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

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1]

抗战胜利以后，我国办理大学，应该取什么途径，实有从长商榷的需要。据笔者的意见，以为办理大学，有三个问题，最为基本而急需解决的。（一）国家办理大学的方针是取积极统制政策，还是取开明放任政策。（二）大学的目标是以培养道德为前提，还是以培养理智为前提。（三）大学教育的内容是通材教育，还是技术教育。第一个问题解决，我们对于办理大学的大政方针即明朗化。第二个问题解决，大学里校长、教授、导师人选的取舍，训导教科的安排，即随之而定。第三个问题解决，则重文抑重实，重质抑重量等等纷争，不致再起。试分别申论如下：

（一）大学虽不应受政治的影响，但必须适合社会环境，而对于国策亦须配合。我国战时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民族是人民的总和，人民的利益，就是民族的利益。战事终结以后，我们的国策是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我国古代孔孟之教，无国家观念，其理想世界为大同。所以《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尤主张提高人权，提倡平等与民主。到金元和满清经过两度亡国之痛以后，攘夷爱国之念油然而生。但忠君的观念，恐怕还胜于爱国的观念。所以要谋光复，还须抬出赵宋和朱明幌子出来。西洋耶稣教是超国家的宗教。十八世纪法国卢骚、孟德斯鸠等提倡民权，卢骚和孟子一样，主张人性本善，主张平等，主张人民高于国家。到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德和法国是仇敌，但拿破仑征服德国以后，一八○八年德国哲人歌德和拿破仑初次在爱尔福地方相会，一见倾心，歌德称拿破仑为“我的皇”。同时英国著名化学家台韦游历法国，大受拿破仑之欢迎，拿翁并宣称台韦之游法将大有益于法国化学之兴起。足见当时欧洲人的国家观念，也并不怎么浓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始提倡国家神圣之说，以为全体大于局部，故国家的利益超越人民的利益。这类学说，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盛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政体已分为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借用《墨子·尚同篇》中名词，可称之为“上同”和“下比”。上同的国家是以国家为前提，人民不过是发展国家的工具，个人生活的意义，就在其对于国家的发展和贡献。为国家，他得牺牲一切。孟子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但上同国家为了要完成五年计划，奠定重工业基础，不惜使百万生灵涂炭牺牲。相反的，下比的国家以人民幸福为前提。国家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增进大多数人民最大的幸福。在这两种类型国策之下，办理大学的方针也就不能相同。在上同的国家，大学如同车之有轮，机件之有螺钉。所以大学要标准化，课程要一律，思想要统制，大学教育要完全配合国家当时的需要，国家政策不断改进，大学里面造就人材目的也随之以转变。在下比的国家，则大学尽可发展其个性，学术研究尽可自由，私立公立大学尽可并存，只要不违背为人民求幸福的大前提。下比国家如英美等国的大学，除掉抗战时期以外，学术自由空气极为浓厚。政党的交替，政治舞台上人物的进退，决不影响到大学办学的方针。

（二）大学的目标，据我国古代传统的观念是在培养道德，《礼记·大学篇》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至善，是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到宋明两代的理学家；虽有朱陆之争，朱晦庵一派主张“道学问”，陆子静一派主张“尊德性”。但实际两派教人的目标还是一样，统要学做圣人。所以王阳明就说：“道学问即所以尊德性。”又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程伊川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可见我国自古为学，是以明德为目标，圣人为模范。此与欧洲传统的看法完全不同。希腊哲学家崇拜理知，推崇真理。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书中说：“至善的生活乃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玩真理的生活。”柏拉图在他《伦理》一书中亦说：“理知者固当君临一切者也。”罗马哲学家西塞禄，以为人生除满足生养之欲望以外，惟以求真为第一要义。至于知识之追求，是否有益于人生社会，在所不顾。近代欧洲大学，仍保持这种希腊和罗马先哲的精神。到十九世纪中叶，纽曼主教写《大学教育之性质与范围》一书，尚说大学教育是培养理智，而非培养道德。一般的说，英国的大学教育目的，在于养成一种英国式的君子。但这所谓君子，并非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的君子。而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君子。到如今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卢各大学中导师注重学生的理知方面。而我们大学的导师则注重学生的操行。欧洲大学起源于九世纪与十世纪之间，当时教育之权完全操之于僧侣之手。一直到十二世纪，要在欧洲各大学任意教课演讲，必须得到教皇或教会所发的执照而后可。大学所以补教会之不足。人们的道德，属于灵魂，而不是属于肉体，不在大学范围之内。大学之分野，是培养理知。近世科学发达以后，理知所包涵的内容，虽大为扩充，文理法商农工医无所不包，但仍不超越理知的范围。我国大学制度，完全抄袭欧美。如课程表之繁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只要是真理的片段，统可以排入作为教材。所请教员，亦只求其有一艺之长，一术之精，初不问其习惯性情之是否怪僻。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许多人批评我国大学只教而不育，这根本理由，就在于目前大学制度本来即专重传授理知。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培养道德，不是在讲堂上口讲指画所能为功，必得以行为来表现，以感情来号召。与古代鹅湖、白鹿书院山长相仿，与生徒朝夕相处，方可收砥砺言行之效。目前大学教授担任教科钟点以外，就想作专门研究工作，要叫他们当导师，既乏时间，又无兴趣。所以导师制度行之七八年，毫无成效。培养道德，家庭社会政府的力量，统要比大学大得多，就是因为家庭社会和政府给与个人的教训多以行为来表现的。社会上贪污盛行，政府赏罚不明，一个纯洁的青年，毕业以后不久就可以为社会所潜移默化。只有培养理知，大学虽短短的四年，他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若是一个大学能彻底的培养理知，于道德必大有补益。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能独行其是。惟有求真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意大利的勃鲁纳，其道德的卓越，足垂青千古，与文天祥、史可法同为不朽。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只是未能彻底明白事理。中山先生说：“行之匪艰，知之维艰。”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知的，但亦可以说是道德的，所以道学问，即是尊德性。

