以我转换了一个方式，展示她的生活，她的物质，她的生活哲学。并与她共同使用“物尽其用”原则开始做“艺术”，使她生活在快乐中，使我们共同以艺术作为媒介，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这份方案的后一部分是对展览的具体设想，包括实施过程、需要的资金和设备以及三项具体计划。这三项计划中的第一项是“将我家将要拆的30平米的小房的房架拆至北京东京艺术工程重建”；第二项是“将我母亲家的所有的可移动的用于《物尽其用》的物质移到北京东京艺术工程进行再创作”；第三项是“我和母亲将从8月25日至9月20日在画廊安装创作”。在2004年的那次讨论中，宋冬还谈到他正在考虑的其他一些展览内容，在交谈之中随手写在一张纸上（图1-11）。这些内容包括：
图1-11 宋冬：《物尽其用》早期计划，2004年
（1）母亲的收藏→再造。
（2）拆的房架子→位移。
（3）影像：访问录像、生活照片。
（4）部分合作：绘画，我画形，母亲填色。
（5）让母亲以艺术的名义过“生活”。
把2005年的展览方案与这个初期计划作一比较，我们发现宋冬最后决定取消（3）（4）两项内容。结果是最后的展览将不包含任何二维和再现类型的作品（如绘画、照片和录像），而且也将不包含对宋冬本人直接参与的显示（如他和母亲一起创作绘画作品）。整个展览因此变得极为单纯，聚焦于湘源多年来积蓄的“破烂”之上。更重要的是，一旦抽去了这两个因素，整个艺术计划将沿循两个平行的时间轴发展，一是把湘源的所有物品从家里移到展览厅进行组装，二是湘源直接卷入全部的迁移、组装和展览过程。
让我们进一步考虑这两个过程的含义。首先，“将我母亲家的所有的可移动的用于《物尽其用》的物质移到北京东京艺术工程进行再创作”，意味着对这些物质全然不加选择，因此摒弃了任何事前确定的选择标准和方向。由于这个决定，最后形成的装置作品将具有一种强烈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如同是历史自身造就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但从另一方面看，“移动”的概念又不是完全没有改变的位移；这个展览的布置也不仅仅是把湘源的东西从家里搬到展厅。因此宋冬在方案中明确地把这些物品定性为“进行再创作”的材料。根据这个想法，湘源的所有物件将被重新分类，按照展厅的空间和公共展示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重新组合和构建。
其次，正如宋冬在方案中解释的，湘源对展览计划的“参与”绝非是浮光掠影地露露面，而将是整个艺术计划的中心环节。实际上，在他看来，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完全决定于他母亲是否能够真正地参与——她是不是能够真的卷入现实的艺术创造，因而从悲伤和往昔中走出。但是湘源的参与也将在两个意义上重新界定这个艺术计划的性质。第一，由于布展过程将对公众开放，来访的观众可以无拘束地和湘源交谈，这个计划将获得一种“行为艺术”的性质，而湘源也将获得“行为艺术家”的身份。换言之，她的参与将不仅仅是协助宋冬，把自己的私人物品转化为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并因此最终使这些物品获得“物尽其用”的意义；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直接与公众接触，给他们讲述每件物品背后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她将和原来不认识的人见面，交流、共享对往日的记忆。这种参与的结果是：虽然宋冬最早地提出了展览的概念而且随后负责了它的组织工作，但是展览过程中最核心和显著的人物却是湘源。从展览的概念上讲，她的卷入是这个艺术计划的真正目的。在观众的眼中，她不但是这上万件东西的所有者，不但仍和这些东西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而且也正在把她的生活经验——把她和这些东西的私密关系——传达给他们。
展览
“物尽其用”展览于2005年9月20日在东京画廊开幕（图1-12）。如事前计划的那样，这个日期仅仅是标志了展览的正式揭幕，实际上整个艺术计划在一个月以前就启动了——当湘源第一次走进展厅，开始打开纸箱和包裹，拿出一件件东西时。同时，在开幕前的那个月份里，宋家在颁赏胡同住宅里的一件老屋被拆掉，残余的木构继而被运到展厅，重新搭建起来（图1-13）。（拆掉、扩充这个老屋的计划已经在家里酝酿了很久，湘源一如既往地坚持把所有尚有使用价值的材料保存下来。）当这个被拆迁的建筑在展厅中重新竖立，它给整个装置提供了一个中心焦点。围绕着它是海洋一般的什物，充满了展厅的整个空间。根据宋慧在现场所作的一个平面图（图1-14），这些东西从属于以下类别，分别放置在展厅的不同地方。