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写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意思是说，最善良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只顾一心滋润万物而从不向万物索取什么，而它又总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良的人，所处位置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心胸善于保持深渊那样的深度，与人交往时善良仁慈，与人交谈时善良讲信用，充满正气地用善良的心去治理国家，行事时以善良的心来发挥作为，行动时选择能发挥善良的时机。最善良的人具有不与人相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不会招来怨责。
老子这番话，与他一向推崇的“道”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之所以在自然界那么多事物中单单赞美水，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水是最接近于“道”的。因为水具有“以不争争，以无私私”的显著特性，水滋润万物总是那么心甘情愿，从不索取什么，而且甘愿处在别人都不愿处的地方，这就是一种美德。水以这种美德行事，体现出来就是行“道”。
所以，上善若水中的“善”，与儒家所提倡的善，在践行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道家强调的是顺应心性，顺其自然，既要与世无争，又要无所索取。人们行善不带任何动机和目的，完全是顺应心性的体现。而儒家讲求经世致用，所以他们推崇的善，是带有一定动机和目的的。动机是通过这种善行来带动和感化别人，从而让人们之间能够和睦相处；目的是让天下成为人际关系融洽的有序社会。受这种动机和目的支配，儒家格外要求人们将善付诸实践，多做善事，多让人参与，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儒家以善为起点，倡导仁义。但道家却截然相反，大力反对推行仁义。《道德经》中这样写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意思是说，抛弃聪明智巧，百姓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义，百姓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抛弃巧诈和货利，盗贼也就没有了；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作为治理社会病态的法则是不够的，所以要使人们的思想认识有所归属，保持纯洁朴实的本性，减少私欲杂念，抛弃圣智礼法的浮文，这样才能免于忧患。老子这番话，可以说与儒家推行仁义的做法唱起了反调。在《庄子·天运》篇中，还记载了老子对孔子推行仁义做法的批判。他说孔子到处宣讲仁义是糠迷了眼，又像是被蚊虫叮咬而让人整夜睡不着觉，谁如果听了孔子的宣讲，就会像吃了迷魂药一样，陷入迷幻之中；还说孔子宣讲的仁义，能毒害人，让人昏聩糊涂，是人为制造祸乱；并声称孔子应该让一切顺乎自然，没必要那么大张旗鼓。他说天鹅天生就是白色羽毛，乌鸦天生就是黑色羽毛，谁也没必要去改变它们。
老子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其实就是“绝仁弃义”。不过，从老子的话中也能看出，他所谓的绝仁和弃义，并不是对仁和义的否定，而是把人们刻意推行仁义这种做法归为荒谬之举。道家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顺乎自然，反对人为强加或干涉。所以儒家想把仁义作为一种救世之道，在道家看来，就显得荒谬了。
其实，从人性上来说，道家的绝仁和弃义，所要表达的也是一种善。道家推崇善举，但如果通过外力强加的方式让人接受善，这种强加的行为本身恰是违背善的。就好比当社会上出现灾难性事故时，一个人如果积极投身于救难的事务中去，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一种善举，就值得人们称道。但是，如果一个人本身不想去做救急救难的事，哪怕这事再怎么崇高伟大，而他却因为受到外力的胁迫，最终不得不参与到救急救难的事务中。这时，他的行为可算是善举，但由于是外力胁迫他这样做的，又可说不是善举。这就是道家要表达的观点：只有当人们的善举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这样的善举才是真正的善举。而儒家去推行仁义，不论这仁义有多么大的意义，推行的本身就不是一种善举。
所以，上善若水是让人把行善行为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属于人的主动性选择；绝仁弃义是反对外来力量强加到人的身上，而让行善行为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它们可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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