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寿命

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

《约伯记》12：8

两百年后的今天，针锋相对的马尔萨斯式悲观主义与戈德温式乐观主义，仍然在为“科技进步是否能跟上整个社会的农产品需求”而继续辩论着。为防止化石燃料耗尽后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组农业体系，以保持土壤的肥力；或者大力开发新的廉价能源，如果我们继续依赖化学肥料的话。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继续蚕食土壤，那么未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要估算地球可以承载多少人口，就需要权衡人口规模、生活质量以及环境质量（比如生态多样性）。大多数人口统计学的预测表明，全球人口在21世纪末将会达到一百亿。无论我们是支持在美国天主教全国主教会议上主教们对于“地球可以顺利维持四百亿人口需求”的坚定信仰，抑或是同意媒体业巨头泰德·特纳所说的“地球资源可使四亿人口过上富足生活”的保守论断——养活二者中间值的人口，都将是难以实现的挑战。在地球全部粮食作物的生物产量中，人类目前食用的部分仅占40%左右；在维持相同消耗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利用地球上光合作用制造的全部有机物，那么人口最多能够达到一百五十亿——而这也意味着人类无法把家园分享给任何其他物种。

权威科学家也在地球承载力的问题上各持己见。“绿色革命”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曼·布劳格认为，地球可以承载一百亿人口；然而他强调，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农业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布劳格曾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警示说，绿色革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成功，这一革命仅仅为地球争取到了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仍坚信科学家们将会创造出更多的农业技术奇迹。与布劳格观点完全相反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和安妮·埃利希。埃利希夫妇认为，人口数量已经越过了地球承载极限，即他们所估计的三十亿人口。在他们看来，人类已大难临头了。

放下孰对孰错的问题不谈，所有长期方案的核心议题，涉及的都是改良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进行常规工业化农业生产的农民，往往靠牺牲土壤来换取短期利益，以支付地租，偿还置办机械的债务，以及购买农药和化肥；而进行小规模农地耕作的农民，因为被限制在难以养活其全家的地块上耕种，亦会竭力使用土壤。虽然农业生产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议题是复杂的，但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若要维持农业生产力，就必须保持肥沃的土壤。

对于人类历史而言不可替代的土壤，是一种矛盾混合体：它是一种以极缓速度更新的必要资源。就像诸多被忽略越久就越难以处理的环境问题一样，土壤流失对于文明基础的威胁，往往比一个社会制度所存在的时间跨度要长。然而如果土壤流失的速度继续高于土壤形成的速度，那么农业生产无法支持人口所需那一天的到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罗马帝国在其巅峰时期，用奴隶劳动取代了早期共和国时期以务农公民（farmer-citizen）为劳动力的保守农牧业。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其南方地区也曾因沉溺于类似的生产方式而破坏了土壤肥力。在这两个案例中，经济作物带来的丰厚回报诱惑着大庄园主和大地主，加强了其破坏土壤的行为。土壤流失的速度过于缓慢，以至于难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有很多理由可以用来支持规模更小、效率更高的管理模式；市场效率可以是大部分社会制度的有效驱动力——然而农业却不应仅追求市场效率。要保卫人类的集体福祉，就需要把土壤管理带给社会的长期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至关重要的议题。我们绝不能把农业简单看成另一种商业交易，因为土地保护带来的经济效益，需要通过长达数十年的可持续管理方可显现；滥用土地的代价需要所有人来承担。

自由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的概念，是伴随马尔萨斯备受争议的理论一起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撰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论述道：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无论是买方或者卖方——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最大的共同利益。的确，过去的几个世纪已经证明，自由竞争和自我调整的市场可以有效地制定价格并实现按需生产；然而，即便是亚当·斯密也承认，需要政府政策来引导市场，使其向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