（三）大学教育的内容，应该注重通才教育，还是技术教育。这个问题，在美国目前争执颇为热烈。这是因为有少数美国教育家，如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青司等，要补救美国大学偏重专门知识的弊端，所以主张大学要读古代经典，课程要普通化。这虽不免矫枉过正，但其理由亦甚充足。抗战以后著名大学如哈佛，专门学校如麻省理工的教材，统预备加重普通的课程，如国际问题、科学史、文学史等，而减少专门学程。我国抗战以后，百废待举，需要大量专门技术人员。工业落后，要建立轻重工业，尤非造成大量工程人员不可。在此时，我们大学似乎应该注重技术教育，可是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从前清曾国藩提倡兴建实业，设立上海制造局，派留学生至美国学习制大炮轮船以来，到抗战前夕已七八十年，我国科学仍然不兴，实业仍然不振。这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加考虑。一般人以为近代文明即物质文明乃西洋功利主义的产品，这是错误的。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中说道：“近二三百年西方人在利用厚生的事业上，惊心炫目的成就，使得中国人在自惭形秽之下，认定西方文明是功利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在这类事业的落后，是由于中国人一向不注重功利。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正惟西方人不把实际的活动放在纯粹的活动之上，所以西方人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正惟中国人让纯粹的活动被迫压在实际的活动之下，所以中国人不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道即真理，西洋人求真理，所以才能发明原子弹，从希腊提磨克列忒司，到近今荷兰的阜尔司鲍，英国的汤姆生，他们研究原子，决非因为了有什么用处才去研究，而是要晓得自然界物质结构的原委。科学上将来的发明在那个方向，既不能预料于事先，我们就单从功利主义着想，也得各项科目统加以研究，不能偏废。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我国自战国以来，即有功利主义的哲学。墨子以能用不能用为善的标准。《兼爱篇》云：“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韩非子更是一位极端功利主义者，所以说：“富国以农，拒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但在现行教育制度之下，大学课程实有重新厘订之必要。基本科目必须增加，而各系之必修课目必须减少，庶几能达到培养理知之目的。至于训练大量之技术员或低级工程人员以应目前之需要，则可由高等工业、高等农业等学校或大学内另设专修班为之，不必因噎而废食。

我们最高教育原则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在这种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世界的安危全系乎各国人民是否能辨别真伪是非，而尤在乎辨明真伪是非以后，能有毅力以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对于是非争执守中立的人，是没有正义感的人，也就是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是非曲直，昭昭在人耳目。但是列强均守中立，除掉美国外交部史汀生尚能仗义执言以外，其余各国政府噤若寒蝉，连口头上指摘都没有，侵略之风，从此盛行，酿成世界第二次大战。现在联合国已占胜利，我国脱离了次殖民地的地位，一跃而为五强之一。我们瞻前顾后，希望不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否则以现在武器毁灭力量之伟大，人类将与地质时代之恐龙，同灭迹于地球，偶然遗留骨骷在化石上，为其他有生物观摩之资料。大学教育如真能使人理知化，则于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必大有裨益。所以蕲求真理，不但应为我国大学的目标，而亦为世界各大学共同的目标。

（录自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注释】

[1]本文刊于《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23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