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吃蜜蜂屁股了

1953届学生　冯　锐

作者简介

冯锐，曾用名马高高，1941年11月19日生于陕西省延安市，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49—1953年就读于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1959年毕业于北京某中学；196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地球物理专业毕业；1968年研究生毕业。1980—1983年，先后在加拿大Alberta、美国Berkeley从事科学研究。曾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AGU地球物理联盟会员，《地震学报》《中国地震》等4种刊物编委，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一生主要从事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工作。

最快乐的孩提时光，莫过于在东北育才的日子。

“土包子”开了眼

这儿就是我的家。虽然没有延安头顶蓝天的山沟沟，却有个绿树遍布的假山；这儿也不像哈尔滨四野小学那么单调，还有一排秋天会变红的枫树。爹妈把我们交给了育才，松了绑的“土包子”真是开了眼，玩啊！撒泡尿就能做个泥丸弹球，掰个树杈还能做个弹弓打鸟，拍洋画，打“嘎立”　（陀螺），藏猫猫，斗蛐蛐，掏麻雀，钻地道，你说还有什么不能干的。

“拔狗”更神，所谓“拔狗”就是两个小朋友把自己的杨树叶子的柄，交叉套在对方的叶柄上，用力往自己方向拉，谁的叶柄断了，谁就输了。把杨树叶子揪下来放在鞋里踩，沤它个十来天，又黑又臭又软，拔起来能输吗？即便“全军覆没”，没事，爬到树尖上捡最后剩下的几片叶子，用嘴嚼一嚼，照样能赢。

松树和桃树皮上流出的树胶，那是咱的生产基地。用手一揉，能当糖球放在嘴里嚼半天，吐出来再把苍蝇揉在里边，放在女生的椅子上，吓得她们又喊又叫，看你们还敢不敢向老师告黑状。

在延安的时候，梁加鸣跟我特好，他家是鲁艺的，我们1946年一起跟着部队到东北，我俩就喜欢捡“洋捞”，会把破窑洞里的烟丝捡到一块儿送给大人。现在好了，没人抽烟，我就把地上捡到的烟丝放到嘴里慢慢地嚼，真是又苦又辣。爬树也好玩啊，可以摘松籽、杏核、桃核、季鸟皮、枫树籽和青树苗，都很好吃，只是有一天我从树上掉下来，摔得我半晌喘不过气来，就再不敢爬了。不过大树底下的狗尿苔也好玩啊，送给女生，她们都傻乎乎地以为是蘑菇，瞎抢一气，还当成宝贝舔呢。其实，那都是狗撒尿长出来的怪东西。

难忘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1948—1949年，能吃到糖是一件很奢侈的享受，我们根本没有糖吃。嗨，越得不到的就越宝贵，越没有的就越想念。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这样，太想吃糖啦！

爸爸那时在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寄给我和姐姐、妹妹（冯淬，冯琢）一筒葡萄干、一袋维生素粒粒，东西寄放在老师那里保管。记得可能是过节吧，老师把我们三个人叫到一起，告诉我们爸爸寄来了东西，然后让我们每人抓了一把，便告诉我们：剩余的要分给营养室生病的同学吃。我们听了没有什么不满意，觉得很正常。因为育才就是我们的家，家里的东西大伙分呗。记忆中，周日我常跟着姐姐和一些没家的孩子挤到同学家去玩，也就是东北局的普通宿舍，有时能分到一块小人酥。几年下来，学校是我家，同学家也是我家，没有什么区别。真没想到，那个时候的小人酥的味道竟然跟了我一辈子，直到今天退休的我依然对小人酥痴情不改，它一直是我最爱吃的糖！什么巧克力、牛奶糖啊，哪能跟小人酥相比。

想吃糖，自己找。小铁、刘鲁南和我几个男孩，管它什么东西，看着能吃就塞到嘴里尝，上树掏鸟蛋，下树挖块茎。我们发现了好多东西都跟糖一样，是甜的。比如桑葚、野葡萄、“菇 ”（一种多籽、黄色圆形果实）、菠菜根、胡萝卜、萝卜根、白菜根、枫树籽、高粱秆、玉米根、柳树丫、野花、老树皮等，地上如果有别人没吃完的高粱秆，我肯 定会捡起来再嚼一遍。咱不是吹牛，东北育才假山上的各种灌木、树枝、树叶、野花，我基本上都尝过，连马尾松树的松针我都吃过。那个时候，我一看树就知道能不能吃，什么能吃，甜不甜。我还和骡子争过食呢！靠近学校西门有一个骡马打滚的场子，骡子吃草料拌豆饼，我还吃过牲口的豆饼呢。放在口袋一小块，不时地拿来嚼嚼，挺好！咱土包子吃粽子，不放蜜也甜。

