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妈的故事

1954届学生　陈蔚媛

作者简介

陈蔚媛，曾用名石元元，中共党员，籍贯四川省岳池县，1941年12月28日出生在延安。1949—1954年在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学习；1954—1957年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初中；1958—1960年在黑龙江省工中读高中；1960—1964年在哈尔滨市师范学院数学系学习。毕业分配到大庆市第一中学任教20年；1984—1992年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教育局主抓企业中小学校；1992—1998年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鑫海旅游公司任办公室主任。1998年9月退休。

在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有一个被孩子们称为“舅妈”的人，大多数孩子不知道她的姓名，也知道她既不是老师，也不是阿姨。可她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舅妈”“舅妈”地喊她，她也乐呵呵地答应着。她叫严孟莲。其实，她是我和我的弟弟石小牛的亲舅妈。同学们见我和小牛喊她舅妈，也就跟着喊“舅妈”，后来喊的人多了，她也就成了大家的“舅妈”了。

舅妈家世

50年代严孟莲

说到舅妈，就不能不说到我的妈妈、舅舅、姨妈和姥姥、姥爷这一家子。

我的姥爷是满族。姥爷家住兴城，是当地大家望族之一。后来，姥爷做了官，民国时期在天津市政府居要职。据说天津有五条胡同（街面）都是他的私产。日本人占领天津之后，姥爷不肯为日本人做事，就处理了天津的房产，回到北平与姥姥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

姥爷家是一个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姥姥一共生养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大姨曾和郭沫若等人一同去日本留学，她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进步思想，但后来却走上了国民党那条路。我的三舅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走得很近。受大姨的影响，妈妈中学时代就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学生运动，立志要改革这个腐朽的社会。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妈妈与黄华等人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妈妈与刘白羽等一批进步青年一同奔赴延安。妈妈在陕北公学时认识了我的父亲，妈妈当时任陕北公学女子学员队队长。我和弟弟石小牛都出生在延安。1945年底，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我们一家随党中央撤离，后来到张家口休整，父母把我和小牛送到了北平姥姥家。他们去了东北工作。

妈妈离开北平上火车赶赴东北时，家里人都去送她。时任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三舅给了她不少钱，我妈妈不要，三舅把钱藏了起来。当我妈妈发现时，火车已徐徐开动。她立即从车窗把钱给扔了出去，撒了一站台，在场的人都震惊了。这件事对我舅妈震动很大，她曾多次和我们讲起这件事，每次讲都流露出钦佩的神色。

我所说的舅妈就是我的二舅妈，她是湖南人，据说她父亲是海军军官，娘家也是大家族。当我姥爷在天津时，很少回来，家中的一切事儿都是姥姥管。二舅妈为人温和，和兄妹、妯娌以及佣人的关系都很好；她聪明能干，写得一手好字、炒菜做饭、女红手工样样都行；她没有孩子却喜爱孩子，帮助哥嫂给他们的7个孩子洗头、洗脸，给每个孩子都织毛衣。我姥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巴不得图个清闲，把家里的许多事情都让她管着。我妈妈这次回家给她讲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和外面的事情，对她影响很大。北平解放前夕，她和二舅到东北找我爸爸和妈妈，一同参加了革命。这样，我姥爷的6个子女就分别走进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阵营：大舅、三舅、大姨上了国民党的船，妈妈、二舅和老姨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她）们分别在大陆和香港、台湾演绎着各自不同的悲喜人生。

参加革命

在北平，大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就把我领了过去。弟弟小牛留在了姥爷家，就被二舅妈带着，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1948年春，我妈妈很想念我们姐弟俩，爸爸就派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警卫员到北平去接我们。没想到他到大姨家去接我的时候，大姨不但不让接，还把这个警卫员扣了起来。

怎么办呢？老姨与姥姥、二舅妈商量的结果是：让老姨到大姨家先把我接到姥姥家，就说姥姥想我了，接过来住几天；然后又说服大姨放了警卫员，让警卫员自己回东北，而二舅妈则带着我们两个孩子从丰台登车。这一招果然灵验，当二舅妈带着我们姐弟俩从丰台上车后，警卫员一见面就对二舅妈说：“多亏你想出这个办法来，孩子的大姨带着十几个人把整个火车站都翻遍了，直到开车才下去，好险呀！”

当时，我的爸爸妈妈在黑龙江北部的密山搞土改，北平离那里有几千里的路程，一路上很不安全。我们坐过火车、汽车、马车，还骑过大马和小毛驴，我在火车上发过高烧；还从马上摔下来，马蹄子把我的手踩坏了。一路上又是过战争区域，又是遇到土匪，还迷过路。还有一次走散了，天都黑了，舅妈拉着我，站在村边一棵大树下等。风吹得枯树嗖嗖响，吓得我直哭，我都6岁多了，舅妈一直抱着我，直到警卫员抱着我弟弟赶了过来。一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我们俩送到佳木斯，我和小牛见到了离别近三年的爸爸妈妈。

舅妈在解放区看到了人们生活虽然艰苦，但每个人都对前途充满着希望而努力地工作着；看到分得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可又把家里的壮劳力送去参军，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她真想参加到这个充满朝气的革命队伍中，但家中还有年迈的婆婆，她不得不离开了。北平解放前夕，我姥姥决定变卖家产分家。她跟着舅舅们去香港或是台湾。舅妈说服我二舅，到东北参加了革命。二舅是学财会的，就被分配到财经学校当老师，后来又在政府的财经部门工作。舅妈当时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她考虑到我们姐弟在育才学习，我的爸爸妈妈工作流动性大，就要求到育才工作，为的是以后照顾我们方便些；恰巧李力群校长又急需生活管理方面的人，就把我二舅妈要了去。从此，我二舅妈就开始了她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岗位的革命工作生涯。

