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性书院缘起叙

复性书院缘起叙

古之为教者，不尽出于学官。其在学官所守，学有定制，教有常程，求其器能足备世用而止。昔之贡举，今之仕宦者，取径焉。诸不在学校之科者，无以待之。其有明道之儒，逸在布衣，穷居讲习，或为之置学田、立精舍。士之不务进取者亦趋之，志在淑其身以善天下，学以至于圣贤，此书院所由起。其事本不摄于有司，后乃有官立之书院，专重课试，寖失初恉，然博洽者犹出于是。自晚清改学制，书院久废。民国肇兴，教育制度数有更定。大抵取法欧美，斠若画一，亦既虑之至详，行之甚力，无所事于书院矣。

今委员长蒋先生，行政院长孔先生，教育部长陈先生，感于学校师儒所治，唯重器能，其于德行道艺之本，犹若或有所遗。将欲济蹇持危，开物成务，赞复兴之大业，体先圣之微言，必赖深明经术，精研义理，养成知类通达之才，以为振民育德之助。是以缅怀旧俗，而有创设复性书院之议。士友之在蜀中者和之，不以浮为迂陋，欲使之诵说旧闻，牖启初学。所以继绝学，广教化之道，将有在于是者。浮虽不敏，其敢自逸。

窃惟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中土圣贤道要，尽在六经。唯六经可统摄一切学术，一切学术莫能外之。故必确立六经为道本，而后中土学术之统类可得而明，文化之原流可得而数，即近世异域新知，亦可范围不过。若舍己而徇物，逐末而遗本，是今日学者之大患也。六经者，圣人之权度。将以明伦察物，彰往知来。别是非，辨义利，正人心，厚风俗，其必由斯。尝谓乐正崇四术，顺先王以造士，为学官之守，此教之在上者也。孔子定六艺、明圣道以俟后，乃素王之业，此教之在下者也。二者固并行而不悖也。秦法以吏为师，是古非今者族，尽人知其无道。故语政则当定于一尊，语学则当各求其志。虚中无我而后感无不通，周遍含容而后体无不备。

道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家之所得专。故言不为苟同，行不为苟异。《中庸》曰：君子之道，“考诸三王而不谬”，则弗疑其害政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则弗虞其哗众也。补今世师儒之所阙，则弗嫌其骈枝也。审殊俗涂虑之所通，则弗病其锢蔽也。剔名言之芜秽者，使就于理；导思致之驳杂者，使进于纯。如是而后，书院之设为不虚，讲学之事为不陋。夫人心之歧、学术之弊，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尧舜性之，元亨诚之通也，汤武反之，利贞诚之复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是故知性习之分而后可以明因革之道。其可得与民变革者，习也。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性也。率以仁，民从而仁，性之符也。率以暴，民从而暴，习之蔽也。循理则安，驱策无所用，从绳则正，禁遏无所施。是皆自然之效，非可以智要而力取也。唯其不明，故往而不返，苟或知之，斯不远而可复矣。浅见者或诋心性为空谈，尊功利为极则，以巧佞为职时，鄙恬退为落伍。举天下之言，皆出于剿说雷同，稗贩依似，民志何由而贞，民德何由而进哉。必也贵特立独行之节，则曲学阿世之害自消；砺严气正性之操，则苟且贪冒之风自绝。然后强寇可得而驱，莠言可得而戢。

先儒修德讲学，本以求己，不期于化民而民自化；本以立身，不期于成俗而俗易成。不必居司徒之任，为太学之师也。虽其效或在久远，不可卒睹，然未有不能及人者。故谓古之为教者，不尽出于学官也。今朝野诸贤，既有见于此，庶几洙泗之业，晦而复明，伊洛之绪，绝而复续。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见微而知其著，见始而知其终，道之光大可以渐期。祭海先河，此谓知本。将显体用之大，必除门户之私。昔王安石以新经说取士，卒悔其劳而无功；朱子虽遭伪学之目，会何伤于日月。经术义理之学，知者识为无上之家珍，不知者谓为已陈之刍狗。今之所立，不唯与时贤异撰，亦或与旧说殊科。幸值自由之世，各言尔志，无所庸隐。然渊微之旨，既俗所罕闻；淡泊之门，尤众所难附。法不孤起，待缘而兴；德必有邻，须友以辅。所望海内闳达，气类相感，引而教之，扶而翼之，斯道之幸也。

浮愚，诚惧不克负荷，窃在下风，以俟有德。事方草创，规模未具，粗拟大略，附于左方。（下略）

（录自马一浮：《马一浮集》（第2册），丁敬涵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