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生活，幸福的童年

1955届学生　李卫东

作者简介

李卫东，曾用名李卫、张大亮，1942年11月4日生于陕西延安，汉族。1950—1955年在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读书；1955—1956年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书；1956—1962年转学至长春吉林省实验中学学习；196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63年因母亲生病转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习。1965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9月分配到吉林省浑江市（今白山市）工作；1978—1981年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1981—1990年在长春师范学院任政史系负责人、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1991—2002年调入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正厅级巡视员；2002年12月退休；1982年被授予法学硕士；1985年被评为副教授；1993年被评为研究员（正教授）。

我从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毕业已有53年了，在校的学习、生活给我的教育、影响，至今还在脑海里浮现、转动，不曾忘却，不曾消失。

我现在还完整如初地保存1953年7月22日学校校长夏柯、副校长马志英签名盖章，学校方形大红印加盖沈阳市和平区文教科验明的初小毕业证书。可惜的是1955年的高小毕业证书因岁月流逝、不断搬迁没有保存下来。看看这件历史的见证，想想逝去的难忘年代，我的心又回到了在育才学习、生活的幸福生活。

我在1950年春到育才小学上学，它的首任校长是李力群，她是—位出生于江苏，十七八岁到延安投身革命的老八路，1952年李力群调到北京后，校长是夏柯。教导主任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贺沙痕的母亲，沙痕的父亲当时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学校既有管教学、管思想教育的老师，又有管食宿、管生活的阿姨，他（她）们都是从沈阳及全国学校从严调来或从中学毕业生中精心挑选的德才兼备、政治可靠的优秀人才。学生的家长大多数都是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辽东、辽西、沈阳，个别还有吉林省、黑龙江省的领导干部和军队指挥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许多师级以上将领到国外作战，为解除后顾之忧，也把子女送到了后方的东北育才小学生活。

育才小学位于沈阳市中山公园对面，离东北局机关必经之路马路湾不远，从学校到中山广场或到沈阳最繁华的太原街也很近，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学校校园很大，教学楼是个三层的小红砖房，宿舍楼是二层灰白楼，宿舍楼旁边是个锅炉房、食堂和礼堂、院内有个大操场和绿树丛生的假山，假山下有坚固的防空洞。美国军队入侵朝鲜后，曾多次飞越中国边界逼近沈阳上空。无论白天上课还是晚上睡觉，声声刺耳的警报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师生只得跑到防空洞里躲避空袭。

在抗美援朝最艰苦、美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候，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党政领导，为了对革命后代的生命安全负责，为了使我们这些同学的家长在国外安心指挥作战，在国内领导组织经济建设，决定1950年冬暂时迁校到东北最安全的大后方——北部最大城市哈尔滨。现在也搞不清是全校各年级师生都搬迁过去，还是就我们低年级小孩被照顾到安全可靠地方学习，反正1950年冬到1951年春的几个月我们是在哈尔滨度过的。我的印象是上课、睡觉、吃饭都是在离市中心南岗俄国大教堂不远的一座楼里。住的是一排草垫子（榻榻米），20多人一屋；上课的地方也不大，一块小黑板挂到墙上；没有操场，楼外有个不大的空地，下课只能玩玩跳绳、堆雪人等游戏。我们住的楼房不远就可看到一座高高的、镀金圆顶、镶拼蓝色玻璃的大教堂，不时还会响起悦耳的钟声，大教堂门前人流不断的蓝眼睛、黄头发、大鼻子、高个子的外国人进进出出，是哈尔滨闹市区南岗的一大风景线。就在这样简陋、嘈杂、困难的环境中，我们依然在老师认真的讲课和阿姨精心的呵护下，紧张、愉快地生活了几个月，好像是春暖花开后，又回到沈阳育才小学的原址继续上课。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几次重大胜利给大后方的东北人民带来了和平和安宁，使我们这些孩子的生活更加愉快和幸福。50多年前的一个个可爱的同学和一件件难忘的故事却挥之不去，鲜活有趣。

可爱的同班同学

我所在的这个一年三班，从入学到毕业实际只学习生活了五年半，不知是因为学制改革，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都忘了。老师中记得名字的有周宗复、孙兰英，还有一位教我们自然课的姓周的女同志，她后来随爱人调到长春六五二厂（现称第一汽车制造厂），我母亲1953年8月也调到该厂，我和育才的几个同学在暑假期间还曾到她家看望过她，周老师还做了几个菜招待我们这些孩子呢。