从平面图的上方开始，它们包括（1）木板，（2）椅子，（3）泡沫包装，（4）花盆，（5）水缸，（6）洗衣皂，（7）盆子，（8）药，（9）酒，（10）餐具，（11）厨具，（12）妈妈作品，（13）空瓶子，（14）月饼盒，（15）书和杂志，（16）鞋盒，（17）工具，（18）花架，（19）布柜，（20）暖水瓶，（21）塑料瓶盖，（22）快餐盒，（23）塑料袋，（24）碎布头，（25）线绳，（26）另一个布柜，（27）茶叶盒，（28）毛线，（29）玩具，（30）电话，（31）大小瓶子，（32）刀剪，（33）笔，（34）书包，（35）手表和眼镜，（36）电唱机，（37）双人床，（38）大幅布料，（39）暖气片，（40）床盖，（41）袜子，（42）手套，（43）单人床，（44）箱子，（45）大柜，（46）箱包，（47）杂物，（48）棉被，（49）毛线，（50）沙发，（51）鸟笼子，（52）纸箱，（53）电视，以及其他一些散放的东西。
图1-12 艺术家、策展人以及北京东京艺术工程负责人在“物尽其用”展的开幕式上，2005年。（左一）田畑幸人、（左四起）赵湘源、巫鸿、尹秀珍、白雪（Snejana Krasteva）、宋冬。
图1-13 宋冬：《物尽其用》装置日记，2005年
图1-14 宋慧：《物尽其用》装置平面图，北京东京艺术工程，2005年
图1-15 “物尽其用”展请柬，2005年
图1-16 “物尽其用”展招贴，2005年
在各组物品中留下了狭窄的通道，以便观众在物品间徘徊徜徉。
宋冬为展览开幕式设计了一封请柬、一幅大型招贴和一本小册子，这些都是原来方案以外的东西。请柬的形状是一把铝制钥匙（图1-15）。同一形象也出现在挂在展厅外边院子里的大招贴上（图1-16）。在和喻瑜的一个访谈中，宋冬解释了这把钥匙所象征的“交流”的含义：
我设计的钥匙请柬和户口本图录，也是作品的一部分。整个作品都很私人化，展出的是我母亲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展览的请柬是一把钥匙。人和人之间需要沟通。这是让我母亲进入一扇门，甚至是多扇门的钥匙。一旦有了钥匙，就可以开始和他人沟通。对收到请柬的观众亦然。所以，这件作品是打开我母亲心灵的一把钥匙。展览开幕后，她开始与其他人谈话，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找到了自己的新的价值感。5
与此相关，展览图录的形式模仿着户口本，一方面把这个展览比拟成一个私人家庭，一方面传达了人们隔家串门儿、相互交流的含义（图1-17）。宋冬接着说：
图1-17 “物尽其用”展图录封面，2005年
在中国，户口本是一种证书，是对一个家庭存在的证明。同时，因为它包括了家庭成员的各种信息，也很私人化。将家庭的现实呈现给公众，需要一种信任感，将户口本交到观众的手中，会暗示这种信任。与此同时，我认为，在作品的准备和展出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包括艺术家、画廊工作人员及观众，都成为了一个新的家庭的一部分，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家庭方式。这件作品强调的是情感，而不仅仅是视觉的效果。
母亲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但她并不知道。一旦被展示出来，她的生活也改变了。6
打开图录，我们看到的是一张35年前拍摄的黑白照片，上面的宋冬刚刚4岁，他母亲那年是32岁（图1-18）。图录中最后一张相片所显示的是湘源的单元房在展览前的样子，所有的表面上都堆满了散乱的东西（图1-19）。通过宋家的四个成员——湘源、宋冬、宋慧和尹秀珍——的劳动，空空的展厅被转化成一个重构的“家”。而在准备展览的这个月里，他们天天来到这里，打开、整理一件件往日的东西，一边谈论着家庭的往事，真的好像是“住”在一个新家里一样。实际上，虽然宋冬雇了一个搬家公司负责搬运，但只有家庭成员才能打开大小箱子，拿出、整理它们的内容。这一步步工作因此非常贴切地模拟了一次搬家的过程。
图1-18 赵湘源和宋冬，1970年。“物尽其用”展图录中的照片。
图1-19 赵湘源在家里,2005年。“物尽其用”展图录中的照片。
展览中还有一个原来方案所没有提到的部分：这是附在展厅天窗上、由霓虹灯管组装成的一句话。文字面朝上对着天空，从展厅里看是反着的。白天当阳光从天窗中射进来的时候，人们几乎看不见这行字。但是当夜幕降临，它几乎成了展览中最明显的形象（图1-20）。这行字的地位、方向和可视性隐含了一个夜幕中从天上射下来的视线。宋冬是这样解释的：
图1-20 “物尽其用”展中的灯光装置，北京东京艺术工程，2005年
