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无悔 苦累无怨——向母校及故乡的报告
五班 王 华
20世纪50年代末，我出生在浑源县北坡地区吴城公社翟家洼大队，一个世代农民、祖辈文盲，崇善尚德的家庭里。在浑源有这样一句话：“浑源城外三座城，一座更比一座穷，最穷的是吴城。”“文革”期间北京知青到浑源插队，一听说浑源有个吴城，都抢着要到这里插队，他们以为这里真是一座城。结果去了一看，都抱头大哭，原来吴城非城，本来无城，所以我是一株黄土干疙梁的小草。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为了谁：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在为百姓做事。这样一种出身使我有一 种深深的贫民意识，永不磨灭的光宗耀祖情怀。这种意识和情怀造就了我不怕吃苦，敢于冒险，勇于奉献的真诚精神，也使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失去了大量的机会。但我真诚无悔，苦累无怨。
故乡和母校没给我多少物质财富 却给了我无穷的精神财富
我们那时候的学制，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分别两年。小学加初中，我在校时间充其量不到五年。因为在村小学是复式班，五个年级一起上课，遇到了段守禄、王存武两位良师，我跳了级，从二年级跳到四年级。到了初中身体不太好，龋齿经常痛，加之“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入学不久就养成了逃学的毛病，两年初中连一年学都没上，但考试不含糊，写文章还有一手，肯定在好学生的行列里，所以糊里糊涂地初中毕业了。这样的学识，我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那就是沿着祖先的路走下去，做一个地球修理匠。可是“114”改变了我的命运，让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这就是一种不用考试推荐上高中的体制，推荐我上了一所由敢抓敢管的张建功校长领导下的顶风教学的蔡村高中，在蔡村中学遇到了四位良师。这就是，视我如子的王道圣老师，改了我逃学毛病、帮我找到神医的王耀武老师，教学有方的王与功老师，为我用三寸银针根治了牙痛的赵杰老师。
记得1974年春节后的一个上午，我起早到了蔡村高中报到，接待我的是王耀武老师。我刚报到完，王耀武老师站起拍了拍我的头，微微一笑说：“这小家伙是个机灵鬼。”这一拍、一笑，我就和王耀武老师结下了特殊的师生缘。王老师是英语老师（他老人家在山西大学学的是俄语，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俄语课不开，又自学了英语），让我当了他的英语课代表。好景不长，我的龋齿病经常发作，不得不经常请假。开始王老师以为我逃学，揪住我的耳朵一顿教训，说如果我老逃学，就不给我入团。王老师的话让我一头雾水。我当时没写入团申请书，我以为王老师和我开玩笑哩。我一问我们班团支部书记白永华同学才知道，我是五班第一个团员发展对象，我成了我们班第一个新发展的团员。后来我向王耀武老师说明病情，王老师看了看我的龋齿，二话没说把我拉着到了赵杰老师的宿舍，赵老师为我针灸了两次（第二次还用烟头在银针后边烤），就奇迹般地根治了我的龋齿病。王道圣老师讲课抑扬顿挫，悦耳动听，很是吸引我，听他老人家讲课，就等于看大戏。王道圣老师写粉笔字，一手遒劲有力的王氏楷书。王耀武老师一手潇洒的行草。我听着两位王老师的课，学着他们的字，真是一举双得。凭着作文的天赋，学着两位王老师的字，我的文和字都有了明显长进，我人生以来不再以学为耍了，真正摆出读书的架势。王道圣老师让我当了语文课代表，五班通讯组组长。我记得学校两排教室中间过道上一面墙各一块黑板，三班、四班（高我们一级）、五班、六班、七班，轮流换。各班的板报员依次是田德荣、邢思福、王华、白岳、李秉祥（似乎李子峰、田雨莲也在黑板上爬过）。在众多的老师中，课堂要求最严的要数王与功老师。王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王耀武老师调回县教育局，由王与功老师接了班主任。王老师上数学课要求特严格，一看哪个学生听课开小差，有两大绝招：眯着眼睛瞅；用粉笔头敲。王老师给我记忆最深的是证明为什么1+1=2。在王老师的教育下，我的数学长进很快。