几乎被西方社会毫无质疑地接受了的古典经济学，提取了亚当·斯密以及相关变体——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观点的精华，却忽略了对“资源枯竭”这一基本问题的考量。他们错误地假设，有限资源的价值等同于利用、开采以及将其置换为其他资源的成本。这在土壤的衰竭和侵蚀的问题上尤为明显——土壤再生需要相当长的周期，而人们又缺乏任何成熟土壤的有效替代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亦存在同样的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商品价值是由体现并被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他们认为，人类寻找、提取和使用资源的不同难度，决定了资源的匮乏程度。专注于利用自然以壮大工人阶级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人类社会可能耗尽关键资源”放入他们的语汇。恩格斯曾言简意赅地反驳过土壤退化的问题：“土地的生产力可以通过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的使用而无限增长。”[118]恩格斯是一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尽管他的照片总是显得严肃而阴沉。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对“资源不会枯竭或可被替代”的前提毫不怀疑。因此，在任何一种理论框架下，作为个体基于其个人利益的最理性选择，都等同于忽略了子孙后代的利益；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体系都盲目地将人类推上耗尽有限的资源的道路，而把账单算在子孙后代的头上。

对这一荒谬的假设性前提提出质疑的人，普遍抱有对土壤长期生产力的担忧；而对大多数人而言，比拯救土壤更为紧迫的问题才是主流议题。这其实是可以预料和理解的情况，因为当有诸多短期棘手问题吸引着决策者的注意时，就会出现对长期议题置之不理的情况。当人们还有很多土地可利用时，保护土地的动机显得无足轻重；只有当资源匮乏的情况真正出现时，人们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像一种疾病潜伏到最后阶段才被发觉，那时就已经太晚了。

正如对有限的人生而言，生活方式会影响人的寿命；一个社会对待其土壤的方式，也决定了文明的寿命。土壤流失速度是否会超过土壤形成速度（以及超过多少），取决于科技水平、耕作方式、气候和人口密度。广义而言，文明的寿命受制于农业生产从开垦可耕土地到耗尽表土层所需要的时间；而一个农业文明的重建，则受制于在特定的气候和地质条件下土壤再生所需要的时间——前提是它还具备土壤重建的条件。

这一观点暗示着，文明的预期寿命取决于土壤的原初厚度与土壤净流失速度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受人类影响所造成的土壤流失量，至少相当于长期地质作用下土壤流失量的两倍；前者的土壤流失速度则为后者的百倍甚至更多。在侵蚀未出现明显增加的地区，人类活动仍使土壤流失速度以成倍的速率增加；而在出现严重水土流失的地方，土壤流失速度，往往是正常地质活动下的侵蚀速度的百倍甚是千倍。平均来说，与自然地质侵蚀相比，人类将全球土壤流失速度提高了至少九倍。

几年前，密歇根大学的地质学家布鲁斯·威尔金森运用沉积岩的分布和体积来估算地质年代尺度上的侵蚀速度。他估计过去五亿年侵蚀的平均速度是每千年一英寸；而如今，从耕地上剥蚀一英寸的土壤，平均只需要四十年——这是地质作用速度的二十多倍。骤增的侵蚀速度使土壤流失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虽然与冰河时期或陨石撞击地球的影响相比相对和缓，但从长远来看，土壤流失的影响同样是灾难性的。

消耗掉温带及热带未受严重干扰地区的一至三英尺厚的土壤，需要几百年或者数千年的时间——这是在每千年几英寸的土壤形成速度，以及以耕犁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作用下每十年几英寸至每世纪几英寸的土壤流失速度的前提下。这一对文明寿命的简单估算，与世界主要文明的历史模式是相吻合的。

除了那些其农耕起源于肥沃冲积平原的文明，大多数的文明通常仅持续八百到两千年——大约三四十代人的时间。纵观历史，只要仍有新地可开垦或仍有肥沃土壤可耕种，社会就会成长和繁盛；若两种条件都不复存在，那么文明便很快分崩离析。能够长久繁荣的文明，或是找到了水土保持的方法，或是被赐予了一片可以自我更新的土地。

随意翻阅历史，我们便能发现，社会衰落的背景，一般是政治混乱、极端气候、资源滥用，或者这三者的结合。值得警惕的是，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我们正面临着这三者的同时到来：正在变化的气候模式，枯竭的石油储量，以及加速的土壤侵蚀和农田退化。如果全球肥料和食物生产衰退，政治稳定性也难以持久。

为应对农业社会的“繁荣—衰退”循环，我们要么是不断缩减养活一个人所需要的土地面积，要么是通过减少人口以及重构农业系统来保持土壤形成和消耗之间的平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为我们描绘了几种近期可能发生的图景：盲目地相信人类有能力使土地的产出持续提高——继续与土地抗争，人口持续增长且土壤肥力继续下降；或者重拾土壤形成与消耗之间的平衡之法。