这件作品（指《物尽其用》）的初衷是为我父亲、我母亲和我的家人创作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观众是我的父亲母亲，所以来参观的观众是否注意到窗户上的文字并不重要。霓虹灯文字24小时点亮，正面朝向天空，面对已在天上的我的父亲。文字的内容是：“爸，别担心！我们和妈都挺好的。”因为我父亲走得突然，没有留下任何话语。母亲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而与世隔绝。我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我母亲开始重新与其他人接触，重新开始她的生活。这句话是对我母亲的安慰，也是对我父亲的安慰。7
《物尽其用》的最后一个部分——虽然实际上出现在展厅的最前部——是展览的一个文字“框架”（frame）。在计划这个展览的时候，宋冬和我都认为这样的一个艺术项目必须有充分的文字解释，使观众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和目的，不然的话突然面对着这个由“破烂”构成的装置，人们很可能会不知所云甚至会产生误解。根据这个共识，我们每人写了一篇序言，然后把它们并排挂在了展览的入口处。宋冬的序言，主要是上面转录的展览方案的内容，从艺术家的角度集中说明了这件作品的目的。我的序言，更强调历史和理论的解释，把这个展览看成是促成一系列“转化”的场所。全文如下：
物尽其用
这个展览在两个层面上探讨日常生活进入当代艺术的途径。第一个层面关系到艺术材料的性质和艺术家的身份；第二个层面关系到作品的意义和展览的功能。“物尽其用”一语概括了普通中国人的一种生活哲学和态度，进而被用作这个展览的核心观念。
曾几何时，由于物质的乏匮，由于对世事变幻的忧患，也由于传统的节俭美德，人们把暂时无用但可能“一朝有用”的物品竭尽心力地保存下来，经过不断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私人财产。无论是裁衣所剩的布头还是灰尘覆盖的瓶瓶罐罐，无论是拆房留下的残砖烂木还是陈旧过时的书刊图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零碎什物逐渐充满了有限的家庭空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种“收集”中的酸甜苦辣：如此众多毫无价值的零零碎碎，难道真能构成一个蚕茧般的私人世界，提供虚幻的安全和温暖，甚至引发一丝丝亲密的回忆？但对于这类收藏的许多所有者而言，生活状况和物质条件的改变并无法取代几十年来习惯了的环境和心态，因此他们继续收集——继续拒绝抛弃暂时无用但可能一朝有用的东西。可是当这些东西越积越多却从未派上任何用场，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来越丧失了实用的理由，而是越来越具有了“为收藏而收藏”的艺术逻辑。与其说是考虑将来生活的需要，他们所保护的更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珍惜。
据我所知，宋冬的这个展览是表现和反思这种生活态度和历史经验的首次尝试。把“物尽其用”转化为艺术契机，他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来自他母亲赵湘源多年收存的物品。20世纪的过来人无疑会在这些平凡无奇的陈列品中听到历史的回响，但是单纯的“怀旧”却绝非是艺术家的目的。概而言之，这个展览意在利用当代艺术的手段促成三种转化，以尝试建立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新型联系。第一种转化的主体是“物”：赵湘源收集的实用品变成了艺术材料，从私人空间转移到公众空间。它们终于被派上了用场，从而实现了她收集这些物件的初衷。第二种转化的主体是“人”：构成这个展览的并不仅是赵湘源的收集品，而且是她本人。是她为了这个计划重新发掘和整理了自己的物质世界，将其呈现在公众的目光之前，因此通过这个展览获得了一个公众艺术家的身份。第三种转化的主体是“人的关系”：儿子和母亲成为一项实验艺术计划中的合作者。他们合作和实验的目的超越了狭义上的“艺术”，而是希望在艺术的名义下强化中国文化中的深厚的家庭伦理传统，由此为当代中国艺术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
任何转化都必须在“时间”中完成，这个展览因此区别于具有明确开幕和闭幕期限的常规艺术展览。在我们的设想中，当赵湘源的私人收集品被陆陆续续地运到展场，当她开始在那里对这些物件进行整理和分类，当宋冬和她围绕着这些物件开始发展一种新的关系，这个展览就已经开始了。观众可以随时进入这个场地，目睹两位艺术家的交流和工作。同样的互动机制也使“撤展”变成展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物”和“人”的转化在展品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仍将继续。