献身育才

舅妈在东北育才担任的职务是保育处干事，当时的保育主任是冯佩铭，她曾担任过延安保育院的院长，是一位抗日干部。

东北育才学校建校初期实行的是“儿童公育”“保教并举”的方针，学校全盘教育基础都建筑在集体生活上。因此，保育处工作人员的任务很重，他们不仅要全面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工作，经常训练学生遵守生活秩序与劳动纪律，负责学生被服与一切生活用品的配备及饮食营养，经常检查学生的健康状况，举办卫生讲座和保育员培训等，而且还要会同教导处、事务处共同设计体育设备，推动医务所从事体育卫生保健等项工作。舅妈是1949年3月来到东北育才学校的，到校后，她马上就投入到招聘和培训保育员工作中去。她曾先后三次通过大连妇联到附近的农村招聘保育员，每批都有十多人。人员招来以后，舅妈就组织阿姨去省委机关学习，有早班和晚班。早班是5点到7点，学习回来学生才起床。晚班是孩子睡了之后，舅妈才带着保育员去学习。她还让金老师教保育员唱歌，组织保育员到机关小学交流，到机关幼儿园了解孩子，做好衔接工作。

当时老师、阿姨住在一起。随着进校的孩子越来越多，舅妈提出来要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从此她就一个人住在学生宿舍的一楼。每天早上摇铃叫孩子们起床、晚上听阿姨们汇报学生们一天的情况。

早晨学生一起床，阿姨们就忙了起来，给他们打洗脸水，检查小脸、小手，尤其是脖子、耳朵后面洗干净没有，耳朵眼儿里还有没有水……然后开早饭，直到学生上课阿姨们开始搞卫生，室内、走廊、毛巾、脸盆都是要严格检查的；搞好卫生之后，就要缝缝补补，尤其是补袜子，那时都是棉线的，可爱坏了。每件衣服都要缝上孩子的名字。下午没课了，阿姨还要带着玩，直到学生睡了，

舅妈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采访过一些校友，他们说：

“舅妈对我可好了，家里送来好吃的，她给收着。叫我去吃，还让我拿一些送给同学。”

“有一次我大腿上长了个疖子，看病回来还带的药，舅妈把药放在她那儿。每天晚上她都给我换药，还问我疼不疼。”

“我忘了为什么事儿了，那天我没吃晚饭，舅妈知道后，把我叫到她的房间，拿出她的饼干给我吃。临走又拿了一些，让我分给小朋友。”

“舅妈教我们怎么扣扣子、系鞋带，可有耐心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教林晓霖用筷子。晓霖刚从苏联回来，不会使筷子，就抓住筷子插菜、插馒头。大块的还能插着，一遇到小块的菜就插不着了，她脾气特急，吃不着就气得用筷子乱戳。舅妈过来掰着手指头教她怎么拿筷子、怎么夹菜。”

“舅妈可厉害了，我们都怕她。”　“她对人很凶吗？”　“那倒不是，你要犯了错，她看着你的眼睛，严肃地诚恳地和你谈话，让你不得不服气。有时候还说到你的爸妈为什么送你来，说到他们对你的期望，听得直想哭。”

“可小孩哪有那记性，一玩起来什么都忘了，不一定又干啥坏事了。一听谁喊一声舅妈来了，舅妈那双看着我的眼睛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你说我们怕不怕她。”

同事们是这样评价我的舅妈的：

“她待人真诚，爱帮助人。当时保育员住在一起，我们年轻早上起不来，她送我一个闹表，给我们大家用。”

“你舅妈人好手又可巧了，什么都会干，还写一手好字。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好多事情都是向她学的。她的毛衣织的最棒了，我就是向她学的织插肩毛衣。”

“她不是个好表现自己的人，对我们教师也都非常好，能团结人。她对孩子们一视同仁，把母爱给了每一个孩子，是所有孩子的妈妈。她自己身体不好，有哮喘病，晚上经常咳嗽得坐着睡觉。可一看到孩子精神头就来了。”

李力群校长谈起我舅妈时说：“她一点也没有大家闺秀的架子和骄娇二气。只有管理大家庭的气派和能力。尤其在忙乱时更能体现出来。去哈尔滨火车上，她把阿姨安排好，一个人看护几个孩子，仍不放心，在车厢里摸摸孩子的头、给掖掖被子，一晚上都没怎么休息；刚到哈尔滨厨师少，她亲自上灶炒菜。只要她在，我就放心了。”

在上小学和中学期间，每到周日我和弟弟小牛都到舅妈家去，舅妈总是尽其可能给我们做些好吃的，给我们缝补浆洗衣服等。1966年底，舅妈在育才退休后因病去世，我们永远失去了关爱我们一生的舅妈。

感谢李力群校长、马志英校长，金迺珍、孙兰英老师，刘瑞云、李少珍、王淑贤、穆锦香阿姨，周静茹、季松花江、吴玉平等同学提供了许多素材，才让我写出上面的文字，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舅妈，也让我以此来怀念爱我的舅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