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品格教育

论品格教育

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这一层近来很少人了解，连教育家自己都不大理会。近顷《今日评论》第4卷第4期里陈友松先生的一篇《品格教育之最近趋势》，不能不算是空谷足音了。

品格的概念从品性的事实产生出来。人与人之间有比较相同的通性，有比较互异之个性，通性虽同，也有程度上的不齐，而个性之异，虽也不外程度上的差别，若就其极端者言之，则判然几乎有类别之分。凡此我们统称之为流品。流品原是生物界的一大事实，在研究有机演化的人看来，是第一个大事实。流品的从何而来，即变异现象的从何而来，至今还是一个久悬未决的问题。到了人类，流品的事实，似乎不但没有减少，并且大有增益的趋势。平等主义的理想家在这方面的愿望与努力可以说是全不相干。距今三十年前，英国演化论与遗传学大家贝特孙（William Bateson）在澳洲的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演讲“生物事实与社会结构”一题，所反复申论的就是这一点。

生物有流品，是有机演化的基本的条件，人类有流品，是社会演化的最大的因缘。不过生物演化的过程中，物类各有维持其品种的特性的能力；社会演化的过程中，亦有维持其秩序与统一的需要；换言之，异中有同，变中有常，纷纭中有条理秩序，万流歧变中有典型规范，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到人类，尤其是文明社会，更不免有一番自觉的企求与努力。品性与流品的事实而外，我们从此就多了一个品格的概念。格就是典型、规范，就是标准，不达此标准的人，就是不及格的人。

这格式或标准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容易答复的问题。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的存在，一大半是为答复这问题的。不过就经验与常识的立场说话，这答复应该是不太难的，标准的需要是从群居生活来的。群居生活何以要有个品性的标准？群居生活的第一个要求是和。要人人有何种品性，或最大多数的人有何种品性，才可以取得共同生活的和，便是问题的核心了。上文说过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通性，也有互异的个性；通性之同宜若可以帮和的忙，但不一定，因为利害冲突是最普遍的一个现象，而同行嫉妒或文人相轻一类的事实，也是数见不鲜。至于个性之异，宜若是和的一大障碍，但也不一定，因为分工合作、贸迁有无一类的团体活动就拿它当最后的基础。

要通性之同来维持群居生活之和，我们的民族经验及先贤遗教曾经留下一个行为的标准来，就是讲絜矩之道的一个恕字，要个性之异推进群居生活之和，并且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也早就有一个标准，就是一个明字。要行明行恕，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个人能自知裁节。《左传》隐公三年说：“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这是民族遗教里明恕并称的最好的例子，而要之以礼的“礼”是一种节文，所以帮助个人的内心的裁节的。人与人的关系，因明恕两标准的见诸实行，而能到达一个“无人能间”的程度，不能不说是和之至了。好比孔子答子张问，人我的关系要到一个“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的境地，才配叫做明。人我关系到此，要求其不和，也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到了后世，明的标准似乎越来越晦，甚至于和恕的标准混做一事。后世社会秩序的维持，虽得力于恕字的不断的讲求，而此种秩序的未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说不定明字的中途暗晦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科举时代考场前面“明远楼”的一块匾额似乎始终只是一块匾额，一个口号。

不过这是一些旁出的话。好在明的标准虽晦，却并没有消灭；社会生活到今日，复杂的程度加深了，流品的变化加多了，分工与专业的需要也一天大似一天了，这明的标准似乎更有确立的必要。今日社会的病态，大之如种族间的猜忌，邦国间的倾轧，阶级间的斗争，信仰间的排挤，小之如人我间利害兴趣的各不相容，一半虽出于不恕，另一半却出于不明。所以当务之急，实莫过于把明恕的行为标准再有力的揭橥出来，尤其是明的标准。就我们的民族的遗教说，固然有此必要，在西洋也正复一样。基督教传统的教旨里所称的金律，同样的只顾到了恕字，而忽略了明字。

明恕是行为的标准，能实行明与恕的品性才是合乎标准的品性，也才是我们应有的品格。能明能恕的品性可以说是一切道德品性的总汇，至少是个纲领，孔子不承认恕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的么？