俄语、语文、音乐课也都很有趣。维拉老师教俄语，稀奇古怪的字母扭来扭去的，比东北的大秧歌还扭得厉害。她喜欢带我们到假山上的凉亭里，给我们这群小鸭子讲故事唱歌。夕阳里的维拉老师很漂亮，头发跟我们陕北的羊羔一样，弯曲曲的只是没有虱子。我们就面对面地练习卷舌颤音，直到互相间都被吐了一脸的唾沫，留下一幅幅美味风景。下山的时候，我们会一边跑一边闹，故意用中文大喊：“死吧稀吧！”（谢谢）“都是为打你呀！”（再见），便一头扎到树丛里藏起来。

语文课的高潮是在下课后的十几分钟，如果我们在课上没捣乱，老师就会凝重地掏出一本厚厚的、白色封皮的《俄罗斯童话》来，她靠在讲台上慢慢地打开，给我们念童话。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小黑猫的经历，她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念，整个教室绝对没有一点声音。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念下来，令我几十年回味不已。新中国成立后，我跑遍了书店，就是找不到这本《俄罗斯童话》，也找不到这个小黑猫的故事。这些令我无比崇敬的好老师们，领我在那个超越了人间之美的世界里尽情荡漾，既享受了魔法的威力，又度过了天堂的幸福，至今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课堂上，我知道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记住了“小板凳，你莫歪，请咱们毛主席坐下来，我给毛主席捶捶背，毛主席说我是好宝贝。”明白了蒋介石是大坏蛋，按照华君武的漫画，我画了好几张贴膏药的蒋介石藏在盾牌之后去磨刀的画。老师讲了《鸡毛信》的故事后，我们开始盯上麻雀了，先把麻雀的眼睛用胶布粘上，再使劲地拔它的毛，然后用松树胶贴在作业本上，写完作业后，便可以得意扬扬地像契诃夫的《凡卡》那样写上“乡下老师收”，上交鸡毛信。

我入少先队了

说实话，最好吃的还是蜜蜂屁股。那个香甜、那个感觉，至今想起来鲜活如初，那才是真正的糖甜不如蜜哟！

育才的山上生长着许多沙柳，开出一片片淡粉色的花；还有像紫藤那样的灌木，开出一串串紫色伴有黄蕊的花。夏天一到，鲜花盛开，烂漫满山，香飘云天，引得成群的蜜蜂来育才采蜜。午觉时分，我们几个男孩躲着老师，悄悄上山，蹑手蹑脚地靠近鲜花和蜂群，看准那些肚子肥大、屁股上沾满花蜜的蜜蜂，从它们的背后“嗖”的一出手，马上捏住蜜蜂的翅膀，然后便舔蜜蜂的屁股，尽享蜂蜜之美啊。没两天，我们的嘴巴肿得像黑熊，手也被蜂蜇得非常疼。后来不知是谁讲了一句：蜜蜂只要被舔了屁股或蜇了人就再不能采蜜了，回去也得死。那好，反正是死，我们再抓蜜蜂时，干脆把它的脑袋和尾针揪掉，然后就好好地、慢慢地品尝蜜蜂屁股了。那感觉、那境界，真的棒极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们这些孩子又开始经常躲防空洞。老师给我们讲了“唇亡齿寒”的含义，还有像刘胡兰、赵一曼、王二小等大量的英雄故事。说也巧，姐姐的班主任是胡肇兰老师，对我们跟亲生母亲一样慈祥，而她的名字又和女英雄刘胡兰只差一个字。完全是出于对胡老师的极其崇敬和喜爱，我马上牢牢地记住了这辈子碰到的第一个10画以上的字——“肇”。后来，学校转移到哈尔滨，我们参观了东北烈士纪念馆，那是一个白色的有6根大柱子的洋房子，进门要登台阶，大厅有红地毯。晚上，大家躺在被窝里都哭个不停，因为我们同学中，有的就是烈士的后代。这个博物馆对我的震撼太大了，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和八女投江的烈士们对我们来说真是比天还高大的英雄，我绝对不会忘掉他们的。就在那一天，我突然长大了，明白了今天是怎么一回事。

在哈尔滨我入了队，是学校的第三批，不算最早，可也没有落到最后。那时，关内的少先队还没有建立，我们在礼堂里是唱的《苏联近卫军之歌》。清楚地记得只有5句话，曲调也十分雄壮（5∣1.7∣12∣17∣65∣1.7∣12∣5—∣）：

走上前去啊解放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旗帜和枪炮上前哨杀敌.

勇敢向前迈着脚步，

高举起胜利的旗帜，

我们是苏维埃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

在入队仪式上，每个新队员都上台讲了话。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讲完以后，感觉别人讲的都很具体，掌声也比我的更长、更响。实在憋不住了，我红着脸又跑到高高的讲台上，说：

“我还落了点！”台下一片笑声。

“我一定要像东北烈士那样，做一个好队员。我再也不吃蜜蜂屁股了！”结果嘛，台下的鼓掌声终于响成了一片，非常热烈和持久，下了台阶还响呢。我就这样入了队，时年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