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背摇篮上开始的生活

1952届学生　晏　翔

马背上的摇篮

1941年8月，我在革命圣地延安出生了，父亲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母亲在自然科学院。虽然当时生活很艰苦，但我在延安保育院幸福地成长着。那时，大人都穿着灰色军装，小孩子也是傻傻地穿着小灰棉袄，胸前戴着个白兜兜。可我是个爱美的小女孩呀，妈妈就把灰布染成了蓝颜色，给我做了一身蓝衣服，乐得我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大家都说我漂亮极了！

4岁半的时候，父母随部队撤离延安，后来是一位叔叔赶着一头毛驴，驴背上放了两个筐，一边装着我，一边装行李，一路颠簸，把我送到父母那里。这位叔叔曾写过一本反映当时情况的小说集，第一篇文章写的就是我。不是有一部电影叫《啊！摇篮》吗，说的就是延安保育院的事儿。

从模拟医生到军校学生

在东北念完小学、中学，我随父母回到了北京。高中毕业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了一年俄文。后因中苏关系破裂，我们这批学生就不走了，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其实，上中学时，我的理想是当医生，父母还给我买来了听诊器、体温计等东西，做完功课，我就在家里模拟起医生来。结果却学了航空。

我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的第一批女学生，特别编了一个女生班，我是班长。说真的，学航空，我在思想上准备不足，但我真心实意地听党的话，既然组织上让我学航空，那我就要主动地热爱它，学好它。当时，有一本介绍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雅可夫列夫的书——《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我看后很感动，决心向他学习。爸爸、妈妈也鼓励我说：“中国也应有自己的居里夫人。”我也为自己鼓劲加油，毛主席说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我还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作为座右铭：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大学5年，事事我都不甘落后。男生能考5分我也要考5分，男生考全优我也考全优。各种活动更是少不了我，唱歌、跳舞、演话剧，运动会上还都能拿个小名次。游泳时，鼓足勇气，拼命横渡松花江。19岁，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系里党代会上奋进昂扬的发言曾引起轰动。那时的我在学校里还真有点小名气。

遭遇不幸

1965年大学毕业，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实践中去，到生产一线去。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几个月后，“文革”开始。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的父亲首当其冲地被打成中国第一批反动学术权威。从此我成了一个“不堪使用的”人，好在只是受父亲的牵连，我本人不受审查，就是跟着开会，学报纸，斗私批修，写大标语，往墙上刷红漆，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我曾经有过“先立业后成家，30岁之前不结婚”的豪言壮语。后来一看那形势，也就结了婚。“倒霉”的是我爱人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也在受批斗。这下我就更惨了，生完儿子6个月，就被送到干校劳动，再见到孩子，已是两年后的事了。

人生的转折

我是个干活不惜力的人，在干校当上了班长、排长。当时，部队搞整党运动，有一个同事写了斗私批修稿后让我改，我就划掉了一些不实之词。没想到后来他被作为　“五一六”反革命嫌疑分子抓了起来，他不堪忍受屈辱，跳井自杀了。他死后，被当做叛徒照样批斗。查他的东西时，专案组找到了我帮他改过的那份检查稿。我毫不隐瞒地承认了。这回我是在劫难逃了，给叛徒改稿子是　“立场问题”，为此，我接连做了三次检查才算过关。

半年后，一纸通知命令我复员。临走，我提出继续在航空系统工作，不行；到我爱人的单位工作（他在外地航空部门），也不行；无奈，我只好回到了原籍北京。去北京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时，他们把我分到了绿化队，我说：“我是学航空的。”他们又让我到东城区工业局下属的街道工厂报到。

当时，我心情沉重，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过我没有怨天尤人，我相信打击只是暂时的，自己不迷失才是根本。另外我的性格比较好，慢慢地就化解了心头的郁闷。我很快熟悉了新的工作，积极热情地干了起来，跑遍区属街道工厂，推广新技术，搞技术革新，把所学知识能用上的尽量都用上了。不久，我当上了技术科长。

林彪事件发生后，平反了一些“文革”中的案子，自杀的那个人也昭雪了，原单位派人找到我，撤掉了档案中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材料，还我以清白。

科技归队

1977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提出“科技归队”。1978年，我被调到了三机部（现在的中国航空工业第一、二集团公司的前身），真正开始了航空工作。这一年，我37岁。

此时的我不懂工业发展状况，不明白党的航空政策，忘了专业知识，俄文也丢了，最令我苦恼的是不知道以什么为原则处理事情，我只能边干边学。领导对我说：人家进咱们机关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我想：门难进吗？我不负责看大门，但我可以做到脸不难看，也许有些事我办不了，但只要是我能办的就尽力办好。那时，我管的都是边远地方报上来的事儿，我做到了事事都有结果。一件事办成办不成，办到何种程度，我都会告诉对方一声，且有问必答。看到人家大老远地来开会，中午没人管，我就张罗着弄饭吃，再找几张票让他们看场电影。

有一次保密员因病要休长假，局长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干一段保密员工作好不好？我很爽快地答应了。高高兴兴地做了三个月的保密员，不仅把工作完成得很好，还熟悉了方方面面的事务。我就是这样，干什么爱什么，绝不混日子。

后来，我主管科研项目，再后来，主管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努力，尽可能地在工作中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我再也没有时间专门去学习了。刚开始与外宾谈判时，我连个招呼都不会打，很尴尬。我下决心张口学英语，先是说一个字，再说几个词，然后说个短句，现在我已经能与外宾进行正常地交流了。其实，我就是不怕说错，什么没时态了，缺少动词了，没关系，外国人能听懂就行。

最激动的事

国庆50周年阅兵仪式上，看着一架架银鹰翱翔在天安门上空，我真的是热血沸腾，激动极了！因为所有的飞机都出自我们的手，它凝聚了太多航空人的心血和汗水，是成千上万人集体劳动的成果。所以，当我们以“航空报国，追求第一”的理念为祖国设计、制造出搏击蓝天的先进飞机时，那份骄傲和自豪就会油然升起。

家人都很支持我

我的家庭非常和睦。爱人忠实厚道，是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他是个好人，家里有事他主动承担，从不给我出难题。孩子的爷爷中风躺在医院，都是他跑前跑后地照顾。我工作忙，出差在外逗留的时间长，有时忘了给家里打电话说明情况，他也不计较。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没发生过矛盾，温馨的日子一直过到现在。

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在美国搞国际经济，老二在国内航空系统工作。我和孩子们的关系是朋友，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任何事情，家里充满了民主气氛。儿子常说，和妈妈之间没有代沟。孩子们都已结婚，只是我还没有抱上孙子。别人都说我不见老，可能与还没有当上奶奶有关吧。我也从来不为年龄发愁，保持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就足够了。

前不久，我80多岁的母亲出版了一本诗歌集，我欣然为之作序。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其实，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