记忆的交流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两篇序言都没有强调“记忆”的重要性。宋冬主要想的是如何把母亲从对往昔的病态执着中解脱出来，我则是对艺术材料和艺术家的社会属性及本体论意义更有兴趣。虽然根据宋冬的设计，他母亲的直接参与是整个艺术计划的一个必需内容。但是具体关系到湘源在展览中的实际作用，他谈的更多的是她对转移、整理和陈列物品的参与以及在展览过程中与观众的交流。最初的方案基本没有谈到这种交流的可能内容。
但是一旦这个艺术计划正式开动——一旦湘源每天出现在展厅里，在儿女们的协助下清点和整理那成千上万件东西，一旦这些东西开始形成由蜿蜒小路连接的一个个“摊位”——这个过程很自然地引起了路过展厅的旁观者的好奇，也导致了他们和湘源的越来越多的交谈。这些观众希望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尚的798艺术区里？她在这里做什么？他们也对她正在整理的废旧物品发生了兴趣：年岁大一些的人会马上认出这个或那个东西，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记忆像是从时间的深渊中被一下提升到表面；年轻人则感到自己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有关这个世界的情况他们只是从父母或祖父母口中听说过点点滴滴。观众们向湘源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而她也不厌其烦地，甚至是充满兴趣地回答他们。在展厅中她常常坐在一套老旧的沙发（她的一件收藏品）上休息或写作（图1-21）。渐渐地围绕着这套沙发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座谈会：人们围着她，听她讲述往日的故事。她也不时带领来访者穿过展厅中的装置，一边指点着这个或那个东西，一边告诉人们它们原来的所有者以及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把它们扔掉。
图1-21 赵湘源在“物尽其用”展中，北京东京艺术工程,2005年
图1-22 赵湘源和参观者在“物尽其用”展中，北京东京艺术工程，2005年
图1-22中的照片就记录了这样一个和观众互动的时刻。其中的三位妇女年纪相似，但是却出自非常不同的家庭背景。照片中的湘源穿着一件无袖的连衣裙，一手扶着那个重构老屋的支架。她旁边的人是巫允明，是我的姐姐。她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比湘源小一岁。和湘源一样，她也随父母在1950年代初迁到北京。同样是在北京长大，也同样经历了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那些艰苦岁月。我们的母亲，一个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莎士比亚专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背着“右派子女”的黑锅，允明也无缘进入大学和研究院。只是在后来，经过长期不懈的奋斗和追求，她才得以成为一个研究民间舞蹈的专家。照片中穿蓝夹克的那位妇女叫袁绍兰，是允明在1950年代的中学同学和朋友。她的家庭背景更不寻常——她的爷爷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后来当了几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建国初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里，袁家的后裔生活在不间断的而且愈演愈烈的恐惧中。袁绍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移民到了加拿大，只是在近年才回国访问。因此这张照片所记录的是一个不经意却意味深长的瞬间：在通常情况下，这三个人很难会凑到一起谈论她们过去的生活和经验；但是她们现在聚在了一起，面对着眼前这些不足道的物品，突然发现了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发现自己被历史连在了一起。
在一些情况下，参观者写下了他们对这个展览的反应，并把他们的观感放在互联网上，和更多的人发生了交流。互联网因此提供了把湘源和与她具有相似经历的人连接起来的另一条渠道。以下这几段文字出自一篇题为“‘物尽其用’：一个感人的展览”的观后感，是厦门来的一位访客所写：
我家从乡下搬到县城的时候，买了半幢两层民房，不计卫生间和浴室，共有八个小房间，另外又搭盖了一间棚屋，才装下母亲多年收集的各种杂物。这些杂物里包括几捆布头、铁线，大大小小的陶罐，笨重而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石猪槽。后来房子卖了，住进三房一厅的单元房里，母亲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忍痛放弃的那几房间没什么用处的破烂家什。
