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育才情结

首届学生　赵德崑

作者简介

赵德崑，籍贯天津市，汉族，1938年3月15日生于湖北孝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50年8月—1952年2月在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学习；1952年起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初、高中；1957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1961年先后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经委、国家经委、国家物资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所属中国工商开发公司、中国华联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单位工作，先后任干事、科员、副科长、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副司长。1998年退休。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与敌激战，我和母亲所在的留守处在黑龙江的北安。接到命令后，留守处开进柳河、通化，后来又来到辽宁海城。在柳河，部队把我们这些随军的孩子送到东北育才学校。从此，我第一次过上了稳定的、有规律的学习生活，这也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我1938年生于湖北孝感花园刘家沙湾。当时我父亲在山东抗日，我母亲在后方留守。听我母亲讲，我父亲家里很穷，为了吃饭，在1931年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抗战时父亲的部队驻守在山东，我母亲跟部队留守处在大后方。开始在湖北北部的孝感，随着日本鬼子的进攻，我母亲随着部队留守处撤到汉口。当时日本几乎天天派几十架飞机轰炸汉口。我母亲回忆说，第一次看到几十架飞机时，感到很新奇，曾抱着我跑到高楼顶上去看，但不久飞机就甩下许多炸弹，周围的许多高楼及房屋被炸塌了，这时母亲才怕起来，赶紧抱着我从楼顶跑下来。就这样，随着日本的进攻，我母亲跟部队留守处从湖北转到四川重庆的万县，一路行军，十分艰苦。此时，我父亲已在山东跟常师长、万毅同志（当时是山东军团长）打鬼子，有了比较稳定的活动地区，于是前方部队要求在四川的留守处去山东。于是我跟母亲从四川往山东走。据我母亲讲，在行军中有两件事让母亲十分担心，一是我很调皮，在走山路时，路很窄，旁边是山沟，我又跑来跑去，有一次我竟差点摔到山沟里，亏着一个警卫战士很机警，一把把我给抓住了，但我的头上划了一个大口子。至今，我的左额头还有一个较大的疤；二是我很活泼，不怕生人。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已把我抱走很远了，恰巧碰上留守处的司务长，看见我被别人抱着，就上前去询问，那个抱我的人支支吾吾赶紧走了，我又被司务长抱回来，此时我母亲正在找我呢！后来母亲一直把我留在身边，不让我离开她。

我们到了山东不久，父亲所在的东北军在中共地下党常师长、万毅领导下起义了，我父亲当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也起义参加了八路军。常师长和万毅领导的起义部队进入了滨海解放区根据地，继续抗日打鬼子。我依稀记得，日本鬼子每次扫荡时，我母亲就化装成老百姓，和农村妇女、孩子混在一起，跑到山里去躲。但有一次，我母亲及老乡们被搜山的鬼子发现了，鬼子对我们审问了半天，当地的老百姓都回答得很好，加之我们都是老弱妇孺（我和我母亲也在其中，母亲化装得和老百姓一样），加上老百姓的掩护，我们都安全脱险了。后来，母亲一提起此事就说老百姓真好。整个抗日期间，我就是在山东滨海解放区（在山东莒南、日照等地）东跑西跑，一直到抗战胜利。

后来，我曾在郑州、北安等地上过学，但时间都不长，也不正规。我在东北育才学校上的是五年级，也是全校最高的班，全班共有35人。我们全住校，都享受供给制（后来听说每人每月80分及80斤小米），在当时已是很高的待遇了。记得我去育才时满口讲的是河南话，一说话班里的同学就笑话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在宿舍里有些同学还专门学我的腔调起哄，而主管生活的阿姨就像母亲似的说：“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开始不也这样吗？”真的给我解了大围。

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时，家在沈阳的同学就回家了，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孩子们就打破班级界限一块玩。有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学，还将家里的小放映机拿到学校，在东楼二层北边的大教室里放映卡通片，有兔子、灰狼、老外婆，等等。而这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学就担当起翻译来，我记得最有趣的是：一群小兔子出来了，小翻译说着不地道的中国话：“爷爷、奶奶兔子领着孙子兔子出来了。”“奶奶兔子让孙子兔子坐在饭桌前，萝卜高高兴兴地把兔子吃了。”（俄语中词的关系是靠格变化来维系的，如，我吃萝卜，萝卜可以放在前面。）结果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抗美援朝时期，我们的生活也很紧张，学校原来留有一个日本时期建的防空洞，平时像一座假山，上边种有各种树木，还种些花草，我记得还举行过几次防空演习，我们每个班都由老师阿姨带领，钻到防空洞去。防空洞下边很大，有一间一间的小屋，刷得很干净、整齐。在我们幼小心灵里又一次体会到战争的味道。