无论我们现在选择哪种应对方式，我们的后代都将被迫去试图维持平衡——当土地产出无法继续提升时，他们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将面对这样的困境：现代农业对化石燃料和化肥的依赖，和古代半干旱地区的耕作手段一样，会造成土壤盐渍化；伴随农业扩张而产生的土壤流失，从洪泛平原扩展到丘陵地带；新式耕犁或是转基因作物等科技，或许能够维持农业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长，但实际上，这种急救之法持续的时间越长，系统的可持续性越低——特别是在土壤流失速度超过土壤再生速度的情况下。

社会与个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程度不同，这是问题存在的部分原因。通常对农民而言最理想的做法，与其所在社会的利益并不一致。虽然对个人而言，社会经济系统的生态基础的变化缓慢且不易察觉，但它却决定了文明的寿命。一个文明若耗尽其关键的可再生资源，比如土壤，就播下了使自己分崩离析的种子，因为经济系统被从其依赖自然资源输入的根系上割离了。

当其关键命脉受到干扰时——贸易关系的破坏，或是战争、自然灾害等剧烈变故——小型社会显得尤为脆弱。大型社会往往拥有更多元且丰富的资源，因而可以快速调配援助给受灾民众。这种多元性与复杂性虽然增强了社会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亦遏制了文明在面对干扰时做出调整与改变的动力，培养了执迷于集体破坏性行为的文明惰性。因此，大型社会难以应对缓慢的变化，且无力对抗土壤流失这种侵蚀文明根基的威胁。与之相反，小型社会系统虽然无法应对骤变，但可以通过转变其经济基础，从而对缓慢的威胁做出相应调整。对于史前最初的那批“农猎与采集者”（farmer-hunter-gatherer）而言，他们可以在某一处的土壤资源耗尽时迁徙至其他地方；而当全球文明面对相同的状况时，它却无处可移。

在思考人类未来发展的长期方案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有多少可耕种的土地，以及我们何时会耗尽未开发的土地。目前，全球大约有十五亿公顷的土地被用于农业生产。要在不增加粮食亩产量的基础上养活两倍于现今水平的人口，就意味着需要两倍于现今水平的耕地面积；然而，我们真的已经没有更多能够进行长期农业生产的未开垦土地了。广袤的处女地如今只剩下热带雨林和亚热带草原，比如南美的亚马孙丛林和西非的萨赫勒草原。而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贫瘠的边缘地上进行耕种，虽然可以产生一定的初期收益，但是其后土地会迅速退化并被荒弃——如果人们仍有别处可去。透过飞机的舷窗看看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或从丹佛到辛辛那提的景象吧——你目光所及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进行着农业生产。这些广袤而天然的肥沃土地正在供养着我们的世界。在人口继续增长、食物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任何城市周边不断扩张的郊区表明，我们正在失去农业用地。当所有最适合耕种的土地都已被用于农业生产，农业逐渐侵入贫瘠的边缘地的做法，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拖延政策，而绝非长期的可行策略。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养活一个人所需的土壤量，及其所能够减少的最低量。与在各个时期、各个文明中各不相同的耕地面积总量不同，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供养一个人类个体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是逐渐减少的：狩猎和采集文明需要二十到一百公顷的土地来养活一个人；以刀耕火种为特点的迁徙式耕作需要两到十公顷的土地来养活一个人；其后，定居农业社会仅需要约为前者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来养活一个人——据估计，养活一个美索不达米亚人需要0.5—1.5公顷的洪泛平原上的土地。

一直以来，人类运用其创造力，使得耕种最集约和最高产的土地的粮食亩产量不断提高——如今，我们拥有六十亿人和十五亿公顷的耕地，即养活一个人仅需要0.25公顷的土地。世界上耕种最集约的地区仅需要0.2公顷来养活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把全球农业生产力的平均值提高到这个水平，那么地球可供养七十五亿人。然而到2050年，预期人均可用耕地面积将下滑至不到0.1公顷的水平。这意味着，若要保持全球粮食总产量不变，就需要大幅增加每公顷耕地的产量——这已非运用人类的创造力所能达到的水平了。