老一辈人的观念就是这样。每回整理东西，我们清理出一堆要扔掉的垃圾，母亲又一件件拣回来，布头可以补衣服，铁线可以做衣架，螺钉、钵子、破碗、铁罐、塑料袋，日后都有用得着的时候，什么都舍不得扔。家变成了一个装满破铜烂铁废旧物品的大仓库。
前段时间母亲来厦门，准备用家里的阳台堆放杂物，我不同意：“每平方米四千多元买来的房子放垃圾，垃圾们住得太奢侈了。”大约被这价钱吓坏了，母亲卖废品特别勤快，阳台没有沦陷。
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看了一个名叫“物尽其用”的展览。回顾2005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事件很多，展览不计其数，最让我感动的，却是宋冬和他母亲赵湘源合作的这个废弃物品展览。
展览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赵湘源收集了一辈子的杂物分门别类，摆放在一起。十几个热水瓶，几十个塑料盆，成百上千的旧鞋袜、衣服和塑料袋，还有整堆的纸盒、电线、铁罐、玩具、布头、碗碟……它们现在全部摊开，占据了整个展厅。你这才意识到，这些一直预备着将来有一天能派上用场的东西，聚集起来，阵容有多庞大。
这个展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要承认，宋冬母亲的收藏似乎更宏富。我家迁徙过多次，每次母亲都要折损一批藏品，她的战略储备越来越少。我觉得自己突然能够理解她了。当母亲忍痛放弃一捆捆破布头的时候，心情和战乱中的李清照丢失一车车金石图籍没有两样，她变得脆弱，感觉自己难以抵御生活的风险。8
通过展览本身和这类反应，《物尽其用》接触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许多人。9在一种情况下，就像巫允明和袁绍兰的例子，这些观众和湘源同代，能够直接地和她交流自己的生活经验。另一种情况则是像这位厦门来的访问者，从这个展览想到了他的母亲，也理解了母亲执着于往昔的原因。但是《物尽其用》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可能也是我们最没有估计到的一个作用，是它成为了湘源和子女之间建立“记忆联系”的桥梁和催化剂。
图1-23 宋冬和宋慧访问母亲，北京东京艺术工程，2005年
虽然宋家成员之间的家庭关系一直非常深厚，但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代沟。虽然宋冬和他的姐姐对母亲十分孝敬，总是希望为她的晚年多贡献一些舒适和愉快，但是他们对她的生平往事并不是都了解，对自己幼年的事情也常常早已忘记或记忆模糊。当湘源在展厅中为来访者一遍遍讲述展览中物件的时候，她的孩子们也在增加对于自己家庭、自己父母的了解。他们也开始向她问问题，同时也告诉母亲自己的记忆（图1-23）。这种交流实际上在布展的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当每件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到展览里的时候，它都成了谈话的资料，引出一件又一件家庭轶事。而当布展完成，特别是展览开幕之后，这种交流更成了宋家成员之间的一项主要活动。通过这种交流，他们的集体记忆不断地融入《物尽其用》；而这件作品也因此越来越摆脱了纯粹的物质性存在，不断激发和吸取着历史记忆的产生和储存。
认识到这种交流的重要性，宋冬和我都感到有必要把“记忆连接”结合到这个艺术计划中来，成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正式部分。作为这种交流和连接的结果，湘源的回忆录可以最后编辑出版。检查笔记，我发现在展览开幕以前，在一封于2005年9月12日写给宋冬的邮件里，我已经建议在展览图录中包括湘源对一些物件的回忆：“我一路在飞机上想展览图录的问题。想到最好能够包括一个关于‘物’的部分,由你妈妈谈展览中的某些物件，比如洗衣皂、脸盆和脸盆架、暖瓶、布头、药，等等，请人访谈，记下来，编成短文。最好至少有20种，成为一个微型的‘物质史’。”
由于时间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在2005年展览开幕式时完成。但是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即使我提出了这个计划，但当时所考虑的主要还是这些回忆录对于理解展出物品的“信息价值”，而不是回忆过程所产生的“交流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建议请别人来访问湘源，把她的回忆整理成文。