我在蔡中上学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全社会职业错位（学生上山下乡、农民承担插队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人组成工宣队到学校，解放军到处军管，干部蹲了牛棚，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形势下，蔡中成了教学的世外桃源。在张建功校长和张周宪教导主任的领导下，蔡中排除干扰，正常教学。但也有过一个小小的风波。记得1975年春天，在反潮流小将黄帅的误导下，蔡中也有一位同学（我为她取个代号fey）向校领导写了大字报。张建功校长组织同学们开了一次会就应付了事，未引起波澜。我反思一下，如果没有三位王老师、一位赵老师，可能我会成为反潮流小将。
1976年初，我们开完敬爱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后，带着对蔡中的眷恋、对未来的迷茫离开母校，成为一名回乡知识青年。
回村后，我做了民办老师。凭着母校蔡中给我的知识和良知，我认真教学，坚持考试，“六一”期间自编、自导、自己伴奏参加全公社文艺汇演，在全公社小有名气。
1976年9月中旬，我作为借调干部，到地方国营浑源县铁厂进行基本路线教育。队长是县电业局副局长李广峰，队员还有西河口的吴子军，驼峰的高恒保。我们先是由县委集中培训，住在县一招，这是我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吃官饭。这期间我们全体借调干部在水坑沿（现在县体育场）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晚上在浑河水库看追悼会实况，这是我第一次看电视。当时我们的待遇是一个月36元钱、30个工分。那时的铁厂厂长是王金良、书记是穆秉衡，副厂长是乔振东，技术员是王锐。这些领导和同事对我很关心，大部分关系得到了延续。王金良厂长的女婿范振凯（曾任浑源县副县长，现任天镇县委副书记），既是蔡中的校友，也是我的挚友。王厂长的儿子王光，现在是山西省看守所副所长，也与我相处多年。王锐的儿子王超一，现在太钢工作，与我是西坊城补习班的同学。乔振东的儿子乔雄梧，应山西省政府之召从德国学成归国，现在省农科院任副院长，与我常有来往。
1977年年初，我结束了借调生涯，又回到了村里。这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数九寒天我五更天背过粪，赶过毛驴，头顶烈日拉过钝轱轳。最使我忘不掉的是大伏天锄田连晌干，带干粮不回家、不休息。我狠着心，咬着牙熬过了严寒、顶过了烈日，被下乡干部、公社团委书记孔佛生、公社书记王启儒看上。在他们的全力支持下，我于当年7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计划让我很快担任村支部书记。入党后，我很快当上公社团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我作为公社“三大讲”主要成员，经常循村讲演，深更半夜一人走山路回家是家常便饭。这年秋天我们坐着拖拉机到阳高罗文皂参观。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浑源，第一次看见火车。我们从阳高到了大同，在石牌楼附近一个饭店吃饭。一张桌子放了八九碗散装啤酒，我还以为那是漏进汤哩。在这个饭店我吃上了第一张肉馅饼，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油炸糕好吃的东西。
记得在这年的秋天，王道圣老师给我捎来话，让我到他老人家任教的三合号村学校。我见到了王老师才知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力主恢复高考。王老师让我全力应考，并让我和他老人家住在一条炕上，并为我辅导了三天。王老师给我吃的加糖精的窝瓜豆稀粥，到今天仍是回味无穷。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但由于基础差、准备不充分，而名落孙山。
高考结束后，我回到村里担任村农田基本建设总指挥，我用学到的几何知识，确定土的挖填，很少返工，加上计件工的推行，效率大大提高。当时的口号是“一出勤两送饭，晚上回村加班干。”我采取零散回家、走小路的办法，尽量让社员们不要在外边吃饭。我对地富反坏右，贫下中农，一视同仁。在腊月天，我组织青年人排练晋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自编自演小节目。还自己动手裱船楼、车车灯，做花灯，耍故事，使一个四百来人的小山村，父老乡亲们有戏看、有船耍、有灯观、有故事看。父老乡亲们过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年。
这年春节后，浑源县在西坊城办起了全县第一个高考补习班，主要由我的恩师王道圣、王与功执教。王道圣老师第一时间捎话让我到西坊城。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晚到了一个多月。