班上的同学只有30人左右，有学了两三年就随父母工作变动而转学的；也有我们上到三、四年级后到我们班插班的。女同学大概有十二三名，不到一半。记得原来的班长叫李延怀，从名字可看出他是在陕北延安出生的，比我大两岁。说话做事，挺有魄力和威信，后来才知道他的爸爸是李卓然，是曾和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上学时正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东北大区撤销后，他随父亲到了北京。我念高小的时候，班长是肖邦刚，他父亲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手下一位军长，在朝鲜指挥作战，他一个人在育才住宿生活。我印象中他厚厚的嘴唇，大大的眼睛，瘦削的脸庞，一副厚道实在的模样，言语不多，学习刻苦，虽然是后到我们班的，但却是最早加入少先队，继而被选为班长的。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到我们班大概几个月时间，但我还有印象：她爽朗直率，敢作敢为。有几次她还和班里的男孩子比试摔跤，毫不畏惧，我们这些长得小的男生和其他女生只敢在旁边观看，为她加油，她还真能把和她叫板的男同学摔倒在地，胖胖的长着浅浅雀斑的脸上得意地大笑。王思强个头不高，非常壮实，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和我一个寝室睡觉时床挨着床。他是我国摄影老前辈、抗战时延安摄影队队长吴印咸的外甥，他以亲临前线拍摄的白求恩在晋察冀野战医院为八路军伤病员手术的照片名震世界。1963年暑假我从北京师范大学要转学回长春时，特意到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吴印咸伯伯家拜访，得到他和女儿吴闹闹（也是育才同学）一家的款待，这时思强已经是清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贺沙痕、薛龙强、苏启顺、冯晶都是我班男同学中活泼调皮、聪明好动的一伙儿，课后非常喜欢踢足球，一场下来满身是汗。虽然沙痕妈妈就是学校教导主任，但他学习、生活一点不搞特殊化，也不张扬，属于既有身份，又有内秀的那种孩子。1999年5月辽宁省实验中学50年校庆时我回母校曾和沙痕、邦刚见面、留影，这时他们一位是研究导弹的专家，一位是大连警备区的政委。班上其他的女同学，我始终记住了上育才时的孩童模样，因为1955年小学毕业时全班12位女同学合影。我同桌的钟豫江把照片寄到我在长春的家中，至今珍藏53年。钟豫江的父亲钟辉少将曾是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1961年她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还曾给我来过信，寄过照片（身穿戎装），可见同桌的友谊真挚、纯洁。我最熟悉的女同学叫谢真子，50年代初期，她的爸爸谢挺宇，和我的妈妈文戎都是沈阳东北文联的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共产党员作家，那时我们都住在小西边门附近的一个大院里。从小在一起玩耍，一起打闹，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没想到上小学又是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给我感觉那时她个子很高，辫子很长，知识渊博，聪明伶俐。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副主任，到过长春的吉林作家协会检查指导工作，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不曾谋面叙谈。除了她俩，我在班里因为长得小，不爱吱声，很少和女同学说话。

1955年小学毕业，我们同学大多考上了辽宁省实验中学，我在那里念了一年后就转学到吉林省实验中学。他们高中毕业后一部分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部分随父母到北京考上了清华、北大、西军电等重点大学，我也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但和小学同学断了联系。只是1963年我要从北京师大转学到东北师大，暑假期间，有幸和王思强、吴闹闹、孙延滨等七位育才校友到北海公园拍照游玩，重叙儿时情谊，回忆育才生活。

没想到的是，2002年国庆节，在临退休的时候，由小学同学贺沙痕夫妇、钟豫江等发起的育才小学六年三班校友聚会（1955届）在河北承德举行。十六七位老师、同学从祖国天南海北赶到北京集合，再乘车去承德。我们不仅欣赏游玩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美景古迹，而且更主要的是得以在毕业47年后和老同学、老师共叙少儿时的学习生活，共忆育才给我们的教育感悟，共谈课上课下的趣事、逸事，共赞半个世纪祖国和母校的变化进步。

