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温馨

首届学生　冯　淬

作者简介

冯淬，籍贯北京，1940年2月14日生于河南洛阳市，中共党员。1946年离开延安；1948—1949年哈尔滨南岗干部子弟学校学生；1949—1952年2月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学生；1952—1958年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1958—196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1963—1996年在外交部工作；1996—2002年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1999—2002年联合国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委员；1998—2007年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迄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五六十年前在育才的童年生活琐事，我能清晰记起来的已是寥若晨星，没有几件了。但就是这些永远植根我记忆深处的不多几件，现在看来，有的却似乎是我“人生感悟”的开始或萌芽。它们温馨地陪伴着我的成长经历，于我异常珍贵。说是记得清，也没准小有出入，甚至张冠李戴。不管怎样，就让它们像我写的这样留在我的记忆中吧！

爸爸捎来的葡萄干

大约是1950年的一天，老师把我和同在育才上学的弟弟马高高（现叫冯锐），还有妹妹冯琢叫到了办公室。她说：“你们的爸爸从前方给你们寄来了东西，看！”她指着桌上的一个军绿色印有字的小铁桶，然后，当着我们的面，把桶打开，告诉我们，里面的东西是好吃的葡萄干。爸爸当时随四野南下，这肯定是分给他的战利品，自己舍不得吃，就捎给我们了。接着，老师又说，你们一人抓一把，尝尝什么味。我们从小在延安长大，到东北没几年，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从没听过，没见过，更没吃过这种东西。于是，我听话地带头抓了一把，弟弟随后一把，妹妹当时才6岁左右，小手也抓了一把，当着老师的面，吃起来，酸甜酸甜的真是好吃。就在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剩下的送给隔离室的同学吃，好吗？”我想都没想就说好，因为我知道，隔离室住着生病的同学，他们正难受呢。说完，我带着弟弟和妹妹慢慢走出了办公室，舍不得一下子吃光手里的葡萄干。

大约两三个月后，老师又把我们姐儿仨叫去，一进老师办公室，我们就认出了桌上的小铁桶，爸爸又寄来了葡萄干！同样地，不用老师嘱咐，我们三个人一人抓一把之后，我就说，其余的送给住隔离室的同学吧！带着弟弟、妹妹跑出了办公室。老师高兴地笑了：想到别人，特别是想到生病的同学，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打下烙印了。

周末回“家”

那时，我父母不在沈阳。每逢周末，看到家在沈阳的同学能回家去过，特别羡慕。其实，育才生活条件很好，老师也像父母一样关心和爱护我们。周末，还会带我们这些不回家的孩子到校外转转。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想在这个大家之外，还另有一个小家。那是一个无拘无束，可以撒欢儿、可以住的地方。能换个环境，晚上在外头住一夜该多好啊！

这种愿望憋很久了。记得有个周末，在校门口碰上一个同学的妈妈来接她。我壮着胆子上前去问：“阿姨，我能去你家吗？”这位阿姨先是一愣，可能是看到了我渴望的眼神吧，很快地说：　“行啊，行啊。”我紧接着又说：　“我还有弟弟和妹妹呢！”阿姨想了一下说：　“好吧，都来吧！”我一听，喜出望外，飞快地找来了弟弟和妹妹，跟老师打了个招呼，就高高兴兴地和这位同学一起回“家”了。很抱歉，至今，我也想不起这位同学的姓名和相貌，无法感谢她和她的妈妈，只记得她家是“东北局”的。

后来，新同学李礼来到我们班。她满口的湖南口音让我觉得特别有趣，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她伯伯在沈阳，每周回伯伯家去。有一次，她主动对我说：“周末回我们家吧，你弟弟、妹妹他们都去。”从此，每到周末，我就有“家”可回了！在李礼家，我们闹啊，玩啊，在床上睡，在地上打铺睡，都不在乎。那时小，我全然没去想我们三个小孩，又吃，又喝，又睡，又耍，又接，又送，给人家添了多少麻烦啊！在我幼稚的心目中，同学的家，只要大人同意，就完全可以当成自己的，甚至连声谢谢都没想过要说，因为根本没把自己当客人。