事情是这样的，公社书记王启儒支持我入党的动机是让我做村里书记。冬季征兵我没有报名。村书记抓住这件事做文章，以阻挡我当书记（其实，我的心思是上大学）。王启儒书记感到我因此事丢了他的脸，坚决不让我到补习班。村书记找我说，一个村干部公社书记管不了，支持我去了补习班。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搅进政治漩涡里。
我到了西坊城中学，其他同学已开课一个多月。王道圣老师为我补课，王与功老师在星期天把宿舍钥匙给我，以给我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我们睡着冷炕、吃着凉窝头、喝着稀糊糊，但学习劲头非常大。去了补习班不到一个月，全县搞竞赛，我得了文科第十三名。按1977年的情况这个名次是考不上大学，这使我的压力很大，经常失眠，也急坏了两位王老师。为了增强我的信心，王道圣老师把我的作文当范文。为了催眠，我买了一瓶老白干。王与功老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晚上睡着了吗？因为老师们的好，我拿出背粪、拉钝轱轳、锄田的劲头攻克学习的难题，渐入佳境。
高考结束了，我觉得没有考好，决心再战。高考后的第三天，我又作为村农田基本建设的总指挥，奋战在家乡的土地上。大约高考后的一个多月后，在中午一点多，我刚从农田基建工地回家，准备吃饭，突然大队看电话的王世功到我们家院墙外喊，说我姐夫打来电话，我高考上榜了。此时，我的心很平静，觉得信息不一定靠得住，即使考上，也最多是个专科或中专。吃过饭后，我骑着自行车到了浑源城，先找到在县教育局工作的王耀武老师，得知我是全县文科第五，心才落到地上。又到了县二中（现在的文庙）亲眼看了榜才高兴起来。
这年高考，蔡中校友、西坊城补习班同学田永顺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我去了辽宁财经学院（当时全国唯一的财经院校），分别是当年全县最好的理科、文科学校。
我考上大学乐坏了我的爹妈和亲戚朋友，以及左右邻舍。我爹妈高兴之余，又为我上学的费用犯起了愁。我入学的300元钱是我爹从信用社贷的。为了供我上学，全家省吃俭用。村里也安排我爹做些实惠的活，比如看田、看场等。爹为我筹足学费，数九寒天，从早到晚蹲在雪地里，从成堆的秸秆里抖剩下的粮食。我的姐姐和二哥家里并不富裕，但为我读书，都全力以赴。在供我读书这件事上，姐夫、嫂子和姐姐、二哥思想高度一致。残疾的大哥，为了我可以上学一年四季也不闲。
为了省钱，我第一个寒假回家，从大连到天津买的是最便宜的五等舱。上船才知道这个五等舱没有座位，在甲板上就地坐。正好在航程上遇到台风。我晕了一路、吐了一路。到了天津又急着赶火车。由于从东北下来的火车大量超员，我们买到票的那趟车干脆没停。我和一路同行的我们班班长、内蒙同学然莲找到站长，站长硬是把一辆过路火车拦住，用扁担从人群捅开缝，我背着大包小包拼着小命攀上了车。到了北京我们没有出站，径直上了到呼市的车。我于离开大连后的第三天晚上十一点回到了大同火车站。一出站被站务人员拦住，说我带的东西超重了。一过磅，我背的东西120斤。开始我自己不相信。我慢慢一合计，才觉得自己背的东西真不少。在离开浑源时，我爹妈知道我要去东北，给我准备了雕面大皮袄，翻毛皮鞋，厚棉衣。一到大连才知道，大连是海洋气候，冬天并不冷。我只好把这些衣服带回。一个学期，我省吃俭用，助学金就够生活了。我给全家老幼及老师都买了礼物，有大连的国光苹果（那时是最好的品种），用竹暖瓶罩子装回香蕉，还有出口转内销的茶具，以及在海边捡的海带。到了大同火车站，又直接赶到大同汽车站。那时的汽车站温度只有10度左右，从晚上12点，熬到第二天下午4点，才上了回浑源的大轿车。到了浑源西关已是傍晚。我一个人背着东西，约走了一里路才到了浑源城里我姐姐家。第二天一早我先到了老师家，下午我才回到翟家洼。一进家门，我爹第一句话就问我：“三子（在家里的兄弟中我排行第三），看了王老师了没有？”当我告诉我爹，我已去过王老师家了，我爹满意地点点头，我妈也会意地笑了。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我爹在世时，我一回家，我爹都要问我去过王老师家了没有。我也养成了习惯，每次回浑源，必去看望王老师，上大学时期如此，工作了也如此。现在王道圣老师住在太原，我每年的国庆、中秋，元旦春节两大节日都坚持看望老师，从未间断过。王与功老师去世，我专门回去祭奠送行。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惦记着王耀武老师。
我记着王道圣老师的恩，也记着王耀武老师、王与功老师和赵杰老师的情。王耀武老师、王与功老师家的孩子上学，找工作都愿意与我商量，我都尽力帮助。他们三位老师的孩子都在我家住过。大约是在1999年的一天，我在王道圣老师的引导下，到了赵杰老师家，了结了我酬谢赵老师为我治好牙病的夙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但真诚的心没变；随着生活条件改变，我的皮肤变白了，但是我的骨头没变软。我就读于财经大学，长期在金融和省级机关工作，周围有钱的人不少，我算一个“穷人”，但在蔡中校风和浑源民风的熏陶下，我是一个精神的富有者，更是一个精神享受者。