多彩的课余生活

除了正常上课，育才学校对我们进行的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抓得很紧，我印象很深。采取的形式都是我们这些小孩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一是利用隔周的班会、队会，班主任对我们进行教育；二是在礼堂、操场利用六一儿童节、新年联欢会和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给我们作报告，讲故事；三是在东北电影院或东北局机关礼堂利用放映苏联电影、中国50年代初的电影来教育我们，影响我们；四是在课后向我们推荐或借阅一些小人书、小说，对我们进行形象易懂的教育。其中至今印象深刻、几十年不忘的有：身残志不残，和枪炮、炸药打十几年交道的“中国保尔”——吴运铎；出身贫苦，饱受艰辛的军旅作家——高玉宝；舍身堵枪眼为战友赢得反攻时间的黄继光；冰冻河水拯救朝鲜儿童的罗盛教；高举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烈火烧身宁死不暴露目标的邱少云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志愿军英雄。至于苏联20年代和40年代产生的众多英雄，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建国初期受中苏友谊影响的少年儿童来说，也是崇拜、学习的偶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塑造的坚强、勇敢、对共产主义抱着必胜信心、一生从不虚度年华的瘦削、刚毅的保尔·柯察金是我们青少年永远的楷模，《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年》电影中挥动着有力臂膀大声说话、目光深邃犀利、洞察一切又和蔼可亲的革命领袖列宁；电影《夏伯阳》（又译名《恰巴耶夫》）中有魄力、有胆识、有时又意气用事、过于自信的被称为苏联国内革命战争三大虎将之一的红军师长夏伯阳；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的乔装男孩、深入敌穴、火烧德寇马厩，被捕后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壮烈牺牲的苏联女英雄卓娅以及她的为收复国土而战斗，为姐姐报仇而参军，驾驶坦克痛歼敌人，胜利前夕不幸中弹牺牲的弟弟苏军少尉舒拉。他们都是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英雄。《青年近卫军》《古丽娅的道路》《真正的人》（又译《无脚飞将军》）等小说以及《顿巴斯矿工》《乡村女教师》《金星英雄》《政府委员》等表现苏联军人、学生、普通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教师和人民代表工作、生活的电影给了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儿童以深刻的政治启迪和生动的思想教育。虽然当时国产电影不多，但每有新片放映，学校就组织我们按班列队去位于沈阳第一百货商场附近的东北艺术剧场、位于太原街的东北电影院观看，很少有遗漏，如《钢铁战士》《智取华山》《赵一曼》《白毛女》《山间铃响马帮来》等，通过这些影片的观看，给了我们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使我们在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了许多课堂上书本外不曾获得的知识和道理。至于动画影片，那时叫卡通片，更使我们欣喜若狂、津津乐道。许多苏联拍的黑白、彩色动画片，尤以苏联童话改编居多。普希金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俄国民间故事《美丽的华西丽莎》　（又名《三头凶龙》）　《豌豆公主》　《萨特阔》，格林童话改编的《七个矮子和一个公主》，安徒生童话改编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等改编的动画片和故事片，也使我们明辨了忠奸好坏、是非曲直，我们至今不忘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和可爱可亲的人物。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全校停课活动，不是到操场就是到礼堂，校长和来宾讲完话后，各年级表演歌舞节目。歌曲多是流行的苏联、中国电影插曲和儿童歌曲，歌颂苏联卫国战争的《红梅花儿开》　《喀秋莎》　《小路》以及《蜻蜓之歌》等苏联歌曲已在传唱；　《劳动最光荣》《红头绳》《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中国电影插曲也颇受欢迎；舞蹈既有苏联的乌克兰舞、骑兵舞，也有中国各式民间舞蹈。记得1954年儿童节时六五二厂（长春第一汽车厂）厂长饶斌的一对双胞胎儿子表演的节目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可谁也分不清楚谁是饶凯谁是饶达，因为他俩长得完全一样，据说就是父母也只能从他们的耳后一点印记分出哥哥弟弟。每年的新年晚会，全校师生参加，看完节目后，响起了悦耳的新年钟声，大家欢呼雀跃，拍掌高叫，这时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新年老人缓缓出场，他向大家祝贺新年后，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大口袋，从中掏出一个个重量一样，造型一致的小纸口袋，分发给在场的每位师生，里面除了一枚精致的贺年卡外，还装有花生、糖块和一个苹果，我们兴奋不已，毫无倦意，一直玩到后半夜一点多钟才回寝室睡觉。