1950年以前，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及耕作方式的改进；自1950年开始，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机械化生产和化肥的大量使用。绿色革命期间引人注目的作物生产集约化，被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阻止了一场全球粮食危机。然而，这种作物产量的骤增，源于一年两熟或三熟的小麦和水稻的高产“奇迹”变种的研发，化学肥料的大规模施用，以及发展中国家对灌溉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20世纪50—70年代间，易受化肥催长的水稻和小麦的引入，使得作物产量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

然而自那之后，作物产量的增速就开始放缓直至停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物产量大幅增长的神话已经结束。美国和墨西哥的小麦产量已经不再增加；亚洲的稻米产量已经开始下滑——作物产量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技术上的停滞状态。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的长达三十年的氮肥肥效反应实验表明，不断增加氮的输送量，只能维持作物的产量。“为了改良作物管理，我们在作物培育与农学研究方面已有大量投入；然而，我们至多能做到防止水稻产量下降。”[119]尽管面临着在未来数十年内需要达到小麦、水稻和玉米至少每年1%的增量才能应对现实需求的严峻考验，我们仍然在等待下一次促成粮食增产的技术革新的启动。当农业产量达到生物临界点时，为了实现并保持这一增长率，亟须重大的技术突破以替代常规农业模式——仅仅为了保持现状都已令我们焦头烂额，更不必提增加粮食产量了。

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食物产量翻了一番，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增长了六倍的氮肥用量以及增长了两倍半的磷肥用量。但是照搬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只能为植物提供其所能够吸收的营养量。如果土壤中的氮磷含量已经饱和，那么即使再将肥料的施用量增加两倍也毫无益处。事实上，如今农作物能够吸收的营养量，还不足农民所施用肥料总量的一半，所以即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提高施肥量，也无法提高作物产量。

以水耕栽培法种植——在实验室把水和养料注入种植土的办法——确实可以得到比在自然土壤种植多得多的单位面积产量。然而，这种种植法依赖大量的外来养料和能量的持续供给。在小规模的劳动集约型农场，这种方法或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不能持续地从其他地方获取大量的化石燃料和养料，全球食物供给是无法依赖于在大规模农业实施这一方法。

最后，在所有可能性中最简单的也是最有效的增产方式——通过植物育种来改良品种——已被使用，并无法进一步提升产量。这是因为，基因库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强烈的自然选择后变得稳定，更进一步增加作物产量，需要打破生物进化所得来的形态学和物理限制。作物产量的增速已经放缓，即使是试图达到作物产量渐进递增所投入的研究经费都已暴涨。也许，基因工程可以大幅增加作物产量；但是人类在施用这种方法的同时，亦承担着向农业和自然系统置入具有极强竞争力的物种所带来的难以预测的风险。

与此同时，全球粮食储备——在既定时间内的可用粮食保有量——已从2000年的略高于一年消耗量，骤减至2002年的不足一年消耗量的四分之一。如今全球大部分农耕，都还是中国农民在20世纪20年代所实行的连茬耕种。在全球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这种集约耕作方式反而成为一种进步。

很显然，重复相同的方法很难继续奏效；继续过往的实践，无异于给未来开了一个失败的药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农业模型，和一种新的农业哲学。我们需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

农业哲学家温德尔·贝瑞指出，经济学可以建立在工业型或者农业型的理想主义之上；农业型理想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是那种原始的、仅能维持生存而缺乏技术完善性和物质富足性的系统。在贝瑞看来，工业型社会经济是基于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无论这些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如食物）或是满足更多欲望的东西（如草莓夹心饼）；而农业型社会经济的核心考量，是在本地尺度上创造与调整其经济活动以适应土地承载力。显然，贝瑞喜欢讨论理想的农业和最有经济价值的农业之间的区别；然而，他并非宣扬在农业型社会中每个人是实践农耕的农民，而工业型社会只能生产必需品。贝瑞认为，真正能够区别两种理想模式的关键点是，农业型理想主义社会中的农业和制造业与当地景观相适宜。尽管在当今趋势下，再度重归贝瑞所描绘的农业型理想主义社会困难重重；然而，一个重构的资本主义却不难想象。毕竟，当今那些半政府跨国机构在几个世纪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经历过几次重要的农业革命：如英国自耕农基于重拾古罗马土壤管理方式的革命，以及基于肥料和农业技术创新的绿色革命。如今，广泛应用的免耕法和有机方法正引领着新一轮的基于土壤保护的现代农业革命。过去的农业革命把重点放在提高作物的产量上；当今的这场农业革命，则是要为现代全球文明的延续而努力保持作物的产量。