人虽然离开了故乡多年，但我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故乡
带着母校和故乡给我的精神财富，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在官场上尽管波折不断，但也到了副厅级领导岗位。但我不管到哪，不管做啥，我永远忘不了我是浑源人。
在大学读书，火车一到张家口，我就赶紧改掉浑源普通话，就怕乡亲们说我丢了乡音，忘了本。想家的时候，就在学校体育场往西北角家乡方向遥望。一次大连电台播放山西梆子，我听了后亲切异常。
1988年10月，“大（同）阳（高）”地震，波及浑源。我当时在太原市建行当办公室主任。知道情况后，第二天一早我就从行里要了车，于中午赶回翟家洼。我到村口，一问我家没有人员伤亡，就从村口开始逐户查看灾情。到了每个院子，我都让各家把危房险墙推到。这样做一是可以排除隐患，二是，我也有个小心眼，就是为了核灾做准备。
在救灾开始后，我又不失时机地乘晚上的火车从太原赶到大同。在早饭前，我赶到了时任雁北地区专员王善的家里。王专员是我的忘年之交，他老人家在浑源当书记时常去我们村，对我们村既熟悉，又有感情。他老人家当时就表态，“翟家洼四周临沟，环境险恶，应该整体搬迁。”我和我们村的人讲，村里搬迁要把功劳记在一个姓王的，一个姓李的头上。当然，这个姓王的是王善，而不是王华。这个姓李的就是时任省团校副校长，现任省电大党委书记的李全贵。他是我和王专员相识的“红娘”。村里搬迁时，我在建行工作很忙，我利用节假日回村与村民一道搬迁，经常白天看工程，晚上彻夜组织开会，就怕搬迁搞不好，给王专员丢脸。王专员和时任浑源县抗震救灾总指挥的麻树田，多次亲临我们村，现场指导。为了使振兴村父老乡亲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我多次找市县水利部门和领导，家家安上了自来水；找时任大同供电公司总经理的张雅明，完善了路灯、为村子买了拖拉机，还组织全家发动村民对村子道路进行了硬化，街道进行了美化。为了吸引村民就地创业，坚定不移地支持村里办企业。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我按中央的要求交了3000元特殊党费，又向振兴村村民写了长信，号召大伙积极捐款捐物，以报答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对我们村震后重建的支持。我以振兴村民的身份捐款5000元。振兴村民和我们村在外工作的人，共向灾区捐款5万多元。我也积极鼓励妻子和女儿在各自所在的单位和学校积极捐款。
随着人脉和关系的拓展，我的家乡的边界由翟家洼扩大到浑源。为了修王庄堡）（东河南）铁路，扩建恒山电厂，受当时的浑源县委书记齐平、县长雷功的委托，副县长薄子厚、经委、计委的杨永和、张洲、师永龙到太原市建行找我，让我和他们去建总行跑一趟。我二话没说，与行长请假，在不到三个小时内，在大学同学张国勤、许会斌（他们都是总行领导的秘书），办了2000万元的贷款手续。这一下，在浑源出了名，从此后浑源的土地给我任命了两个职务：浑源在并同乡会会长、浑源县住太原办事处主任。当然，这两个官既没有任命文件，也没有级别，更没有工资待遇。这两个职务一当就是二十多年。我觉得这是家乡人民对我的信任，我必须拿出应有的精力和时间去尽责。为了尽这个责，我不知花过多少钱，熬过多少夜，跑过多少路，求过多少人，也受过多少委屈，我都不在乎，谁让我是浑源人哩！我想说说几件具体事情。
陈新华同志当了吴城乡党委书记后，一心想改变吴城的面貌。她提出要种植仁用杏，我全力支持。1995年正月初五，在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吴城乡正召开仁用杏种植动员大会。应陈新华的邀请，我和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李才、副县长麻树田出席，并作了动员。从此拉开了吴城乡陈新华开创种杏，武爱国、王峰种植，熊开明、李二军、任常青推销杏仁，宋桂珍支持开办杏仁加工企业，做大杏产业的接力。现在吴城乡成了全省最大的杏仁种植基地，杏产品加工产业链也基本形成。为了引导当地村民大量种植仁用杏，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我发动吴城乡在外工作的儿女，于2002年4月18日举办了“浑源县第一届杏花文化节”，在时任山西电视台文体中心主任卢元隆（在吴城插过队）的率领下，山西省歌舞剧院、山西省话剧院、山西省晋剧院、山西省曲艺团等演出团体浩浩荡荡到了穷乡僻壤的吴城，到了盛开的杏花林。老卢还专门作了主题歌《甜杏花》。这次共集资18万元，除演了一台大戏外，在下午还进行了民间艺术比赛，晚上还放了烟火。那时浑源城到吴城还没铺油路，振兴村广场还没有硬化，尤其振兴村水管冻裂，村民吃水困难。时任县委副书记白永珍、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振虎亲自坐镇，调县消防中队送水、洒水。2011年，我和卢元隆又共同支持浑源县举办了第二届杏花节。为了办好这次杏花节，卢元隆四处求人，不给钱或少给钱请演员，带去了电视转播车。由于各种原因，到演出前的头天下午舞台还没有搭好，并且出了没法供电的问题。时任副县长的范振凯和我一道赶到现场解决问题。特别是范振凯强力协调调上应急发电车，保证了演出供电。
