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书院缘起

民族文化书院缘起

今后之中华民族，其甘于随人俯仰，陵夷不知所极乎？抑奋然兴起以保其四千余年文化上独立之地位乎？此吾族生死存亡之问题，或者以为其事将随国际势力而解，而不知实视吾族心思才力所以集注者如何。两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处封建制度之下，内而诸侯互争，外而戎狄交侵，孔子生于其间，删定古籍，以存古圣贤所垂之统绪，明君臣父子之分，以立政治上社会上之基础，标德性学问两大纲领，示人以格致诚正之方。盖吾族文化之形成，其得力于孔子人格之昭示者至大，岂后之谤孔者所得否认者乎！秦汉大一统之业，实为孔子同文同轨理想之实现。汉儒收拾遗经于灰烬之余，虽有功于存古，而思想上之活力，远非春秋战国之比。两晋以降，五胡乱华，浮图之教，其在艺术上思想上无不有外元素之侵入。历隋、唐以至赵宋，卒取佛教之教而消化之，以演成新儒家之复活。中庸性道诚明之说，大学修齐治平格致诚正之论，遂成为学术思想上之对象。此则宋、明学者继孔、孟后以恢复吾族文化之独立，而非“空谭心性”四字之评所得而抹煞者也。吾国文化之重书本而轻自然，尚虚文而缺实用，多静而少动，自两汉以来，早已伏此缺点。不得以此归罪宋、明。幸赖诸夏夷狄之大防，舆成仁取义之教训，深入人心，故宋、明末叶，若文文山、陆秀夫辈，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辈、于胡尘充斥之际，抱定至死不屈之决心，以存天地之正气。虽在今日，读文山所谓“是气所滂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之语，一若四千年祖宗之英灵，临之在上，责之在旁，而不容后世子孙之彷徨申顾者，则儒家学说之无负于吾族，而有合于近世民族立国之大义，亦已明矣。凡此二千五百年间，其形成时代，有孔、孟以立文化之基础，经两晋、南北朝衰落时代之后，有唐、宋之儒者，重建思想之系统，以恢复文化之主权。中原板荡，读书明理之儒，念念不忘胡人入主之耻，虽流离颠沛艰难险阻之中，犹力于复国之业，事虽不成，而民国成立之种子，于焉培植。呜呼！自孔、孟以至明之末造，前哲所以维持其立国精神者如是，吾人今后所以遵行之涂辙，亦皎然可观焉矣。

以上所云，乃谓吾族立国精神与其学术思想自有不可磨灭者在，然以之与欧洲现代文化相较，宁免相形见绌之讥。第一，就学术言之，欧人上自哲理，下至万物，中为人事，无一纲一目，不加以精研覃思。其智识范围之广博，绝非吾国所及。彼于素不相识之文字，如埃及文、如梵文，能推寻其锁钥而通晓之。自万物初生以至人类进化，彼等能一一列举其种类，以成一联系之线索。诚以欧人之于学术，得其至精巧之方法。有名教以立其基，有证据辨伪之法以定其是非黑白。因而其学者之所成就，实有震古铄今之效。第二，就政治社会现象言之，其最易见者，曰各人饱食暖衣；曰各人之读书明理；曰各人之独立自尊；曰各人责任心之发达；曰各人爱国心之强烈；曰治者与被治者从容揖让于根本大法中；曰战争时之举国一致。吾国士大夫之赴欧美者，尝目击此种种而叹为三代盛治复见于今日，则其衷心仰止之情，可以想见矣。欧洲有此学术与政治两方面之特长，在数年来之吾国中，固已心慕力追而绝无异言。虽南皮张氏发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以图稍减西化之势，然为学方法与政治构造为国民精神之表现，若此两方已因外人之观点而动摇，则其所谓“中学为体”之“体”尚有几何乎？窃以文化之交流，在人类历史中为数见不鲜之象。其在欧洲除文艺复兴以来之哲学、科学、政治与工、商之业外，其希腊文化与耶教，固欧洲亚里安人之学于外人者。惟有此希腊文化与耶教之旧基，而后近代之新思潮因以萌芽。其在吾国，除司马谈之所谓六家为吾所固有外，佛教经数百年之培植，迨唐、宋后，亦成为吾国人之信仰与思想，可见每一民族中不能免于外来元素之浸润，奚必以外来元素之采用为缺陷乎？吾人处于今日，惟有坦白承认欧洲文化之优良，而大开心胸以招来之。俾欧洲文化之移植，成为吾族虚弱之补剂，因以促进吾族新文化之兴起。此乃学术上政治上至显之涂辙，大势所趋，谁能逆流而抗之乎？

