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师表，春晖长在

一代师表，春晖长在——怀念母校省扬中六十年前的老师们

1947届／邹荫辛

我从母校省扬中高中毕业至今已六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在母校受教育的经历，总感到如沐春晖，有一股推动自己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我在省扬中读书是1946年初到1947年夏，只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为什么如此短的历程却能在我心中留下那么浓烈的母校情结呢？是由于校园的优美、校舍的堂皇、图书仪器的丰富吗？都不是。尽管抗战前母校的物质条件在全国中学之林中堪称一流，然而八年战争期间侵扬日寇盘踞扬中作为其兵营，破坏严重，以致当我入校时，校园校舍多处残旧污损尚未及全部修葺，树人堂等楼房的外墙上还留存着日寇为了防空而涂抹的巨大黑色波纹，令人触目惊心。因而能让我对母校永念不忘的，主要是由于当年的老师群体。

当年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民族气节。以朱宗英校长为代表的一批老师，八年抗战期间在里下河乡间颠沛流离，但始终坚持“连天烽火擎文帜，僻壤弦歌振夏音”，把抗日、树人的省扬中旗帜一直撑持到最后的胜利。黄泰等老师在抗战前期则利用上海的租界兴办“沪校省扬中”，坚持育人救国。王伯源老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在上海筹办延续扬中精神的树人学校补习社，为此受过日寇的迫害。还有张彭瑜、姚卓民、张煦侯等老师，不愿接受汪伪政权办学的聘约，宁可隐于市井以商贾自蔽，或隐于穷乡甘守清贫。1945年秋，抗战胜利，但中国军队尚未正式开进扬州之际，朱宗英、王伯源、姚仲仍等先生就主动与日军交涉，勇敢地走进当时仍为侵扬日军司令部的大汪边校区，察看校舍情况。正是他们这种“黑夜初明临虎穴，黉宫复建沥丹心”的精神和行动，才使省扬中能够迅速于1946年初即回原址复校，千百学子得以早受教育。不久，朱校长等又踊跃捐资，由王伯源老师设计，建造了一座抗战复校纪念塔，矗立于校园之内，日日提醒广大师生毋忘国家和学校遭受侵略的苦难，激励大家奋发向上。

当年老师留给我很深印象的还有他们的笃学精神。他们本已是资深教师，但依然勤于学习和研究。如鲍勤士老先生精研国学数十年，著有《小知不足斋文存》。国文老师张煦侯先生，也是历史学家，早在抗战中避居水乡时就开始用文言文撰写有关《资治通鉴》的学术专著《通鉴学》，后在授课之余修订成书，交开明书店出版，受到史学界好评。担任文科课程的朱宗英、姚促仍、姚少梁等老师，对古典诗词造诣很深，佳作迭出。教数理化的黄泰、黄应韶、王伯源、胡季洪等先生，不仅理科水平高，而且英文都比较好。那时我们的数理化教材都是英文版的，这几位老师上课时，都先用中文讲清本课知识，再用英语朗读教材，指导我们读懂弄通。可见他们平时下过多大的功夫！黄应韶先生还写得一手好字，并且精于诗词。我记得他在一首词中描写梅雨景色：“装点阴浓绿间润，一霎梅风蒲雨”，如此佳句真有宋词韵味，令我数十年未忘。正是母校老师们勤学不懈、文理兼工的实际榜样，潜移默化地带动了广大同学，共同树立起勤奋好学、追求全面发展的良好校风。

当年老师给我影响最具体的则是他们的敬业态度。尽管当时的物价已经不断上涨，教师的薪水日趋贬值，但母校的名师们甘守清贫，对教书育人的事业始终全神贯注，备课精心，讲课精彩，批改作业认真仔细，真可谓乐此不疲。如教地理课的顾贵先老师，不仅自编讲义，及时吸纳新鲜知识，在课堂上讲得生动有趣，而且连续三学期担任我班的“导师”（班主任）。他鼓励和指导同学们办壁报，组织大家轮流在班会上作短篇演说以锻炼口才，还通过批阅同学的“周记”了解各人的心理变化，适时地在课余和同学谈心，所以我们对顾老师都感到非常亲切。特别要提到有几位先生虽然担任了学校领导，仍坚持教师本色，始终上课不懈。如朱宗英校长校务繁忙，仍亲自讲授中国历史课，在课堂上谆谆教导我们一定要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黄泰老师身为县中校长，仍每周安排几个下午到省扬中来教高二高三的代数课。他讲课扼要明晰，深入浅出，有时不乏幽默，把枯燥的数学讲得引人入胜。时任某教会中学校长的万彝香老先生，已是华发满头，也来省扬中教我们的世界历史课。正是由于当年老师们的敬业精神的熏陶，我报考大学时才下决心选择了教育系，并在以后的不同岗位上都保持了专心、用心的态度。

说到当年老师们的教学艺术，首先就会想起每位的“绝招”。黄泰老师教学中画圆从来不用圆规，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上点一个圆心，再按半径画一小弧，然后接上一大弧，一个滚圆的圆形便成了，令人叫绝。黄应韶老师教解析几何，常见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轻松的左右、上下一拉，既长又直的X轴、Y轴便漂亮地出现了，再画上特定的曲线，配上秀美的板书，那教学图简直像美术作品。顾贵先老师被同学们称为“活地图”，因为他讲到某省、某国，同时就会随手在黑板上画出它的简图，线条弯弯曲曲，却都大致不差，教学效果自然较好。教世界史的万彝香老师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年代记得烂熟，讲课时不需思考，脱口而出，总是准确无误。

当年老师们的教学艺术给同学们益处最大的则是“精讲细练”。那时我们的英语教科书内容大多是故事、小说等，离实用较远，为此，张彭瑜老师上课时着重讲文法，要我们多练造句，他还选英文报纸上的新闻作为补充教材，深受同学们欢迎。张煦侯先生教国文，既精讲文字章句，又阐述作品的思想内容，并联系青年修养，做到了“传道”和“授业”的结合。他布置作文，两周才一篇，但改得非常认真，对错别字和病句一一纠正，对佳句圈圈点点，文末写总评语，有时在小段落上还加眉批，使我们受益良多。教数理化的几位先生从来不搞“题海战术”，只从教科书上选择有代表性的习题让我们做，他们批改后，在下一次课上就大家迷糊的问题和共同的错误再作指导和讲析，使我们真正弄个明白。黄泰老师对同学的作业还常常批上clear（洁净）、fine（漂亮）等评语，目的是鼓励同学们把作业写得更加工整。他甚至要求我们不要用橡皮，对写错的地方只消划上两根短杠以保持作业的整洁，这种看似细微末节的训练，却对我们日后形成良好的书写习惯，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年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一一闪现在我的脑际，还是那样的亲切。老师们虽都已作古，而我也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但我此刻的心情依然如同当年做学生时一样，我要对在天上安息的老师们道一声：“敬爱的各位先生，我永远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