我的家乡翟家洼村，由一个穷山村，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功在党和政府，功在各级领导和支持我的朋友。为了让后代铭记恩德，永存感恩之心，2010年春，在李春明老兄的帮助下，在村子里立了块振兴碑，并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
1998年，省委省政府任命我为省人民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为了引导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省调产办和大同市、浑源县共同组织了“99中国北岳文化旅游节”。我担任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总策划。这次旅游节采取“政府引导、专家策划、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在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刘作舟、大同市市长靳善中、浑源县委书记柴树斌、县长雷雪峰的全力支持下，特别是我和柴树斌同志肝胆相照、恪尽职守、真诚配合、勇于负责，活动圆满成功，在全社会引了轰动效应。第二年按照这种模式，大同市设立了一年一次的云冈国际文化旅游节。当时浑源县接待条件、恒山及浑源境内交通十分落后，开幕式当天，恒山聚集了3万多人，整个组织活动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次活动同时举办了“北岳杯”书画大赛。省内外书画名家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我从中选出150幅，其余全部退还。这150幅作品全部捐给恒山。我和柴树斌同志不要说留下一幅作品了，连想法都没有闪过。这次开幕式的主题是“天地人之歌”，为了挖掘浑源文化资源，提升浑源文化素养，我们进行的广场表演的演员全部用浑源当地的学生和工人农民。这次活动编排了旗舞、挑苦菜、耍故事等广场节目。这些节目到北京参加了文化节，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称赞。这次活动在艺术总监卢元隆的组织下，还创作了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主题歌《恒山如行》（卢元隆作词、卞留念作曲、李琼演唱）、《挑苦菜》、《山桃花》。这次旅游节的直接效益是扩大了恒山的影响，历史意义是为浑源和恒山留下了丰厚的文化。为了给浑源留下文化，省调产办出资专门制作了盒带。我拿出1500盘捐给县文化局和恒山管理局。这次旅游节最大的险情是李琼突然不能到场。8月17日晚上（恒山文化节18日开幕）到北京接李琼的卢元隆打回电话说，李琼因特殊公务不能到浑源，使组委会异常紧张，靳善中市长连夜赶到浑源，大家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因为开幕式是卖了票的。为了开眼界，这时周围的老百姓已经开始登恒山。情急之下，我和柴树斌同志商定，不惜代价找一个比李琼知名度高的演员救场。最后著名歌唱家刘斌同志连夜赶路，唱了三个歌救了场。这次活动得到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正值党内“三讲”，中央巡视组到山西巡视，刘振华省长不能出席开幕式，特派刘作舟副秘书长到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国内主流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为了这次旅游节的举办，卢元隆、王维平（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雪峰（时任县文化局局长）、范振凯（时任县教育局局长）、孙海川（时任恒山旅游局局长）、白永华（时任浑源五中校长），我调产办的同事曹日兴、辛波，以及1500多名群众演员流下了辛勤的汗水。为举办这次活动我从太原回浑源18次，也影响了我的提拔，但我无怨无悔。只是我因此差点背上了黑锅，我心情一段时间很不爽。我下了那么大的辛苦举办那次活动，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为了捞钱，不知道哪位“故事大王”为我造谣，说我个人赚了150万元。其实这次活动省调产办出了150万元。后来我连续两次捐资举办吴城杏花节，这个谎言不攻自破。
