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关于礼的行为规范中，有专门针对孝行的规定。这些孝行被分为养亲、敬亲、安亲、祭亲四个方面。并且，孔子关于孝行的观点并不只停留在物质奉养上，还包括感情上对父母和长辈的尊敬、爱戴。到了宋代，儒家这种孝道被无限上纲上线，以致出现了毫无理性可言的愚孝。为配合这种愚孝，有些人还杜撰了许多荒唐的孝者故事。比如，《二十四孝图》中就有这样一则愚孝的故事。
晋代，有个叫郭巨的人，对母亲极为孝顺。后来妻子为家中添了一个男孩，郭巨为此开始担心，抚养这个孩子就不能供养母亲。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没有了。不如埋掉儿子，好节省食物供养母亲。”妻子表示同意，于是夫妻俩就动手将儿子埋了。
这样的事在今人看来，就是在犯谋杀罪。但是在儒教当道的古代社会，却被当成堂而皇之的孝道说教，以致当有人重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观点时，竟被人视作如洪水猛兽般的惊世之论。很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家关于忠孝方面的观点在传承中开始走样，变成了愚忠、愚孝。这同儒家先贤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出自《荀子·子道》篇，其中写道：“在家孝敬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操守；对上顺从，对下厚道，这是做人的中等道德操守；顺从正道而不顺从君主，顺从道义而不顺从父亲，这是做人的最高准则。”荀子这番话，是对愚忠、愚孝的最有力反驳。如果君主无道，父母无义，那么身为臣子和儿女，就没必要行忠、孝之举了。荀子指出，父母对子女提出要求或发出指令，如果这些要求和指令会对父母造成伤害，子女就可以不听从父母的要求或指令，这样做，对子女来说就是忠诚。如果听从父母的指令会让父母受到耻辱，不听从父母的命令会让父母感到光荣，那么子女就可以不服从父母，这样做就是奉行道义。如果服从父母的命令会让父母像禽兽一样野蛮，不服从父母的命令会让父母具有正派的行为，那么子女就可以不服从父母的命令，这样做就是恭敬。
荀子这些话清楚地表明，儒家先贤提出的忠、孝之道，根本不包括愚忠和愚孝的成分。荀子关于忠孝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故事。
孔子的弟子曾参，因孝顺父母而出名。一天，他因锄草时误伤了禾苗，遭到父亲的大棒抽打。当时，曾参站着任由父亲打，以致被打得昏死过去。可是，曾参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父亲有没有受伤。因此，人们都称赞曾参是个孝子。可是，孔子听说这件事后非常不满，并且告诉守门的人，若是曾参来了，不让他进门。曾参来拜见孔子遭拒后，大为不解，就托人向孔子询问原因。孔子说：“舜小的时候，父亲用小棒打他，他站着不动；用大棒打他，他赶紧逃走；父亲要他干活时，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气得想杀他时，他立刻跑得无影无踪。现在曾参的父亲用大棒打他，他都站着不逃走，说明他不是王的人民，而是在制造罪过。”
这个故事说明，孔子所提倡的忠孝，并不是无条件地服从王者或父母，而是要以“道”和“义”的标准来进行评判。当王者或父母的行为失于“道”和“义”时，做臣民或子女的就可以不服从他们的意愿。在《荀子·子道》篇中，就专门记载了孔子对待忠孝的态度。
有一回，鲁哀公问孔子：“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谁知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回答。
离开鲁哀公后，孔子拿鲁哀公的这个问题问子贡。子贡说：“不错。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先生您认为呢？”
孔子说：“有了敢于诤谏的大臣，宗庙就不会毁灭；有了敢于诤谏的儿子，父亲就不会做不合礼制的事；有了敢于诤谏的朋友，士人就不会做不合道义的事。所以，儿子一味听从父亲，怎能说儿子是孝顺？臣子一味听从君主，怎能说臣子是忠贞？”
从这个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先贤提倡的忠孝，是附有道义的内涵和要求的。只不过到宋代以后，当愚忠、愚孝成为禁锢人的心性的主流意识时，儒家先贤这种忠孝观逐渐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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