吾国文化之未来途径，既明白若是，所以培植而奖进之者，不离乎教育机关。三四十年来，国中大学林立，固已抱此目的而前进，今复何取清末以来既废之书院制而重兴之乎？吾应之曰：清末之书院，专以考课为事，国家尝以八股诗赋取士。及乎末造，改为经义策论。则士子之所习与其在书院中之所进修者，自不离乎八股诗赋与经义策论，此为书院之末流，非书院之初固如是也。书院之始，当溯之于胡安定之讲学苏湖。胡氏立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以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属之；治事斋则人各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讲武以御寇疏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时政府诏下苏湖，著为令甲。而北宋书院之著者，目自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嵩阳。其后濂溪关闽与象山等嗣兴，书院又一变为私人讲学之所。伊川虽不闻自立书院，然聚徒至千百人之众。朱子则手定有自鹿洞书院之教规。其在明代，王文成之于龙冈书院，濂溪书院，顾泾阳、高景逸之于东林书院，尤为讲学论政显著之地。下迄于粤之学海堂与吴之南菁书院，即汉学家亦恃此为讲习与刻书之总汇，则书院制之与近千年中国学术具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者如是。吾人所以重提此制而复兴之者，厥有四故：昔日书院于录取之士子，各给以饩，月考季考，更发奖金。因此士子之有志进取者，生活安定，得以请教名师，从容问业。今大学固遍于国中，且偶有少数大学设为研究生之制；然大学毕业以至学问成熟，必经四五年之潜心思索，或埋头著述。若于大学之上；更设书院一级，资之以膏火，庶几大学毕业诸生，从容从事于学问，而不必汲汲于衣食之谋，亦犹欧美大学以外尚有各种研究所与学会之存在也。此书院制应复活之理由一。书院中之教授法，重在因人施教与师生问答。与大学之班级讲授，迥乎不同。虽现时大学中，于最后一二年论文起草之日，未尝无师生间之问答与论难，然亦仅以研究工作之完成为止。以云昔日书院师生相敬，如所谓立雪程门，或对于一举一动之注意，如象山责子弟饭次之交足者，岂现时大学所能望其项背者哉？宋元学案之记安定曰：“先生推诚教育，甄别人物，有好尚经术者，好文艺者，先生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各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凡此师生知相爱之深，提撕警觉之严，乃人才所以养成，而学统之所以维系于不替也。此书院制应复活之理由二。今西方大学之所事，在发达理智，在增进智识。以云个人道德之修养，委之于宗教、于家庭、于社会风气，初未尝列为大学教育目的之一。然吾国士子处社会中，关于待人接物之法与辞受取予之节，与其谓为行之于家庭，不若谓为得之于师友。宋、明之书院，注意于修养省察，实为风气转移之关键。近年国中闻颜习斋之说，好为攻击宋儒静坐澄心之论，且目宋、明儒为泥塑土雕之人，然试问习斋之所谓三德六行，何一事不出于修养，而岂习行二字之所能尽。况心之为物，操存舍亡，近日西方学者亦已见到心力之奇伟，而创为心理卫生一课。则吾之固有此科者，近则千年，远在两三千年以上，奈何弃如敝屣，而视为不足爱惜之物乎？此书院制应复活之理由三。吾国书院与今日欧美大学绝不相同者，在西方大学重理智之造诣，而吾国书院则德智并重，实则侧重于德。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即二千五百年前吾国教育之方针也。北宋伊川为学之宗旨：“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迄乎南宋之朱、陆有道问学尊德性之辨，亦即为德智二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之争。良以吾国所谓“学”字，涵义至广，有不可与西方专指智识之“学”字相提并论者。明儒许敬远之言曰：“学之系于人者大也！天聪天明，非学不固。威仪动止，非学不端。刚柔善恶之质，非学不化。仁义礼智信之德，非学不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非学不尽。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之遇，非学不远。”所谓学之范围，如是其广，岂得与西方之所谓“学”字同日而语乎？今日所谓学术研究，重在本客观态度以求真理，自不应以道德价值夹杂其间。至于个人修省，何尝不可于理智之旁，兼顾德性之存养。况治社会科学之人，苟平日留意于一己之器局度量，惩忿窒欲，与乎正人正己之要道，小之一身，大之天下，必有能受其益者矣。此书院制应复活之理由四。同仁等于国难期中，所以谋民族文化书院之设立者，其意义若是。民族文化书院之名为书院，虽与宋、明同，而设教治学之方，自不能不大异乎昔。何也？欧洲文艺复活以降，智识之范围，既大扩充，学问之种数，德性之本源虽同，而其侧重处，因之以异。今日而言书院制之重兴，非有一种新白鹿洞之规制不可矣。所当继以说明者四事：一曰宗旨；二曰德性纲目；三曰治学方法；四曰研究工作。