在节假日，学校还组织我们去苏联的中长铁路办事处参加各种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电影，其中苏联电影《小海军》给我留下深刻记忆。讲的是一位战争孤儿，在苏联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到海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卫国战争非常英勇，是一个小英雄。战争结束后，与朝夕相处的战友分别去学习深造。我一直被这个故事感动，甚至立下了将来要当海军的理想。可惜，这个理想一直未实现。

学校还组织同学参观飞机场，请飞行员讲飞行故事。记得我们班去了沈阳机场，每个同学都到了飞机驾驶室里，我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飞行员叔叔在正驾驶位置，并手把手教我们转动方向盘（是半月形的）。那天的体会真是美妙和终生难忘。

东北育才学校当时选聘了一大批事业心强、教学水平很高的中青年教师来教育我们这些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儿童少年，肖先锐老师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

肖先锐老师个子不高，湖南人，来自周南女中附小，据说是由革命前辈徐特立老先生推荐来的。湖南周南女中是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岳父朱剑凡创办的学校，徐特立、何叔衡、毛泽东、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所学校工作过，向警予、杨开慧、杨展、蔡畅、丁玲均在该校学习过，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肖老师到育才后，确实没辜负老革命家的期望。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一直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教育新中国的下一代，呕心沥血，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肖老师一辈子单身，没有结婚，而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养育才学生身上，应该说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而奋斗了终生。正因为如此，肖老师从1950年以来，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1954年肖老师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1956年被评为小学一级教师。

肖老师上课生动、风趣、条理清晰，同学们都爱上她的数学课。如有一次讲相向而行的应用题时，她扮演一个老汉，让一个同学扮演一个从对面来的行人，两个人都模仿老年人行走的样子，弯着腰，头一点一点地越走越近，她口中还喃喃地说：“我当老王吧！你当老李吧！”这时全班学生都被他们惟妙惟肖的表演逗得哄堂大笑，在笑声中，我们也就把这道题牢牢地记住了。

每天上晚自习课时，肖老师常常坐在教室里，不厌其烦地给同学做讲解，并且指导作业，使我们当天学的知识当天就能消化、记住。由于肖老师的教诲，使我对枯燥的数学有了很大的兴趣，在我保留的六年级学生手册中，我的数学分数无论是课堂提问还是期末考试，几乎全是5分（当时学校实行5分制）。肖老师培养的对数学的兴趣，伴我走过中学，走过大学，走上工作岗位，走过我一生很多关键时刻。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华北局经委综合局，后被调到国家经委燃料动力局，从此开始了我近20年的节能工作生涯。我参与并筹备了全国第一次节约煤炭、电力工作会议；组织并参与了全国煤炭、焦炭二次能源的调查，参加了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个二次能源（余热）利用的报告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我也是得奖人之一。当时向中央提出的我国能源利用率是我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同志共同测算出来的。之后，我又参与或独自编写了1974—1981年间的年度节约能源（主要是煤、水、电）的计划和规划；组织编制和落实节约煤炭、电力、燃料油项目计划；局委领导及余秋里、谷牧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关于加强能源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如建立国家能源研究所、在全国推广余热利用项目等，余秋里、谷牧同志批示“印报各位副总理阅”。最后，这些建议都被国家领导采纳。

1982年初，我调到国家经委新成立的技术改造局。技改局在局长朱镕基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十分有创造性，大大推动了全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全国的技术进步。在技改局，我先后负责综合、项目、研究制订推动技改及技术进步方法制度等方面工作，参与了唐山水泥厂技术改造的调查，调查并起草了《关于太钢技术改造及资金筹措意见的批复》，其主要内容是将太原钢铁公司的调节税折旧返给太钢，作为技改的奖金，当时这是一项很大的改革。此文由经委、计委、财政部、中国工商银行共同批复，这为太钢的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我还根据经委党委安排起草了《关于1985年进行大型骨干企业技术改造的意见》和经委向中央、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的汇报提纲》等文件。并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指示，年年都选择一批大中型企业作为技改的对象，成效一直很好。

后来，我还参加了浙江经济发展调查组，调查该省经济为什么发展快，能不能持久的问题；参加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研讨的工作，主要研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问题。于1987年完成了《国家公务员条例》（第一稿）的起草工作，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我也曾下过海，经过商，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以育才人那种“是党和国家养育了我，我要为人民的事业尽力”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为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我用脚踏实地的工作和一串串数字，书写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足迹。