能明能恕的品格从何而来，这是我们要答复的第二个问题。一切品性的源泉不外两个，一是遗传，一是教育，行明行恕的品性当然不是例外。这种品性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充分健全的体格，一个相当高度的智力，一个比较稳称的情绪，一个比较坚强的意志，一个比较丰富的想象的能力等等。这些都自有其先天的根柢，如果根柢太薄弱，后天的教育是不能无中生有，化弱为强的，但若只有根柢，而不加以后天的培养，使它们充分的发展，当然也是徒然而极不经济的。如何从遗传方面来加强此种根柢，或蕃育有此种根柢的人，不在本篇的范围以内，我们搁过不提。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就已有而现成的根柢，加以培植启发，那就是品格的教育了。

假如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刺激与反应，教育的研究对象便是刺激与反应的有目的的控制。品格的教育也不能外是。在品格教育里，刺激的控制，至少就我们以往的经验说，是比较的简单，就是，于一般的教明教恕而外，供给实际的能明能恕的榜样，而所谓一般的教明教恕，其实也逃不了师道的能以明恕的行为先人。以道先人者谓之教，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是所谓身教，一切教育如此，明恕的品格尤其是如此。这一点貌若简单，其实并不，至少近代教育在这方面的努力，倒反赶不上前代的努力，并且似乎根本上还不很了解。近代青年品格的似乎有退无进，以及一般道德生活的水准的低落，都不能不归咎到此种了解与努力的缺乏。

至于反应的控制，问题显然更复杂了。上文说过，通性虽同，而程度上亦大有不齐，个性各异，其极端者且判若两类，个体不同如此，而欲求反应的比较整齐划一，或虽不齐一，而浅深长短之间，可以收相须相成之效，事实上是不容易的。不过前代从事于品格教育的人至少有一个入手的方法，就是特别注意于意志的培养，让意志来统制理智、情绪、想象等其它方面的心理活动。这就回到上文所提的个人裁节的那个条件了。《大学》的诚意正心，《中庸》的明善诚身，孟子的收放心，以志帅气，善养浩然之气，其实全都是养志与自我裁节的功夫，到了阳明一派，甚至于连格物致知也成为这功夫的一部分。养志与自我裁节的功夫原应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消极主收敛，主省约，其结果是律己紧一步；积极主扩充，主博大，其结果是待人松一步。孟子的以志帅气，是兼消极积极两面说的，所谓收其放心，显然是消极的，所谓善养浩然之气，可以说是积极的。不过消极的功夫易做，积极的功夫难成，所以历来儒家与理学家大抵收敛有余，扩充不足，不谈修养则已，谈则似乎始终在慎独、毋自欺、反求诸己上用力；其专讲明心见性的几于和禅定没有分别：这当然是消极之至了，消极之至，就根本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功夫。人我的关系到此是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群居生活的和不和是谈不到的了。

不过当其不过于消极的时候，这种收敛的功夫是有很大的社会意义的。谦恭、廉让、一般的礼节、全部的制度，全都建筑在此种功夫之上。礼、节、制、度这一类字眼的本义原全都有收敛的意思。这些都是形于体外而见诸行为的。要形于体外见诸行为而不失诸虚伪造作，必须内心先有一番长久的修养功夫，所谓慎独、不自欺、反求诸己等便是这功夫的所在了。《易经》上“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两句话，所指其实就是此种内外兼赅表里相应的功夫。所谓道德的德字是这种功夫的总称，所以德字训得，是内得于己，外得于人，而内得于己是入手处，所以德字的原字是从直从心，和正心诚意的正心二字完全是一件事。凡用收敛功夫而能内得于己的人，只要不过其分，只要克己而能复礼，即克己而能归于适当的分寸，是不怕不能外得于人的。我们即从普通的物理说，所得的结论也复如此。两物之间，彼此收敛过分，结果是发生不了关系；但若伸张过甚，或流放过甚，结果是摩擦、排挤以至于冲突。最合理的安排是有事时接触，无事时彼此收敛几分，中间留些回旋的余地，也正所以为有事时接触地步。明此道理与行此道理的人是内得于己外得于人的人，也是以独则足，以群则和的人。

