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高中生活

忆高中生活

1953届／顾尔祚

初中毕业了，何去何从？爸爸妈妈也讲不清。我们的不少同学说，扬中（扬州中学）招收两种学生，一种是“普通科”，一种是“工科”。工科随国家要求而变，当时要搞好农业，要兴修水利，“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所以办的是“水利工程科”。考取工科的学费全免，毕业后国家安排工作。大家出于，一是学费全免和国家安排工作；二是解放后有一种新的思想，早日参加国家建设，所以很多人都报考扬中工科。我自己没有主张，家里也同意考工科，就跟着一起报考了。由于上述原因，扬中本来就难考，现在的工科就更不好考。也是运气好，被我考取了。

扬中是江苏名校，在全国也位列前茅，能到扬中读书当然很好。可是，扬中的位置在当时扬州的最西南面，而家处扬州东北区域，相距很远。一天来回一次，即早晨去学校，晚上放学回家，还可以。如果，中午还要回家吃中饭，不谈是否累，时间就来不及。还算好，我大姐姐和大姐夫的住处离扬中不太远。这样，我早晨早些起身赶到学校，还能有时间活动活动；中午到大姐姐家去吃饭，傍晚放学回家，对年轻人来说，也不算累。外婆去世后，妈妈和我就搬到大姐姐那里去住，上学更方便了。

工科的培养目标是毕业后要为国家服务、工作，不能马上考大学。有些普通科需要的基础知识课被削减、甚至取消了；而工作需要的基础知识课，必须要学。我们的重点基础知识是数学和物理。数学除普通科教的，外加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物理除严济慈编写的普通物理，外加力学方面的学科，如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等。基础课内容多，总学时多，但安排的时间却很紧张；因为还有许多专业课：工程制图、工程材料、测量学、地质学、水利工程学、钢筋混凝土结构学、土壤力学等；还有木工、机加工等实习课；还有专业实习，如洪泽湖三河闸工程参观学习、市政测量实习、学校建校房屋建筑施工实习等。

扬中老师的水平是很高的。他们本身的基础扎实，教学认真，对学生要求严但态度和蔼。有些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枯燥的内容也能使人听得很有趣味。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薛老师，讲课特别风趣。在介绍太阳系九大行星分布时，读了一首七绝：“天空辽阔不可量，九大行星绕太阳，水金地火木与土，天王海王共冥王。”还有，矿物硬度的十个等级是个枯燥、难记的内容。老师很难讲，学生听不进。可薛老师编了一段顺口溜：“滑石、石膏、方解石，萤石、磷辉、正长石，石英、黄刚、金刚石。”这些内容后来几乎不使用，但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顺口就可背出，而且也增长了我的知识。知道金星排在地球前面，离我们很近，是一颗很亮的星星；火星排在地球的后面，与地球有比较近似的环境，上面可能存在生命。知道滑石比石膏还软；玻璃是石英制造的，很硬；黄玉石、刚玉石比石英还硬，可作宝石；金刚石最硬。在专业课中有些数据最好要记牢，老师也教我们一些办法。如在水力学中“三角堰”的流量系数，口诀是：“三角堰，真好记，九十度，一点四。”春夏之交，下午材料力学上课时易疲倦，昏昏欲睡。忽然一声哨响，同学们一抬头，看到老师手中拿着哨子说：“请同学们起立，伸伸手，摇摇头，活动活动。”一下子，大家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又能集中精力听课了。回忆当时的学习生活，感到老师很亲切，学习很有趣，学的知识很踏实。