我和肖先锐老师的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1957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即将离开沈阳赴京时，曾去看望肖老师。当时肖老师也申请调往北京，但学校不批准，肖老师情绪不太高，我只记住肖老师那忧郁的眼神。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沈阳的主副食供应也很紧张，我去看望肖老师时，怕她那瘦弱的身体再有什么闪失，就嘱咐随我同去的省市有关人员在生活上多关照一点肖老师，他们爽快地答应了。

可能是在1972年（或1973年），我当时在北京国务院三查办分室工作，去沈阳出差。照往常惯例，我又抽出时间去看望肖老师（当时省里派了一位同志陪我），到育才后，我向学校提出要看肖老师。当时育才是在军管会或工宣队的管理之下，他们说肖老师是反动学术权威，有问题，现正在隔离审查，不方便看。我说我从外地出差来沈阳，是专门来看肖老师的，对方粗鲁地问，你是哪的（指什么单位）？我认真告诉他：“我是国务院三查办的，难道看老师还不行吗？”省里陪同我来的同志也说，他是北京国务院派来参加省会议的。对方略微迟疑一下，看了我的证件和介绍信（这是国务院三查办开的），就让我去看肖老师了。肖老师被关在东边教学楼下一层的一个房间里，门关得很严，我去后才打开。我看到肖老师很憔悴，赶紧走到门前（不让我进屋）喊：“肖老师，我来看你来了，你好吗？”肖老师马上就哭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掉，接着开口说：“你是赵德崑吧？”我说：“老师，我是赵德崑。”……就这样，我也同老师一样悲伤而眼圈湿润起来，隔门泪眼相望。就这样，默默地，沉重地待了五分钟，后来我都记不起我是怎样走出校门的。

“文革”以后又多次出差见到肖先锐老师，老师已得到平反，在1979年以后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当选了和平区人民代表，老师的教学经验曾在《东北日报》《全国小学教育》　《东北教育》　《江苏教育》　（小学版）　《辽宁教育》等报刊上发表。先后在校内外做了公开课示范，介绍教学辅导方面的经验，尤其受到了天津市、西安市、武汉市等教育参观团及北京师范大学老师和沈阳市教育学院原任院长的赞扬。我去老师家时（原育才后面一间平房），老师极为乐观，像亲人一样接待我。老师还把她的照片赠给我，一张背面写的是“送给学生德崑为念肖先锐”；一张是在一幅唐朝诗人李白衣冠冢碑旁照的全身相，后面写道：“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送给学生德崑为念肖先锐”。这两张由肖老师亲笔写的照片我作为纪念留在我的相册中。

在1989年肖老师送给我照片时，老师已患上癌症，但老师精神状态很好，还告诉我，洪虎也来看过她。她很关心其他同学的状况，我尽可能地将我所知道的我们班同学的状况告诉了她。如在地质部工作的陈勇、外交部工作的冯淬、一机部自动化所工作的魏雪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的李树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吴筠青、公安部工作的高启铭、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的伍一曼、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任教的王裕群等。肖老师很高兴。

后来，肖老师搬出了学校，住在她的外甥女范思红家里，在2004年春夏之交，我去沈阳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专门去看她，她已恢复得很好，当时是夏天，我还买了个西瓜送给她。但因是中午，她又是从街上散步刚回来，所以我和她只在门口聊了几句。我怕肖老师累了，还要午休，于是就走了。但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的见面。直到2005年春节时，我打电话给老师拜年，她的外甥女范思红才告诉我，肖老师在2004年8月31日走了，临终时嘱咐，不要告诉任何人。虽然范思红知道我最尊重肖老师，肖老师也常念叨起我，但小范还是没告知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怅然了，沉思了，一直问：肖老师怎么就去了呢？我继而在想，老师离开了世间，但她诲人授课的形象，对学生的如母亲般的关怀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这些育才学生的心间！

后来，我从范思红那里得到了肖老师的一批遗稿，都是“文革”之后写给我的，纸页已经泛黄，但清秀娟丽的字迹仍如同教我时那样，一丝不苟。我粗略地翻了一下，题目有《从因材施教说起》《观察与智慧》《教学要诀》等，这些文章有的写早慧儿童的教育，有的写家庭教育方法，有的写自己的教学体会，都是肖老师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我想，这些文稿如果整理出来，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肖先锐老师春蚕精神的真实写照，我愿把它和我珍藏多年的育才学校校徽、成绩册、歌片等文物，一齐捐献给学校，为东北育才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再尽一点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