第一，宗旨：前既言之，东西洋大学教育之异处，一重德性，一重智识，此自古昔已然、而今为尤甚。昔孔子以志道据德依仁列于游艺之先，伊川之言曰：“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基，不假见闻。”此明言德性不必赖乎博学多闻之知也。然在西方，希腊之苏格拉底，已有德即智识之说，正与伊川相反者也。惟此两方见解之异，其形诸教育，在我则有重德性修养之书院，在彼则有孳孳不倦于自然公例与社会现象发明之大学研究机关。一为识仁定性与知行合一诸说之发见，一为科学方面控幽索隐之成功。吾侪今日之进德，不能但记识仁定性或致知主敬之言，而自谓已尽格致诚正之能事。同时亦不必步趋西方学术机关之后，但以宇宙现象之研究为事，而置身心问题于不顾。伸言之：重德性而轻知识，则为科学之不发达。重知识而轻德性，终必陷于转以智力为戕贼同胞同种之利器，惟其然也，本书院之宗旨，既不学宋人视读书为玩物丧志，而以静坐为善学，凡关于国故与西方哲学科学原理社会科学均列诸科学之中，以为学者研究之资。同时列举德性纲目，以为存养之鹄。盖德性与智识二者既为人类得之自天之能，使之平均发展而同等表现于人类社会之中，乃学术上不偏不倚之善德，而惜乎古今中外之未有能严格遵之者也。孔子之教人，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中庸之言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主德，明者主知，亦言乎德知之交相为用也。惟学问博大高明，尤见德性之纯一不二。惟德性之纯一不二，尤见一物不知为儒者之大耻。因此本院之根本宗旨，曰德智交修诚明并进。