每天晚饭前的自由活动最开心，真是无拘无束，尽情玩耍。女生是跳方格、踢毽子、掷口袋和跳皮筋。记得1952年最流行的口诀是：“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在内。”我们男生最会玩，一是玩“拉狗”；二是弹溜溜，打玻璃球；三是最有意思的扇“啪叽”；四是玩斗兽棋。

舒适的食宿条件

学校当时给我们提供的良好甚至可以说是太好的食宿条件，几十年后的今天也是终生难忘的。50年代的初期，国家刚刚解放、百业待兴、资金困难、需要干的事情太多太多，可党和政府对我们这所革命干部子弟云集的小学确是特殊关心，呵护有加，倍加疼爱。据我所知，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光伙食费一个月就11元（换算成新币），后来增加为13元。早饭是面包、牛奶、黄油、果酱或馒头、稀饭；午饭是大米饭、肉包子、鸡肉、香肠、鱼、猪肉肉段等，每天中午和晚饭还有一个水果（苹果）。阿姨不仅照顾我们吃饭，还打菜盛饭，收拾碗筷，而且照顾我们睡觉。就寝后还有值班阿姨在楼上楼下巡逻，生怕我们生病或出事。每班两个阿姨，一个照顾男生，一个照顾女生，还督促我们每两周一次把统一发的枕头套、被套、褥单换上新的，一周一次把个人衣裤换掉，拿到学校洗衣房洗净。至于我们偶感风寒、头痛发烧，马上可由阿姨去医生那里拿药，督促按时服药；甚至可以进校卫生所，有十几张床位留给病人住院治疗，有专门医生看病，护士喂饭，不需家长操心陪护。学校对我们确实是精心、周到、细微、全面地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无可挑剔。甚至周日或寒暑假因父母工作忙或在朝鲜战争指挥作战不能接孩子回家这样的事，学校也都安排阿姨老师值班值宿，照顾生活。我就是1953年后，父亲调到北京，母亲调到长春，多少个周日在校，直接享受到学校特殊关心照顾。我们星期天几个不能回家的小朋友结伴去太原街、秋林公司、联营公司或东北电影院逛街看电影，学校就从家长寄给学校给孩子的零花钱立的个人小账户中，支五角或一块钱给我们，吃几根冰棍，喝碗豆腐脑、看场电影足够了，甚至多余的还可以买几个溜溜，一张大“啪叽”。

难忘的几件事情

学校对体育活动抓得也很紧，每学期都要在足球场上召开运动会，不仅全校学生、老师、阿姨参加，还要邀请学生家长和和平区教育局的同志光临。田赛、径赛项目不少，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体现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的拔河比赛，队员们你来我往，你退我进的对抗和观众席上的震耳欲聋的助威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振奋精神，引人入胜。

1950年和1951年的10月1日，高岗和其他东北局领导，辽东、辽西两省和沈阳市的党政军领导都要在市政府广场搭起的检阅台上进行国庆大阅兵。坦克、大炮、步兵走过后，我们这些少年儿童和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其他行业队伍也都排着方队，迈着正步，接受高岗检阅。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9日上午8时，我们育才小学几百名师生员工胸戴白花，眼含热泪，齐集大操场上，和全国人民—道，悼念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反法西斯战争英雄、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记得全市所有火车、汽车、电车停止行驶，工厂停工，商场停业，学校停课，机关单位停止办公，连正走在马路上的市民也停止脚步，市里拉响所有防空警报，火车、工厂汽笛长鸣，汽车、电车也大声鸣笛，足有三分钟。大家都低头不语，向斯大林致哀道别，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沈阳无一点动静和声音，情景至今再现。那时，苏联的影响，斯大林的威望，在东北是很大的。

小学的学习生活太丰富多彩了，但因为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有些实在想不起来，而记忆的东西还可能不完整准确；但不管怎么说，为了感谢教育我们成长的老师阿姨，为了纪念育才小学走过60周年，我还是把以上回忆记录下来，请同学、老师、阿姨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