新农业的哲学基础，是把土壤视为根植于本土的生物系统而非化学系统。然而，农业生态学并不简单是要回归到劳动集约型的农耕方式；它与最新的转基因技术一样具有科学性，只是更侧重于生物学和生态学，而不是化学和基因工程学。基于土壤、水、植物、动物和微生物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农业生态学更多地依赖对当地环境和条件的理解，而非推广标准化的产品和技术。基于农业生态学的农业需要根植于当地的知识——它是一种由人类思考所推动的农业方式，而非毫不质疑地遵循人类的习惯和对便捷的追求。

农业生态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农业有机化。因为即使放弃了杀虫剂的施用，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型工业化有机食品农场也不见得能够保护土壤。20世纪90年代，当人们对有机食物的需求开始大幅上涨时，工业化的有机农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莴苣单一种植——他们除了没有施用杀虫剂外，在本质上并没有避免常规农业的弊病。

农业生态学并不一定意味着用小型农场代替大型农场。在岛国海地，陡坡之上由农民耕种的微型农地对土壤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并不比美国南北战争前其南部由奴隶耕种的种植园要低。同样，农业生态学也无关废除机械化的问题。罗马的牛慢慢将土壤剥蚀的效率，和在约翰·迪尔的钢犁上发展起来的汽油驱动犁一样高。其实，问题的根源很简单：使土壤流失速度高于其形成速度的农业方式，将会毁掉文明。幸运的是，的确存在不以牺牲土壤为前提，使农地高产的方法。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适应特定地点的特定耕作方式。

具体的做法藏在劳动集约型和技术集约型的农业社会的经验中。在劳动集约型的农耕体系中，人们更愿意去适应土地；而在技术集约型的体系中，人们则试图让土地适应技术。在中国、提科皮亚岛、安第斯和亚马孙的低地平原地区，这些劳动集约型的文化通过提高土壤中有机物含量、建造梯田并循环利用关键的营养物质等方法来保护土壤，因而持续了很长时间。技术集约型的社会则把土壤视为一种可消费的生产原料，因而佃农以及事不关己的农场主往往以最快的速度竭力使用土壤，以把土壤肥力转换成短期利益。

这两种农业社会的本质区别，为我们揭示出问题实质：泥土没有实际价值，却又是无价的。这种最廉价的农业生产原料，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因而被慢慢消耗，直至为时已晚。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地选择与特定环境相适应的农业耕作方式，而非反向为之。基于人类传统经验塑造土地才是可持续之道。

打破现有的行为和习惯，往往只需要换一个角度思考。比如免耕农业，既可以有效地减缓土壤流失，又能够与常规农业和有机农业共存。由于没有理由不进行这种新的尝试，伴随着免耕实践的逐步扩大，它很快被许多美国农民接受。对于其他一些替代性农业模式（比如有机农业和生态病虫害防治）而言，消费者而非政府才是主导力量——在不存在一个全球社会实体的情况下，消费者推动着全球经济的改变。

但是政府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和发放补贴的形式，形成鼓励在大型机械化农场中发展小规模有机农业和实行免耕栽培的农业奖励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可以为农民提供用以取代老式犁具的新农具，并鼓励在小型劳动集约型的农场中实行免耕栽培和有机方法。政府还可以支持都市农业，以及亟须的对可持续农业和新农业技术的研究，尤其是氮磷肥的精准施用方法，以及保持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肥力的方法。政府不应鼓励基因工程，以及更多依靠大量施肥和灌溉的农耕方法——它们是受产业化农业的驱动，仅仅为加强农产品产量的稳定性而生。