但是当展览开幕以后，情况马上就变得很清楚了：这种访谈必须由宋冬和他的姐姐来做。这不但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真实交流将更有效地引出湘源的记忆，而且也因为交谈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社会行为，在建立家庭成员间的“记忆连接”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经过和宋冬讨论，我们决定由他和宋慧对他们的母亲进行访谈，配合湘源回忆有关《物尽其用》中物件的点点滴滴。湘源然后把这些回忆写成短篇，每篇集中谈一件或一组物件（图1-24）。我和宋冬将对这些回忆录进行整理，将其组织进一个统一的结构。这个过程以及其结果也将成为《物尽其用》的一个固有内容。这意味着这个艺术计划的定义和内涵再次发生变化：它将不仅包括装置作品以及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而且将促成历史记忆的回收和文本化。
图1-24 赵湘源在“物尽其用”展览现场写回忆录，北京东京艺术工程，2005年
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用了两年时间。从2007年夏天开始，宋冬逐渐寄给我他母亲的回忆和一些誊写出来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往往在“物尽其用”展览现场，对着实物本身进行。每次谈话中当湘源说起有关某件东西的故事，宋冬总是请她在笔记本写下来，积累成稿（图1-25）。我收到的文字材料因此非常零散，也包含了很多重复。我还发现这种编写过程的另外一个不利之处：虽然湘源在回忆录中以第一人称方式讲述了很多的生动故事，但是和她与宋冬的谈话比较，这些叙述性的写作不再具有那种现场谈话中的交流的感觉，也缺少了母子二人谈话时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和幽默的声音。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在这里抄录一段他们的对话。与刊载在本书第二部分中的回忆录有别，这段对话显示了母亲和儿子谈话的风格，反映出这种交流如何形成共同的记忆，以及这种记忆又是如何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
图1-25 赵湘源的回忆录手稿中的一页：“冬的小铁车”
儿子：这个一看就是新的。我发现我对新东西还是不感兴趣，就你留的那些老的，我还真觉得挺好。那个暖水袋，跟大土鳖似的。我一直管它叫土鳖。
妈妈：土鳖。现在最可惜的是口儿的这个东西没了，配不着，真可惜。这是你们小时候喝水的碗。
儿子：这个缸子啊，这好像是我的小碗，是不？
妈妈：嗯。
儿子：是上幼儿园的时候用的。
妈妈：这是你爷爷特别款待你们，给咱家买的。
儿子：是吗？
妈妈：不让我告诉任何人。结果磕了。
儿子：就买了一个吗？一共买了几个啊？
妈妈：四个。
儿子：现在就剩一个了？
妈妈：好像那边儿还有一个。我忘了是在哪儿看见了。
儿子：可能在那里头呢。
妈妈：四个，陆陆续续的四个。
儿子：这个凉水杯我记得特清楚。
妈妈：这个凉水瓶子就是咱们家原来喝凉白开用的。烧好了以后就搁里头喝。原来是这么着。到后来都喝自来水了，咱们家人就爱喝自来水了。
儿子：自来水凉啊，凉白开怎么都没那么凉。夏天……
妈妈：就再没用这个凉水瓶子了，就用杯子了，那些杯子也都碎了。这个腾壶还烫着过我呢。
儿子：你腿上的那个疤就是这个腾壶烫的吧？
妈妈：我那年腰折了以后，腿发凉。那时候就有这个壶，每次就弄个大毛巾，或是两个枕巾给包上。等晚上睡觉一不老实，那枕巾就跑了，这个盖儿的边特别烫，然后就给我这儿烫了一个大疤——就是这个大疤。结果烫了以后，你爸爸说你烫成这个样特别好。结果他一捋出他那右腿，他那右腿在这儿也是一个大疤。就好像天知道咱们是一家人，烫完这个，正好是一窝头。去医院他们说这儿长不上了，将来永远是一个坑儿，就那么小小的一个窝头。结果他们就给里头填上那种黄的油膏的纱布，然后就给裹上。裹上呢，就是隔一天去换一次药。哎，最后就长出来了，长出来就特别黑。这么多年，自己变白了，这里原来就是特别黑的一块。
像这个吧，这都是小墨墨用的，在这儿给摔裂了。原来一点都不裂，觉得还能用呢，结果都不用了。不用我留着。这些茶叶桶，这里还有茶叶呢。
儿子：这不是茶叶桶。这是装药的。
妈妈：原来是装药的，就拿它装茶叶了。这个也是，原来是装糖的。这是你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的那种盒的酥糖。你们也爱吃，我还逼着你们快吃，吃完了好用盒子装茶叶。一共有两个，还有一个在哪儿？我忘了。那时候这种铁罐子的糖都挺贵的，就为了要这个罐子，就天天发给你们吃。你们都吃絮着了，一看发这个糖，噔噔噔就跑。
儿子：就是为拿这个当茶叶桶。
妈妈：嗯，就为了急着当茶叶桶。因为咱们那会儿是发茶叶，单位发，夏天发的。咱们没买过茶叶。
儿子：这个是干吗的呀？留这么多这个干什么呀？