可以弥补的是，我用了行动来感谢。前几年的一天，北京实验中学香港班的两个女孩向我说，想来我家过周末，而且要住一夜，我立刻答应了。那一瞬间，我脑际浮起的，就是儿时我姐弟三人在育才回同学家的其情其景。孩子们那个高兴啊，放松啊，把床折腾得那个乱啊，袜子满天飞……当年，我和弟弟、妹妹或许也是这样。

“测伟人”

不记得是哪位老师了，在讲历史故事的时候，曾说过有一位伟人不仅善于大谋略，也注意小事，不放过细节。老师的用意或许是要借伟人做榜样，教育我们诸事细心。我和同位子的高启铭对老师这段话，特别听得进去，但出于顽皮的天性，却把它歪用了。我们俩悄悄商量，要测试一下，看我们班同学谁将来能当伟人。我俩个子矮，坐在第一排，和老师讲台之间有一大块空当。一天，刚上完大字课，我们就故意把字帖扔到前面的地上，看谁能注意到这件小事！课间，同学们跑来跑去打闹，谁也没注意我们前边地上的字帖。一会儿，梁茄玲走过我们的课桌，她发现了，立刻捡起地上的字帖说：唉，你们的字帖掉到地上了！我俩装相地说，噢，是吗？谢谢！但她刚走过去，我们立刻又把字帖偷偷扔到了地上，继续测试未来的“伟人”。不知怎么了，茄玲又从我们课桌前经过，她又发现了，说，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的字帖又掉到地上了，真是！说着，捡起来扔回我们桌上。我俩小声说，测出来了，她就是未来的伟人！后来，茄玲上了农业大学，没有成为我们当时要测的那种“伟人”，但却成了农牧业方面的专家，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长大了，每当我想起或说起童年的这段“测伟人”的儿戏，总要笑个不停。茄玲也总是大度地笑笑，并不在乎当年的被“耍弄”。

是啊，童年的我们多么深信老师的话！尽管“测伟人”玩玩也就丢诸脑后了，但“注意小事，不放过细节”的教诲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

模范号是奖旗……

模范号是奖旗，

尊老师，敬阿姨，

团结、互助、守纪律，

模范号就挂到谁屋里。

这是首老师自编的歌曲，我到现在还会唱，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同别人聊到育才时，还唱给人家听。育才从小对我们价值观的教育就是，强调集体、强调团结、强调对上课老师和生活阿姨同样尊重。那时，我们这样唱了，也这样做了。而且，在我们的心目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同学是兄弟姐妹，老师、阿姨是父母，学校是共同的家。

这面紫红色的奖旗“模范号”是流动性的。第一次评，就让我们班得到了，高高地挂在教室黑板正中的上方。我们是最高年级的班，可能也是让我们带个头吧。全班同学感到十分荣耀，大家越发爱这个班集体了。

不只是这首歌。我记得，每次吃饭都要排队唱歌：

哒哒嘀哒哒，嘀嘀哒嘀哒，

嘿，

快快排成队，

大家来唱歌……

吃饭时间到了，阿姨边吹哨子，边用手做各种体操动作。有时，手还在脸前有节奏地上下左右摆动，模仿洗脸和刷牙的动作。我们这些孩子也边跟着阿姨的动作做，边按班站好队，排成单行，然后唱着“哒哒嘀哒哒……”进餐厅。本来是生硬、单调、乏味的排队，让阿姨们寓教于乐地这么一弄，成了孩子们喜爱的游戏了。吃饭前的“哒哒嘀哒哒”，育才学生哪个不会？有纪律的集体生活，原来也是这么活泼可爱。

猛一看，小学好像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段时光。因为，长大后工作与生活中运用着的知识与经验，似乎都不是从小学学来的。但仔细想想，我却深感，育才学校的童年教育深入到了我的骨髓。那课程、那活动、那生活、那氛围，以及校长、老师、阿姨无处不在的关爱，塑造和熏陶了幼稚的我，为我以后的成长奠定了正确的方向。