民众对于支持一种农业土地伦理观的新兴趣，可以体现于试图缩短作物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距离的“慢食”运动和“本土饮食”运动（slow food and eat-local movements）。事实上，对食物从产地到餐桌的能效问题的关注，并非一个全新话题。古罗马人之所以能够跨地中海运送谷物，是因为海风为其提供了长距离运输食物的能源；这便是为何是北非、埃及和叙利亚养活了古罗马——因为翻越崇山峻岭将西欧粮食运往意大利中部太过低效和艰难。

同理，在石油价格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横跨大半个地球运输食物将变得不现实；农业的“逆全球化”将变得愈发诱人与划算。以美国境内超市所卖的有机食物为例，其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的平均运输距离为一千五百英里。如果我们考虑到农耕对土壤所造成的影响，考虑到后石油时代全球的政治经济环境，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那些销售本土作物的，不完全依赖全球经济的小型食物市场将会运作得更好（虽然不一定更便宜）。当把异乡生产的食物运往本地变得越来越贵时，将食物生产带到消费者身边、带入都市，就显得更具吸引力了。

“都市农业”这一概念看似矛盾却并不矛盾。事实上，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废物由于以有机物为主，因而会被重新施用于城市或半城市化地区的农地，以增加土壤肥力。19世纪中叶，巴黎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被用来生产可满足城市需求的绿色蔬菜和水果，其肥料源于城市交通系统所产生的废物——上百万吨的马粪。当年劳动集约型的农业体系比现代工业化的农场更有效；它所产生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以至于如今以堆肥为基础的园艺仍被称为“法式园艺”。

都市农业发展迅猛，全球大概有八亿人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都市农业之中。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也鼓励发展都市农业，以解决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众的吃饭问题。但是，都市农业却不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一些城市里，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了都市农业的实践中，而在莫斯科，这个比例高达三分之二。都市农业降低了运输成本，减少了水与化肥的使用；它不仅能够为城市消费者提供当日收获的新鲜农作物，还可吸收城市排放的大量固体与液体废物，减少城市垃圾排放问题及其处理成本。最终，我们也许可以重新设计城市现代污水系统的末端，通过把人畜排泄物返还给土壤，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营养循环链。这可能听起来有些过时，但是人类的集体福祉很可能要寄托于此。

与此同时，我们无法承受失去更多的耕地。五十年以后，每一公顷的耕地都将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命脉；城市铺地每埋葬一个农场，都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养活的人数在减少。被我们普遍认为农地受到人们尊重与保护的印度，城市边缘的农民正在将其土壤烧制成砖，廉价出售给繁荣的建筑市场。发展中国家无法承受这种以牺牲土壤换取未来的方式，正如发达国家不能通过让城市侵占农地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农业用地应被看作是现代农民送给未来农民的生存基金。

进一步来说，农地应属于那些耕种它的人——那些了解自己的土地以及知道如何改良土壤的人。雇佣农业并不是一个社会最好的选择，因为在私有制下持有土地却远离农业的土地所有者，很少能够真正为土地的未来着想。

放眼全球，人类并不需要在食物生产与保护濒危物种之间做出抉择；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要牺牲耕地，因为“高产土地往往支持较低的生物多样性，而较高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往往不具备农业潜力”的说法并非事实。事实上，物种丰富的热带地区土壤的营养含量普遍较低，而世界上大部分肥沃的黄土带处于物种相对不丰富的温带地区。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通过补贴和税收刺激政策，允许开垦那些往往只能在很短时间内维持高产的土地（比如热带雨林）；随后，这些土地往往因经济补贴终止或者土壤快速流失而被废弃。不幸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土壤贫瘠且易被侵蚀的热带地区。除了这种全球政治地理的尴尬格局，人类把发展寄托于对土壤的竭力使用，也是必将导致未来食物短缺的短见行为。

世界上主要有三个地区可以维持高强度的机械化农业，即处在黄土带上的美国大平原、欧洲以及中国北部地区。这些地区拥有肥沃且易于耕种的土壤，即使在原有土壤消失后，仍能继续支持集约型农业。而对于地球上其他大多数仅覆盖着浅薄表土层的地区而言，我们应以“开展适应当地土地承载力的农业行为”为底线，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我们需将土壤视为生态系统而非工业系统；将其视为生命系统而非工厂。人类的未来不仅依赖于农业技术和基因技术的进步，更依赖于这种农业哲学的重新确立。