妈妈：那不是包苹果的嘛，我还有好多没拿来的呢，我觉得拿这么多干吗啊！
儿子：你当时留它干什么呀？
妈妈：就是擦桌台使的。你爸爸用这个用得特别好，就是把那个水搁在咱们的炉子上，然后滴上一点洗涤灵，然后使这个擦，然后使我攒的废纸一擦，亮着呢。
儿子：我看你把我爸也逼得够呛。你留这东西，你让人擦炉台，人可不就得使这个擦嘛。
妈妈：我没有，是他发明的。我到后来，到现在还用这个。就这些冰棍棍儿吧，这里有削尖儿的。你看这儿有尖的，把这个拿剪子一剪，然后拿这个把炉台上的缝儿、还有炉圈上一弄，再拿那个东西一蹭，特别干净。这个冰棍棍儿还能干什么使？它还能当顶针使，带顶针每次还得找。有根冰棍棍，拿这一按针就过去了。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把这劈了扎着黄瓜喂鸟，鸟爱吃黄瓜。咱们那会儿有14只鸟呢。我老觉得咱们国家这些木头都干了这个了。
儿子：14只鸟，所以就有这么多鸟笼子。
妈妈：它14只鸟，要吃黄瓜，还不舍得给它吃黄瓜尾巴。你要给它吃黄瓜心，它喜欢得不得了。
儿子：哎，鸟笼子怎么这么多啊。就是说14只鸟，我看见过，它们都在一个大笼子里，多烦啊，每天杂七杂八的。
妈妈：不，当时用两个笼子养这14只鸟，为什么鸟笼子又多了呢？因为你爸有一次看见那鸟笼子挺好的，就非要买。就在哪儿呢？就在熊猫环岛那儿。就买回来了，买回来没地儿挂——你挂在那儿人根本走不了路了，就搁在阳台上了。就是干净的那个，从来没使过。
儿子：还没使过呢。
妈妈：嗯，然后上头的那个是你爷爷养鸟用的。我老觉得是他自己弄的。你想，我觉得他那棍没弄长，要不到现在都绷开了。挺不容易的，估计是买的毛衣针，就是竹子针，就是使那个做的。当时养的鸟有好多样，有鹦鹉，有小白玉鸟，红嘴，这么小。因为我的猫丢了，薛阿姨觉得我太可怜了，就送给我那鸟。现在我也不养猫了，因为丢了之后，心里好难受，心里特别难受。
又看见这些书包了（图1-26）。你们那会儿上学，为了让你们在外头时髦，给你们做这个。
图1-26 赵湘源收存的书包
儿子：哎，这书包是做的？
妈妈：做的。而且像扎这个头儿，都是你爸弄的。你看做得多好，多规矩。这是你的书包，你看，用得真好。这是我的一件衣服剩的布，后头还给你安的拉锁，里头让你装东西。你姐的那个使得好，你姐那个没破。
儿子：这是我什么时候背的？是上中学背的吧。
妈妈：可能是上中学吧。以前的好布不够了，就用了一种不是帆布的材料——就是次一点的帆布。就它先坏了，别的地儿都不坏。你看这个原来的帆布多结实。现在的孩子你让他背这个，他才不背呢。
儿子：那时候我也不愿意背。
妈妈：你是也不愿意背。
儿子：嗯。就我背的书包破。我那时候在我们班，有三个东西我觉得是最破的。第一是那个破车，全部都是黄的——都是锈。那车挺可惜的，现在一想，那车到哪儿去了？是扔了，卖了？送给谁了？
妈妈：送给帮咱们装修房子的人了。
儿子：噢，你送的。
妈妈：你爸送的。
儿子：我觉得那车挺可惜的。还有一个是这个破书包，还有一个是那个破棉袄。
妈妈：那个破棉袄是你四大爷的。这个东西也是你四大爷的，说是让你们带水喝，水放在里头暖和，这是他们解放军的。这个好像是他们装什么的，像是装什么武器的，这儿写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挺好的，原来留的时候没觉得好。原来就是拿来你们也不使，我就给你们留着，你们没使过。这是一个腰包，解放军的腰包，把皮带塞在里面。
儿子：这是我的。
妈妈：嗯，这是你的。
儿子：这是我买的，我也忘了多少钱了，买完以后不时髦了，不要了。
妈妈：时髦，多好啊。
儿子：我不喜欢这个。
妈妈：我都不敢给你搁外头。哎哟，这个书包完了。
儿子：这个我喜欢。
妈妈：这是你爸爸编的。跟这三个书包是有点关联。编这个必须做一个木盒子，然后再从这个底儿开始编。这个是转圈的，这个黑的，一圈一圈转上去的。这些缝儿都是我缝的。弄完之后觉得不结实。因为我缝的这个不结实，提溜出去也没买过菜。干吗啊？有时候提溜一个空书包出去，搁点什么花椒大料小包儿的东西拿回来，没舍得使。这个包儿是在五交行买的，买的时候都是那样的，特别干净的，特别漂亮的。结果你爷爷喜欢，我一共买了三个。开始拿走一个，又拿走一个。他使东西，好像老拉来拉去，拉锁都坏了，完了。后来让我给他缝，我也没缝。这个包儿是出去的时候用的，可是这上头有这个字：大海航行靠舵手。
儿子：这是什么时候的啊？
妈妈：还有“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儿子：这时候有我了吗？
妈妈：好像没有你吧，有你吗？
儿子：有。
妈妈：那你也特别小。你六六年生的。
儿子：不知道有没有我。就是这么一个包儿呗。