当年，在我生活的初始，在那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年代，育才是我成长的温馨的摇篮。它教会我生活和做人，教给我知识和智慧，促使我成长发展，它让我感到了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今天，为这摇篮，我要深深地向育才的校长、老师和阿姨们鞠一躬，道声感谢!为这温馨，我将继续奋发向前。

幸福了一辈子的校友情

我有许多个母校，它们就像母亲一样，从小到大哺育我成长。在延安是延安完小，在哈尔滨是南岗干部子弟学校，在沈阳是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在北京是师大女附中，最后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它们的恩情，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

我忘不了东北育才，那个纷飞战火中充满着和平和温暖的一角。那时，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带着弟弟、妹妹生活在里面，见不到远在关内战斗的爸爸、妈妈。最亲的人就是老师和阿姨，还有同学们，相互间充满着亲情。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分享。记得有一次，江苏新的爸爸托人从苏联给她带来了漂亮的小笔记本，她特意送我一本，说她爸爸是驻苏使馆的参赞。我们俩都不知道参赞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更不可能想到，若干年后，我自己也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走上了参赞的岗位。我俩欣赏着小本子，惊讶，把它当做宝贝。今天忆起这事，江苏新都忘了，可我永远记得她把自己这么稀罕、珍爱的礼物送给我的那片纯真的手足之情。童年的亲情对我是这么的天然，这么的牢固，60年了，从未中断，也未消退。哪怕是我远在欧美，遇到说是育才的校友，不是同班，也不认识，马上就拉近了距离，像亲人一样。这亲情让我幸福了一辈子。

育才是一个小小的五湖四海。我们这群孩子，有的来自地方，有的来自部队，有的来自江南，有的来自东北，口音都不一样。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习惯，各有各的文化程度，像我这个班，我们几个读第七册，多数人读第八册，一个教室分成“七册”“八册”两个班级。老师把我们这样一群来自四面八方、毫无规范的孩子拢在一起，教我们向上，实在不容易。我记得有许多调皮捣蛋甚至恶作剧的事，给老师和阿姨们添了不知多少麻烦。就连我这个比较老实的人，也曾在就寝时间不睡觉，偷偷和伍曼曼钻在一个被窝里玩洋娃娃。何况其他更淘气的男同学，他们哪能老老实实听话呢？现在大家回忆起来，虽也觉得有点愧对师长，但总让人哈哈大笑。

在这浓浓的亲情之中，我们学习团结友爱，学习乐观向上，学习关心集体，学习遵守纪律，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一句话，在育才这个大家庭中，学习做人，当然也学习文化和知识。我们在学校里很活跃，也以小小的年纪走向社会，到校外参加全市的作文比赛，到体育场参加欢迎苏联青年代表团的群众大会，还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慰问志愿军的歌咏比赛并且得了奖。关心集体、遵守纪律、热心助人和乐观向上，这些在育才培养起来的品质，是根本性的。随后，我进入了中学、大学。在这些地方，我学到了专业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世界观，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责任。育才的恩泽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的专业是英语，一直从事外事工作，30多年在外交部，退休前在全国妇联，现在发挥余热，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女企业家协会，都没离开过这个领域。外事工作的大舞台天地广阔，风云变幻。回忆这几十年，最凸显在我脑海中的，是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干部的指示：　“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一共16个字，却要求十分严格，含义丰富无比，做到实在不易而又是必须去做到的。从我1963年进入外交部那时起，无论是对外正式发言，还是私下交谈；是辩论交锋，还是友好交流，周总理的指示，一直是我努力并自觉遵循的座右铭。在组织的领导下，我完成了交给的任务，也得到了锻炼，没有虚度年华，自感没有辜负母校校名“育才”二字。

今天的育才跻身于名校之林，发展得远胜过了当年。它所育之英才也遍布神州大地，成为各个领域的顶梁柱。我们这些成了祖辈的老学生在分享母校光荣和骄傲的同时，祝愿育才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越来越耀眼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