还有两位老师值得一说。化学老师姓杨，是新来扬中的。化学不是我们的主课，但杨老师仍旧非常认真。有意思的是，1996年我已经退休，交大能源系邀我去“指导”流体力学课程教学。该系某班的流体力学课程任课老师也姓杨，在课后的交谈中知道他的父亲就是我的化学课老师。还有一件事，那是“文化大革命”中，交大夜校部的办公室迁至我的宿舍北面。每天我吃饭、上班几乎都经过南二楼，在其走廊上挂有黑板，写着或者贴有夜校部的布告。一次我看到一个名字叫“章兆慧”，感到十分熟悉，但一时记不起是谁。由于多次看到，后来终于想出来了，是我高中教三角课的一位女老师。想出来后我决定去试问一下，先找到一位认识的老年女老师打听，并请其引导去，终于见到了近二十年未见的章老师。后来我还同发华同学一起到章老师家拜访过。我还记得章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专业，她对同学说是当时毕业生中的第一名，也是最后一名，因为该专业仅有她一人。到扬中教书时还很年轻，身材不高、微胖。教学认真，对同学很亲切。教课时，怕同学们担心三角难，总是说“三角不难”。我印象中章老师在扬中只教过我们班，上世纪50年代就到交大任教，据说后来章老师又担任交大动力系成人高等数学教学，直到退休。这次上海同学聚会曾邀请过章老师，但因故未能来。聚会期间和聚会后华发等同学受大家委托，两次探望章老师。尽管过了50多年，师生情深，仍惦记着我们，并向大家问好致意。

我是1950年秋考进扬中的，人逐渐成长，活动逐渐增多。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是解放后广大老百姓碰到的第一个运动。因为扬中地方大，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扬州人叫“大汪边”；里面有一个足球场，足球场四周是跑道，东边有几个篮球场，北边是网球场和大礼堂（名叫树人堂），西边有开大会的主席台，再往后是护城河。扬州大的群众集会都在扬中召开。镇压运动开始后捉了不少反革命，举行公审大会也是在扬中召开的。这种会议常让学生参加，一来是受教育，二来是壮声势。公审大会当场宣判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死刑，并立即绑赴刑场执行。刑场在当时扬州的西郊，离扬中不太远，许多同学跟着一起去看，我也被同学拉去了，但我根本不敢看，只是听到枪响，就跑回学校。后来听说有极个别的同学还参加了比逮捕活动更重要的“参干”运动。“参干”运动逐步掀起高潮，同学们一个一个要求报名“参干”。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其实别的同学也未见过这种场面，但大家都比我好，我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跑。高二快结束时，上级决定成立扬州工业学校（简称扬工，后升级为扬州工学院）、扬州农学院和扬州师范学院，这三个学校现在均为扬州大学的一个部分。扬工设四个科系，扬中的水利工程科并入了扬工，另外三个是土木、机械和化工。这个暑假我们没有休息，大家参加了建校工作，我当然也参加了，这对我可是个新鲜事。开始时我们集中住在扬中，没有什么事，同学们年轻好动，常一起去运河边学游泳。谁知游泳没学成，倒感染了血吸虫病。我也去过一次，因我的耳朵有过中耳炎，下水不适宜，后来就不去了；很幸运，检查没有发现我感染血吸虫。感染了血吸虫病的同学要进行治疗，注射一种毒性很高的针剂，很好地休息，因而不能再参加建校了。

第一批建造的有宿舍、教室和食堂（兼礼堂）；宿舍是平房，教室是二层楼的，食堂也是平房，但较高大。建筑工地有几个工区，我一人在一个工区。这个工区主任是一个个子较小的老人，还有一个中年的胖子和一个高个子的青年人，其他我记不清了。青年人姓张，待我很好，但我不归他管；我是做胖子的助手，帮助做报表、验收等。我办事很认真，但不够灵活，胖子不把我放在眼里。地基三合土验收时要估计其完成里数，有一次胖子说工程量累计为95%，我说没那么多；他一定要我在报表上签名，我不肯。后来胖子对主任谈，要我签名；主任听后停了下对胖子说，就你签嘛，胖子只好自己签了。还有，一次挖地基时挖出一块方形的石块，上面刻有文字，可能是块石碑。我向扬州文物部门报告，文物部门来人拿走石碑，后来还赠送给我一张用宣纸拓成的碑文。老师说，学生要与工人老师傅打成一片，要向他们学习，所以晚上休息时我们常到工人宿舍去。工人是无锡来的队伍，一个个年轻力壮都很和气，把我们看成小弟弟。可惜话不太通，所以他们对我们都讲无锡普通话。和他们在一起很高兴，但他们白天工作很累，我们也不能太多打扰。