妈妈：这个包是猪皮的，是皮包呢。用完了就留下来了，就留着吧。留着里头搁点东西。你爸上班就老是提溜这个，到后来就不提溜了。这里头还是他提溜的东西，你瞧你爸爸，把钱装这里。这东西我都不想挪出来了，自己带一个大毛巾，自己带一个这个，都在里头待着。到后来，他就嫌这个包沉了，就带另外那个包。我没拿来，就是那种布的。出差的时候带这个。这个里头有文件。连牌儿都不拿。这是你姐给他买的——你姐姐说他出去，怕他丢文件，给他买一个这个包，让他提溜这个。他可能也嫌太高级了，没用过。就这样。这个是他坐飞机用的包，他坐飞机装衣服还是装什么，他每次都把换洗的衣服放这里。你爸爸特别聪明，就在这上头儿绑一个这个，永远知道是自己的包，他记着。然后说这领带，这些领带吧，就是别人送的，自己没买过好领带。记得我和他一起买领带，都不买贵的。这是我惟一跟他买的一条领带，他喜欢这个，就是这个。这个领带是什么材料的呢？是那种尼龙的吧？人家送的都是丝的，他们同事有从国外回来送的。这个是谁送的？这种领带挺逗的，两头不是尖的，他也经常带这个。这些花领带是我买的。
儿子：买那么艳的领带，谁能带呀？
妈妈：他买这根领带的时候，就是两毛钱一根，就这种。必须买五根。我一想，给墨墨带吧，一共买了五根，我也忘了把什么给饶上了，必须得买五根。
儿子：花了一块钱。
妈妈：花了一块钱。
儿子：花了一块钱，然后这一块钱就扔了。
妈妈：这一块钱也没扔，我还挺喜欢的，我就是岁数大了，我要年轻，我也系上。（笑）我就愿意墨墨系这个。他不系，他不要。他不系，我就给他存起来。
儿子：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呗。
妈妈：这是你姐姐给你爸爸的包，你爸爸没使，还有计算器呢。将来你使得了。
儿子：我不使。这儿的东西我都不留。
妈妈：你看，这是1996年的。
儿子：这儿的东西我都不能去使用。
妈妈：不使用。
儿子：知道吗？因为这所有的东西都成艺术了。我有另外的方法用。
妈妈：我知道。这是你爸爸舍不得使。
儿子：哎，妈，你看，就那些手套什么的（图1-27）。
图1-27 赵湘源收存的手套
妈妈：那些手套是我们……
儿子：这么多手套，然后你都不戴，还戴那个破手套。
妈妈：嗯，我舍不得戴。为什么呢？我想把现有的使烂了再戴。这里头好多手套都是工作手套，我们当油工的时候发的，都没使过。
儿子：那你还一直都使你那破的。
妈妈：嗯，就使破的，就愿意使破的。
儿子：那边的那些刷子，也是你当油工的时候用的。
妈妈：是他们扔的，那些带着油的干了的刷子。
儿子：你给刷出来了。
妈妈：不是，我先给晾干，然后拿锤子给凿碎了，你看好多毛都掉成那样了。
儿子：哎，这手套我记得。这是你给我做的，是一点一点拼起来的，是吧？
妈妈：这里外都是拼的。用的材料是在菜市口那儿买的，现在那个店没了，他那儿专门卖这种材料。这种布头都论斤称，也没有多少钱一斤。买完了以后，外头也是那么缝的。我记得你那时候特别爱戴这个。
儿子：我是特爱戴这个。
妈妈：特爱戴这个，而且特别随意。
儿子：暖和着呢。
妈妈：你看发的手套，大拇哥都那么支棱着，弯不了，特别难受。然后我就学那种皮手套的做法，就拿纸给裁下来。
儿子：都用小片儿的。
妈妈：小片儿的。
儿子：小片儿一点一点给拼的。
妈妈：小片儿拼出来的。
儿子：这个我印象太深了，我那时候要用这个，你还打我，不让我用。
妈妈：不让你用，让你用破的。
儿子：就是啊。最后用了一大堆全是破的，都是露手指头的，然后这儿有这么多好的都不让用。
这种交谈的益处是双方的：作为访问者，宋冬和宋慧越来越多地知道了母亲的一生。当这个艺术计划不断展开，从中国旅行到韩国和德国，一个和他们熟悉的人能够确切地感到他们与母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不断重复的布置和拆除这个装置作品——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开箱、装箱和清点那永远数不完的物件——越来越变成了一家人的事情。同时，正像宋冬一直期望着的，这个过程确实把他的母亲从她给自己建造的“茧”里释放出来了。湘源的情绪变化了，她也显得一天比一天年轻。当我在2005年第一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她还没有说话眼泪就流出来了，马上谈起了她去世的老伴和自己无用的残年。在“物尽其用”首次在北京的东京画廊开幕以后，她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每天都在和生人见面和谈话。当我在2006年的光州双年展上再见到她的时候，我们像老朋友一样问好。她满脸都是笑，和来访的韩国学生们一起谈笑风生（图1-28）。《物尽其用》在那个双年展上获得了大奖（图1-29）。当《当代美术家》杂志访问宋冬的时候，宋冬非常自豪地说：“很多朋友戏说：‘她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作品，就参加了国际双年展，而且获得了大奖。’但她制作这件作品的时间是：一辈子。”10
图1-28 赵湘源和韩国学生在第六届光州双年展上交谈，2006年
图1-29 赵湘源、宋冬和策展人巫鸿在《物尽其用》获第六届光州双年展大奖后合影，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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