第二，德性纲目：人与人之相处，不能无感召，而真诚虚伪，忠信欺诈，因之以判。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应之。以伪待人者，人亦以伪报之。自一身以至家庭社会与国家之中，无不应有上下左右前后同时顾到之规矩。今既为列国竞争之世，而异乎昔日闭关时代，则朱子之所谓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五教，已不尽合乎现代之需要矣。缘是本书院学规之中，关于德性纲目，分为立己达人爱国三项：第一，关于立己者三：曰诚朴，曰仁勇，曰公忠。第二，关于达人者有三：曰敬人敬事，曰胞与为怀，曰集团纪律。第三，关于爱国者有三：曰爱护本国历史，曰养成法治精神，曰履行国民义务。其详细意义，另有一文以解之。吾今所欲言者，为德性修养之方法。宋、明时代之儒者，有约为一二言之讲学宗旨，如伊川之所谓“致知主敬”，阳明之所谓“知行合一”。今日似不必如昔贤探索心性精微神妙之地，而但取足于平日生活所必须之道，其根本所在，莫要以诚。明道之言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终日乾乾，大小各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阳明之言曰：“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从咽喉著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曾湘乡之言曰：“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欲，奸伪相若，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吊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为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洲而戡乱，非拙且诚之效欤？”近代大儒之所以提倡于国中者，罔不推本于诚。而湘乡举出一拙字，尤为吾族好以聪明自命之对症良药。窃以为诚之在一身，为无自欺，为不愧屋漏。诚之推己及人，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诚之在穷理方面为慎思明辨。诚之在言行方面，为言忠信，行笃敬。凡来此院而有志于学者，吾人对之有第一要求，曰立诚而已。

第三，治学方法：论现代学术史上之功绩高下，以吾比诸西方，惟有自叹勿如矣。数敎学之不讲，使探幽索微之士，无以窥见宇宙现象之总体，与夫思想之统系。即其纪载之勤（如二十四史），搜集之广（如三通与其他类书），究无以达于学术源之地。所论，不免于支杂破碎。所积累，不免擘绩补苴。况秦火之后，儒者收拾天下遗书，尤重孔子之六经，而以古今文字异写，治之者求通其文字，日不暇给。自科举之既行，上之取士，以六经语孟之书，下之所以应之者，自亦以此为鸿宝。朱子曰：“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之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亦言乎科举之为害也。因此种种，吾国所谓学术，只有求之于书本，除书本之外，几无学术之可言。吾人为矫正已往之学风，而树立今后之新精神计，举学者求知应有之态度：（甲）积极方面有四：一、仰观俯察。二、力求正确智识。三、养成协作思想。四、博通约守。（乙）消极方面：一、力戒门户偏私。二、力戒人身攻讦。三、力戒随俗浮沉。四、力戒剿袭。各端之详细解释，尚待另文为之。今所当说明者四事：第一，知识之源，出于天地之间，善为学者，应以天地为书本。奈端、达尔文之大发明，遵此道也。吾国学人诚欲力争上游，应以宇宙为底本，而参考书册上片段之描写。不独对于自然现象，应抱此态度，即对于社会问题，亦应于自己搜集之实例与数字中，求得其所以然之故。乃至关于各事各物之记载，与其博采于书本，何若自得于观察。譬之记苗人之书，应先与苗人生活一番。记蒙藏之书，应自去蒙藏周游一次。凡笔之于书者，先经实地视察，或日久思索，庶可免于为本生活之弊，而得“第一手之智识”。所谓仰观俯察者，此也。第二，学者治学，不能须臾离逻辑之学。如各种立言，或为宗教，或为哲学，或为自然科学，或为社会科学之分界，如名辞之定义，如证据之列举，有此数者，则是非可否之争，不须强辩，自皎然如水落而石出。欧人学术所以日有大进，虽异说纷呶，而终有平亭之法者，即以此故。吾国近年亦知逻辑之重要矣，然辨析之精微，持论之谨严，与自创一说，自明一义，或与人论辨之能遵守逻辑规矩者，尚不多见。良以逞辞藻凭主观之积习未除，而客观求真之念，犹未深入于学者笔底心坎之中。所谓力求正确智识者，此也。第三，学者之立说，贵出乎一己之真知，发前人所未发，乃其所以为世所重而传久远也。其有趋时媚世之文，自昔名曰墨卷，乃场屋中投试主所好，以弋取功名，绝不足语夫学术之贡献。近年国中学子之所为，大类场屋之考生，或驰骛于域外新奇之说，俯首帖耳，为之宣传。或迎合青年所好，当为雷同附和之声。将自己心思束之高阁，而置之于无用之地。诚不知号为学者所自负之为何事矣。昔章实斋生乾隆之际尝有言曰：“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曰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痛切哉此言！何其似为吾人今日之病而发乎？所谓力戒随俗浮沉者，此也。第四，窃人财物之为盗，攘人学说之罪正同。学术界之至宝，为各自之心思。何者属人，何者属己，此界限最应别分清楚。然后不至以攘诸人者为己有。此在西方，名曰理智的诚实。然人之著书，不能无依傍，无参考，无援引。读他人书而己有所触发，谓为己有可也。若明明得诸他人之成书者，必注明某书某人著，某年某版，某卷某页，以明其来源所自，此西方著述之通例也。然在吾国之著作界，似尚未能守此绳墨，甚至一二大儒，且有窃人成说为己有之举。如戴震之水经注，攘自永乐大典。康有为春秋三世之说，得自廖平之启发。皆不肯注明来源，而犯盗窃之罪。其何以明人我之界，置著书立说于庄严之地，而奖进学者创作之思想乎？所谓力戒剿袭者，此也。以上四项，仅为本院求知态度之一部，其全豹尚未尽论。然治学者之应自勉以实察、正确、诚实与自出心撰者，可以概见。今后新学术能否开创，即视吾人对此原则之能否遵守而已。