讨论品格教育到此，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一方面我们既有了明与恕的两个行为标准，一方面我们又有了一个训练意志让个人知所节取的人手方法，目标有了，方法也有了，其他较细的节目我们可以不论。知明知恕，是不容易的，能明能恕，也许是更难，也许两者是一样的难易，也许，照阳明学派的说法，两者根本是一回事。无论如何，意志与节取能力的训练是绝不可少的。一个人要了解别人同于我的通性，知人我之间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名利物欲的冲突，而于智力情绪的运用施展上，预留地步，是需要相当强大的意志力的；至于领会别人的个性，承认别人的见地，尊重别人的立场，所需要的自我制裁的功力，不用说是更为巨大。约言之，不论明恕，谁都先得做些制裁的功夫，做些虚一以静的功夫，这种功夫多少是带几分自我强制的性质的，而自我强制非运用坚强的意志不为功。孔子说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妨补充一句，恕要强，明也许更要强，须得强恕与强明并行，才真正可以几及仁字所指的道德的境界。

总之，品格教育是三部分合成的，一是通性与个性的辨识。二是明与恕两个标准的重申与确立。三是个人的修养，特别要注意到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植。

这种品格教育是从中国原有的道德教育系统里抽绎出来的。不过作者认为它的价值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贬损。实际上近代教育家不谈品格教育则已，谈则也免不了走上这条前人大致已经踏过的路，所能增益的不过是一些整齐与细密的程度罢了。中国文化向重经验，也自有其数千年的阅历来做考验的资料，一般的文化如此，教育尤其如此，一般的教育如此，品格的教育尤不能不如此，就因为品格教育特别着重身教，而身教不能不先拿体验做张本，侈谈理论是不生效力的。

何以言近代的品格教育不免走上前人多少已经走过的经常之道？就上文所说三部分的第一部分说，通性的辨识是由来已久的，文化经过一度剧变，例如中古时代末造神本思想的文化转入人本思想的文化，或文明的领域一天比一天扩大，人对人类的认识由宗族的展开而为部落的，为邦国的，为世界的，此种通性的辨识也就跟着演变扩大。自心理学的昌明，通性的辨识更获得了科学的申说。至于流品与个性的辨识，情形也正复类似，中途虽曾再三因平等理想的流行，而转趋暗晦，但事实最称雄辩，冥想终不敌常识，才性之悬殊，竟有若跛鳖之与六骥足，是谁也瞒不过的；而近代心理学，尤其是才能心理学或气质学等派的努力，所已发挥光大的要远在平等理想论者所能遮掩讳饰的之上。总之，及今而言通性与个性的辨识，实在要比前代容易得多。

至于第二部分，明恕两标准的重新确立，我们如必须说待时乘势的话，也并不是办不到。恕的标准原是中西道德哲学的共同出发点，早就有比较稳固的基础。至于明，虽亦曾因流品的讲求与否而时有显晦，到了近代，作者以为是再也暗晦不来的了。为什么？因为科学文化的最不可磨灭的精神就是明的精神。明就是客观。如果自然科学的发达是滥觞于人对物的客观的明辨之上，使前代的拟人论与人类中心论一类的思想无所再施其技，则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与教育学在内，势必以人对人的客观的明辨做第一个先决的条件。明与恕都可说是客观论的一种，不过恕是相对的客观，因为人我相通的品性，是可以“以己度”的，人我可以相比量，所以说相对；至于明，则是绝对的客观，那就和科学方法里的客观论毫无分别。有近代的科学精神倡导于先，明的标准是不难重新确立的。

最困难的还是第三部分，即个人的修省，特别是意志与裁节能力的培植。这是一个讲求集体生活的时代，以不能适应潮流为可耻的人，最低的限度也喜欢高谈社会化，甚或主张各式的社会主义，再甚则以极权主义为集体生活的最高方式。这种人是无须乎个人的修养的，更无须乎意志与裁节力的培植。在他们的品格观念里，服从是最高的美德，甚至于唯一的美德。能无我，能舍己从人，能以众人或代表众人的人的主张为主张，便是他们的修养。团体的意志或团体代表人的意志便是他们的意志。自卢梭以来，政治思想家侈言所谓一般意志。这一般的意志究属是不是一个事实，我们不知道，但个人意志的日就扫地以尽，修养培植的需要已一天少似一天，却是一大事实。这是困难一。