出于一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直觉，我觉得浑源要打经济翻身仗，就要一手打好旅游牌，一手抓好大的工业项目。为了上大项目，历届县委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推进煤电化项目，我自费到过北京，配合县领导跑了省有关部门不计其数，我还多次拜见省领导。使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和范振凯同志为了下韩煤田地质勘探的事找靳善中副省长。靳省长在他办公室见了我们后，表示积极支持浑源的事。范振凯为了加快项目进度，摆出了领导当时不批就不离开的阵势，并掏出烟给靳省长抽，但没给我。靳省长被范振凯的精神所感动，当时就作了批示。出了靳省长办公室，范振凯向我解释，他当时只带了两根烟。
浑源有四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栗公墓是道光皇帝为以公殉职的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赐建的陵墓。浑源人尊称栗毓美为栗大人，我从小就对栗大人非常敬仰。随着以后阅读历史资料，明确感到栗大人是：“忠孝和善的楷模，清慎廉明的典范， 治世惠民的贤臣，科学治水的河帅”。我深深感到栗毓美虽是浑源人，但他的精神属于中华民族，他科学治水的方法属于全人类，把栗毓美搬上屏幕是我的夙愿。借着国家实施“水战略”的东风，我决心付诸行动。开始我想做总策划，但没有剧本一切无从谈起，按栗毓美的事迹，要编剧需支付作家400万元，在无奈之下，我自己投入编剧。我忘我奋战了4个多月，完成了55万字的《大清河帅》的编剧，引起社会关注。北岳文艺出版社和我签订了出版长篇历史小说的合同。与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省委宣传部，以及浑源县委、县政府等筹拍电视剧的商谈在积极推进中。
从政的道路不平坦 但做到了尽职尽责
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太原市建设银行工作。从那时起，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子弟，由国家培养成才，干一行爱一行，心系百姓、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开拓工作、勤奋学习、潜心研究、真诚做人， 在不同的岗位都创造出良好的业绩，成为同龄人的佼佼者。在建行工作9年，做过信贷员、拨款员，1983年24岁即担任太原市建行机关支部副书记。1985年26岁即到古交负责古交矿区专业支行的筹备，1986年27岁任太原市建行办公室主任，兼机关支部书记。山西省建行载入全国建行历史的两件大事(在全国首家以洽谈会的方式，由建行牵头组织解决工程价款拖欠问题；太原建行杯国家足球邀请赛是全国金融系统最早的大规模公益宣传活动)，都由我组织策划和总结。创立了山西省中青年投资研究会，我为副会长(会长由省建行行长担任)兼秘书长。这期间，省建行重大改革方案和重要文稿的起草，我都是主要执笔人。1988年还负责了全国建行煤炭行业调查总报告的起草。
1991年5月，我调入省委政研室。1992年任省委政研室工业处副处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处长。这期间，作为省委经济决策研究的主要人员，对山西“七五”计划的制订、国有企业改革、煤炭行业走出困境、“四大战役”“五个一工程”方案的制订、军办煤矿的收回、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经济结构调整的起步等影响山西发展全局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省委提出了有力的决策依据。