扬工校址在当时扬州的郊区，离家更远，同时工作需要，大家都住在工地上。离家生活，我是第一次。住的是工棚，睡的是通铺，是毛竹搭的，上面铺了稻草，铺盖是自带的。当时我们班的同学不太多，比较分散，我人也不活跃，所以休息时我的活动不多。有一位女同学参加食堂（大礼堂）建造，一次中午休息时，她带我到食堂去。食堂正在造屋面，她带我爬上了屋面。她很熟练地在屋面上走，我可不行，只能爬；下来我就更不行了，只好由她搀扶着爬下来，真是丢人。当时班上女同学很少，大约有六个，这位女同学年龄较小，个头中等，很活跃，大家都叫她“小鬼”。那时的风气与现在不一样，同学像姐妹兄弟。班上女同学待我不错，上个暑期末，我生病在家休息，班上女同学还看望我。大约在60年前后（记不清，可能有错）当时在上海的扬中同学到我处（交大）玩。据说那位“小鬼”在上海水产学院哥哥处，要我打电话去联系。接电话的是她哥哥，问我是谁？回答是高中老同学，只听到“叭”一声，电话中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断了。这位同学不幸早逝，我知道此事已是很迟很迟，惟有叹息而已！

暑假很快过去，宿舍、食堂基本完成，教室尚未造好。开学稍有拖延，并且只能在工棚中上课。从这时起大家都住校学习，伙食费是国家供给，吃的很不错。我们住的是新造的宿舍，大家在一起生活很有味道。同学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比如有一位同学多才多艺，外号叫“六才”。我说不上他的六样才，但知道他为人好、学习好、写得一手好字、京胡拉得好。我不懂京剧，但听他拉京胡很好听，十分吸引我。还有一位同学叫“木偶”，因他单、双杠做得好，就像被人操纵的木偶一样，要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还有一位叫“笑料”，他还有一位搭档，两人常合作表演，说相声或说“滑稽”，总是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有特长的同学很多，还有诗人、音乐家、数学家、运动健将，还有政治家。我说的政治家，是说他有一定的领导才能，他从班干部到校学生会主席，再到苏北学联主席。他工作忙，有时因开会脱课很多，但回校狠狠地埋头抓一下，功课就又被他赶上了。同住、同吃、同学习，同学之间更亲密，他们的能力、为人品德，都令我敬佩。

在扬中的同学中还有一位男同学，他的母亲是我堂姐（我叔叔的孙女）。堂姐生了五个子女，他的大姐姐比我大好几岁，还要叫我小舅舅，他当然得叫我小舅舅。在别的同学面前，我不希望他叫我小舅舅，所以我们尽可能少直接交谈。他的母亲、我的堂姐因病中年去世，可能使我的同学心灵受到创伤。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东北地区，据说最后在哈尔滨工作，我们长期没有见面。这次同学在上海聚会，他夫妇一起来参加了，这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姐妹可好，他说很好。聚会时间连头带尾仅四天，分手了。一个在黑龙江，一个在上海，何时能再见！聚会后，一次与上海的邹、杨、鲍三位会面，闲谈中我提到在交大读书时还发现一位我们在扬中时的同班同学，姓陆。因为在野外工作时他很会烧饭，当初大家戏称他“大师傅”，不知何故他较早离开了扬中。后来陆同学在交大船舶电机系学习，在校联系不多，交大毕业后失去联系。在我的印象中，这位陆同学与在苏州的一位姓陆同学有亲属关系。邹回答说，在无锡地所（造船方面的研究所）见过这位陆同学，因非同班没有把握，未敢直接相认。但在工作上有过联系。估计陆同学可能仍在无锡。

总之，和同学们一起过集体生活，很愉快。这一年也过得很快。毕业考试后，同学们有一种放松的心情。一天，一伙同学到西北郊游玩。那里有一个水塘，叫“牛大汪”，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水塘，据说水很深，没有人敢在里面游泳。有一位陈姓的同学，个子特别高，他不会游泳，和几位同学攀着一只木盆在牛大汪中游玩。谁知一个不小心，木盆失去平衡，人落水中；等到被人救起时，已经身亡。据说该同学是个独生子，家人悲痛欲绝，同学们又何尝不悲叹。

毕业分配时，个个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到浙江省，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体弱多病对我的照顾。其他地区有：西北（青海、甘肃、宁夏）、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黄委（治黄委员会）、淮委（治准委员会）、安徽省、江苏省、福建省和上海市。再见，母校！我第一次远离故乡，远离父母，踏上“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