对于那些每天依靠不足两美元的收入维持生存的第三世界民众，资本集约型的农耕方式永远无法带其走出饥饿和贫困；反之，劳动集约型的农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要这些人还拥有肥沃的土地。恰巧，这也正是帮助我们重建地球土壤的可能方式。我们应资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自耕农，向其普及如何以保障人类未来生存的方式提高土地产量。而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况是，现代农业补贴垂青于那些大型工业化农场；当代农业政策犒赏那些进行着削弱人类文明长久繁荣基础的农业实践的人们。

当今，总计三千多亿美元的全球农业补贴，约等于每年国际发展援助预算的六倍。可笑的是，我们付钱让工业化农场施行不可持续的农业，并削弱了最可能解决全球饥饿问题的方式，即让穷人自己生产食物来养活自己。政治体系的关注点，永远是眼下危机而非像土壤流失这样的慢性问题；然而，若要人类文明得以长久维持，政治机构就应把土地管理作为一个主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来关注。

古往今来，经济利益以及在外土地业权制加速了土壤退化：从古罗马的庄园，到19世纪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再到20世纪的工业化农场。在这三个案例中，政治和经济力量塑造了鼓励榨取土壤肥力、剥蚀土壤本身的土地使用模式。当今社会体系奖励那些将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即使它正消耗着维系文明长久发展的重要资源。这种情况使得过度开发可再生和非可再生资源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其严峻性众所周知。全球森林和渔场的大范围消失是明显而惨痛的教训；而为人类提供95%食物需求量的土壤的持续流失则更为严峻。包括文化、宗教或者法律在内的其他非营利作用机制，都必须迎接“运用全新的后工业时代农业模式去满足工业化社会需求”的挑战。对于生活在主要黄土带之外的广大地区的人而言，需要为应对这一挑战做出的改变，似乎有违常理——需要有更多人亲身进行农业实践，在运用科技但没有资本化高投入的小块农地上，实施劳动集约型的有机农业。

应对这项挑战，还意味着间接缓解全球饥饿问题。如果我们想要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需求，就必须抛掉“生产廉价食物即可消灭饥饿”这一直观但幼稚的想法；事实上，我们已经让食物变得廉价了，然而这个星球上仍有大量食不果腹的人。另一个不同但有可能奏效的方案，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发展小型农场。我们需要使农民有能力喂饱自己，进而提高收入，走出贫困；与此同时，农民将成为最佳的土地管理者——拥有了知识、正确的农耕工具以及充足的土地的农民，在生产足以养活自己的粮食的基础上，还可为市场提供盈余粮食。

正如全球气候变化一样，对食物的需求，亦将成为未来数十年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推动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长期土壤侵蚀的影响，被开垦新地以及制造肥料、农药和变种作物带来的成果所掩盖；这些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土壤生产力的下降。然而，这一系列农业技术革新，需要作用于较厚且有机质丰富的表土层才能体现其最大优势；随着土层逐渐变薄，农业科技补偿的效果逐渐衰退，因为土壤流失会造成作物产量的指数级的急速衰退。考虑到以化石燃料为原料的化肥终将用尽，正在消失的耕地和土壤使“如何用不断缩减的土地供养逐渐增加的人口”这一问题变得愈发棘手。虽然化肥施用以及某些地方灌溉的发展，能够暂时缓解土壤流失造成的影响，然而在土壤有机质流失、土壤生物群被破坏殆尽以及土壤厚度不断缩减的典型工业化农业的影响下，土地的长期生产力难以维系。

很多原因会促使文明消亡，但是充足的沃土是文明延续的必要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无法重复前人的生存之道，即耗尽土壤后，再迁至他处。当代为土壤保护做出的努力，是否如那些古代文明一样，太少或太迟？我们是否只有通过更为集约地使用土地，才能重拾农业土壤保护之道？实际上，延长文明的寿命，需要我们重塑农业实践，重建农业哲学：我们必须尊重土壤，将其视为生命系统，视为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石，而非工业化生产的廉价原料。或许这听起来有违常理，但是人类文明要想存续，就需要人们将土壤视为一种投资，视为一种珍贵的遗产，而不是商品——将它视为远非寻常泥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