第四，研究工作：方今东西洋学术之范围与种类，至广至繁，非书院一所之地所能尽。本院现时暂分四系：第一，经学附子学；第二，史学；第三，社会科学；第四，哲学。

（A）经子学：治经学者，向分两大派，一曰汉学派，主故训。二曰宋学派，主义理。欲通二三千年以上之古籍，不离文字，故汉学家主故训之说，自不可易。然所以通经者，求一字一句解释之正确已焉，尤贵乎求得其精义所在，故宋学家义理云云，其根据亦至坚确而不易动摇。吾人既确认文字故训之不可少，同时又明知所谓义理云云，起于生活全部经验之中，不能求之于一字一句之间。故昔贤所谓故训明而后义理明者，以之限于一字一句之解释，固无不可，若谓古代文化之精义，必待一切文字考订之明确而后因以明确者，则断乎其不然矣。汉、宋两派之工作，一为文字故训，一为义理。在今言之，一属于文字学，一属哲学。其范围异，其对象异，故其所凭借之方法因之而亦异。此二者之不必相非，亦既彰彰明甚。此非苟为调停之论，诚两方之注意点，自不相同故也。然今后之治经，非继承汉、宋两派已焉，宜有推陈出新之法。所谓文字考订，今视汉人清人已扩大矣，所谓义理，今亦异乎宋矣。则群经之新解新诂（文字义理两方），今后殆将应运而生矣。目前下手处，先将二千年来每经中之问题，一一清算，俾国人了然于已往经学家所争者为何事。同时应自各经中求得其义蕴。而后吾族立国之大智慧，乃得如日月之昭垂天壤。

治经之法，约略如下：甲、一经之研究。乙、同类各经之研究，如三传及三礼。丙、群经之会通研究。于诸经中推求群经大义，古代宗教思想，吾国政治之起源及名物沿革之类。丁、各经之考订，如全书真伪之订考，文字之考订。

本书院尤注意者，诸经之研究，固应根据科学方法，以求正确，但不可过涉于支离灭裂，应就根本问题加以发挥，以存吾族精神所在。子学于近二三年中略见发达，已经各家于专书及哲学史中，整理有绪，但其研究似偏于哲学为多。今后应持各家论理观念、法律观念、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继续发挥光大之。