1988年按照省委硬抽人、抽硬人的要求，由省委、省政府安排我到省政府调产办担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主任先后由彭致圭副省长、刘作舟副秘书长兼任)我克服机制不顺、人手不足、位卑言轻的困难，开创性地工作，艰难地拉开了我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序幕。筹备了太原、运城两次调产会议，主持制订了《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一增三优”，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意见》，以及培育潜力产品的意见；顶住各种压力维护了煤炭产业的支柱地位；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推出产业联动、优势整合的战略，提出并实施了煤铝电联产，煤焦化联动，游购娱、食住行大旅游，煤路车等循环经济链；组织策划了1999‘中国恒山文化旅游节，对全省发展旅游产业发挥了积极的示范效应。现在由中国云冈·恒山文化旅游节每年举行一次延续下来。
正在全省调产进入全面推进时期，2000年机构改革时，由于有关领导和部门争夺调产办职能和牌子异常激烈，最后调产职能到了省计委，人员到了省经委，赋闲3年。这期间，按照省政府的安排，参与了山西焦炭集团的筹建，负责所有筹备文件的起草。
2003年6月省委、省政府安排我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副厅级领导岗位)在省发改委工作。先后负责全省工业、能源产业重大项目的监管。
2008年7月14日，根据省政府的提议，省发改委安排我兼任省资本办主任。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应对金融危机，赶上资本市场发展新一轮高潮，迎接创业板的推出，依靠借人、借思路、经费、借办公场所、借交通工具的办法，利用长期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影响和人脉关系，克服内部机制不健全、工作条件不到位，外部环境不宽松的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基本打开工作局面，使我省赶上了新一轮资本市场发展高潮。2008年以来，山西境内新上市公司增加8家，境外新上市公司新增4家，资本市场融资近2000亿元。
我从大学读书时起，就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经济问题。在大学期间，1981年22岁那年分别在国家一级刊物发表长篇文章，同年完成了第一本著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查》(被《基建经济词典》认定为我国第一本项目评估专著)，该书在1982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81年到2000年(2000年后因种种原因中断了研究)共主编和参编专著9部。主要书目有：《项目评估学》(1986年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财政部全国中专统编教材)，《城市金融学》(1986年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出版) ，《货币银行学》(1988年山西财经学院本科教材)，《中国当代企业投资指南》(1988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现代企业制度》(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山西资本市场发展蓝皮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共在《经济管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内参》、《经济日报》，《投资研究》、《投资管理》以及《山西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50余篇。
人生如梦。不知不觉我已过过了知天命之年。向故乡和母校的汇报稿也写了一万多字。工作上的感悟由于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只能轻描淡写的写了一部分。好在我的所思、所想在《大清河帅》中有了全面的表达。但愿这部凝结着我的汗水和泪水的历史大剧早日搬上屏幕，如此，我此生无憾。
此时此刻我思绪万千，就用我为《大清河帅》作的《我心真诚》歌词作个结尾吧。
风里浪里的尘世中
晃动着那个忙碌的身影
狂风暴雨的长夜里
闪动着一双不眠的眼睛
人生得失如烟云
个人功名只是水中的萍
喜过悲过乐过愤过
心里总牵挂着社稷和老百姓
漫漫人生路
深深宦海里
梦里思醒来拼
都是缘于情
惊涛骇浪的长河里
映照着那个不弯的影踪
名利交错的官场里
铸就了一颗诚实的心
心里装着老百姓
老百姓把你当作自己人
苦过累过哭过病过
用心做事实心做官诚实做人
浩浩天地间
茫茫人海里
真诚化永恒
真诚在我心
（2012年元旦完稿于太原家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