近代还有不少的人恪信个人主义。我们顾名思义，宜若个人主义可以讲求一些个人的修养和制裁能力的培植了。但事实也很不然。个人主义是建筑在权利与义务观念之上的，但这还是理论，若言事实，则不妨说它完全建筑在权利观念之上。从权利观念出发的人我关系，绳以上文的讨论，实在是很不健全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其所凭借既是分子间的彼此牵掣，相互克制，而不是每个人的自我克制，故其结果最多不过是群居生活的暂且的相安，而不是比较持久的协调。权利观念的不足以维系社会关系，国内的贤达早就有人讨论到过，例如梁启超先生^[1]和罗文干先生。国外社会思想界也颇有人主张以社会效率的观念来替代权利观念，那又不免和集体主义的见地很相接近了。总之，个人主义既从个人的权利观念出发，而又尊尚迹近放纵的自由，力主自我的表现等等，是极容易走上流放的一途，而和上文所讨论的收敛与裁节的精神根本相反。这是困难二。

其它零星的困难尚不一而足。例如十八世纪以还浪漫主义的思潮和它所引起的种种解放运动是和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沆瀣一气的。又如，即就心理学说的范围而论，至少福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一派也有欲力解放与自我解放的主张。在此派的批评家，例如霭理士（Havelock Ellis）虽承认相当的解放固属重要，适度的裁节与克制也属万不可少，不过这种持中之论^[2]总还是少数人的见地，未邀许多人的公认。再如，近代教育追随了这种种思潮与运动之后，自身对于这方面问题的严重，还没有充分的觉悟，自然也是困难之一，并且不止是一个零星的困难。目前的教育对于一般的个人修养，既所忽略，对于意志与制裁力的锻炼，更在所不论不议。西洋一部分的批评家认为近代学校教育的一大功能是教育有志力青年浸淫沉湎于知识欲中，使没世不能自拔，此虽不免言过其实，但学校教育的只能作知识的授受，而全不理会它方面心理生活的诱导，是我们久已知道的。

不过，困难虽多，困难所由产生的因缘虽多，品格教育的中断或未能继续演进，安知不是根本原因之一？困难既从不讲求品格教育而生，及其既经发生，讲求自更不免日见不易措手，则我们及今诚能排除万难，对此种教育作有力的推进，所有的困难与此种困难所引起的其它生活方面的问题，岂不是就可以迎刃而解？是的。从明恕的立场看，集体主义的思想是比较的恕而不明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则是比较的明而不恕的；换言之，个人主义容易忽略通性，而集体主义容易忽略个性，这一点在目前欧美的社会生活里很方便的可以找到证明，无烦多事申说。即就近代盛称的一个社会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说，个人主义的可能成就，侧重于各尽所能，集体主义则侧重于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近乎明，各取所需近乎恕，名词虽有不同，而所指的实在是同类的人伦关系。至于浪漫主义一类的思潮与其引起的种种文化问题，在一个健全的品格教育之下，也是无从发生，即或发生，也可以不至于趋于淫滥，而成为感伤主义、堕落主义等等的末流，也是不待赘言的。

归结上文，明与恕是品格教育的两大标准；明与恕都要我们待人放宽一步，不过在待人能放宽一步之前，先得律己收紧一步。放宽与收紧都是一种分寸与裁节的功夫。必须有善自裁节的个人于先，斯能有和谐与协调的社会于后。这原是中国礼教文化的中心精神，也是我们品格教育应有的鹄的。目前流行的各种思潮里，集体主义失诸不明，个人主义失诸不恕，而浪漫主义失诸不知裁制，我们实施品格教育以后，目前世界的文化潮流也才有澄清的希望。

（原载《今日评论》第4卷第6期，1940年；选自《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录自潘乃谷、潘乃和编：《潘光旦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释】

[1]见《先秦政治思想史》。

[2]见拙译《性心理学》第六章论《贞节》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