（B）史学：历史为一国精神与经验之所寄，宜熟思深考，期于鉴知往来。近年国中治史学者，偏于疑古。哲学家以疑为哲学之始，则疑古亦为史学之始而已。近人所侧重者，为辨正、为考订、为史前时代。至以春秋战国以至秦后各代之其人其事之无可疑者，反少研究之人。如秦、汉、唐三代为吾族发展之期，其功业之盛，最足鼓舞国难中之吾人。理学、磁器、书画，亦吾族思想美术上之奇观，可为后人观摩之资。徒以史家不加注意，潜德为之不彰。此非历史研究工作上应兼筹并顾而不可忽者乎？

史学之工作略如下方：甲、二十五史之分别研究。乙、根据二十五史及其他史料之研究，编纂一部与剑桥大学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相类之中国史。丙、历代史家及史学家之传记。丁、专门史，如中国民族史、佛教史、道教史、军制史、法制史、生计史、美术史、社会发达史之研究。戊、东亚邻国史，如印度、安南、暹罗、缅甸、日本、朝鲜及南洋开拓史之研究。己、欧美文化史，各国历史及各国之各种专门史之研究。庚、新历史研究法与其史学家之扩大的研究。

（C）社会科学：吾国既与欧美各国交通，国人所治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岂以读横行文字之书或倾倒西方学者，而自谓踌躇满志乎？亦曰应求吾自身两种科学之日新月异且与之并驾齐驱，此全国学者所当共抱之宏愿也。自然科学不在本书院范围之内，姑置不论。社会科学之发达，与自然科学异，每一国常有其各国独自之彩色。如英国人治经济学，好用抽象法。德人之治经济学，好用历史法。此即社会科学观点，因国而异之明证。今日吾国欲求社会科学之独立发展，当注意下列各点：（a）每一种社会科学成立之经过。（b）各学者立说所以不同之故。（c）每一种社会科学中问题之层出不穷。（d）每一种社会科学中各贡献者之努力方针。吾人试考近代政治学由陆克以至赖斯几之经过，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至凯恩斯之经过，则知社会科学上不患吾无自创新说之可能也。

本系中暂设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四种（历史学已见第二系）。其研究方法，在初期中，先注重此四种科学成立之经过。各人学说所以不同之故。各项贡献者努力：如德国李斯德与许马勒对于经济学之努力。如北美合众国中白琪斯对于宪法学与政治学之努力。华德与吉定斯对于社会学之努力。惟从事于此等学科者，读书多见闻广，根据本国环境中所生之问题，加以分析与综合而自解答之，何患吾国社会科学之不能独立发展乎？

以上四种科学中所包含之专门问题，如政治学中国际关系，经济学中之银行币制，各国经济近况等等，亦为本院所认为应加注意而研究之事项。

（D）哲学：从各种分门之科学，上溯于其渊源之地，则知哲学与科学原理，实为一切学问归宿之处。惟专治哲学之人，乃知哲学所给予人类思想上与行动上刺激力之伟大。今后欲求吾国学术之发展，不能不了解西方哲学，并求吾国自身哲学之建立。其附哲学之各科，亦应同时研究。本系中暂设各科如下：哲学、哲学史、论理学、科学原理、科学史（乃至现时各国科学所以发达之故，如德国自十九世纪初期科学家努力之经过）、宗教史，乃哲学科学交界线上之学说，如进化论，如新物理学。近来吾国哲学史之整理，何一不受西方哲学学说之影响而来？则知哲学科学理论与各种学术之关系为何如矣。

本书院之宗旨与工作，略如上述。更以概括之语言之：（一）发挥吾族立国之精神。（二）采取西方学术之精神。（三）树立吾国学术之精神，新方向。（四）教育学子从事以学问深造与德性修养。同人念念不忘者，则民族之处于大地，必焉于智德两方饶然自立，于国民生活方面，秩然有序，而日新月异，又何患国家不强，与文化之不能独立，而东亚主人翁之地位，舍中国其谁属乎？张横渠告宋代之学人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本书院之所志亦曰：“求德智二者之诚与真，以树立民族精神，以阐发宇宙秘奥，因以使世界人类安心立命之一日而已。”

（录自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