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概念可以具有科学有效性,它必须是首尾一贯的,是能够从正常人的知觉中演绎出来的。例如,半人半马的怪物不是首尾一贯的概念;只要我们关于人和马的解剖学知识得以充分发展,半人半马的怪物就变成不可思议的事物——自我否定的观念。正如人—马被视为感觉印象的混合物(这在解剖学上是不相容的)一样,人—神(其较粗糙的类型是海格立斯(8))也被视为喀迈拉(9),即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只要我们清楚地定义了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话。但是,即使个别心智达到了对该心智来说无论如何是完全首尾一贯的概念,也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概念必定具有科学的有效性,除非科学可能关心分析那个人的心智。当一个人设想,一种颜色(绿色)足以描绘我的庭院中的蔷薇树的花和叶时,我知道他的概念毕竟可能是首尾一贯的,它也许与他的感觉印象完全和谐。我只是断言,他的知觉官能是反常的,并认为他是色盲。我可以从科学上研究这个人的反常性,但是他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有效性,因为它不是从正常人的知觉中能够演绎出来的。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决定什么首尾一贯的概念具有科学的有效性,那么我们的确必须十分谨慎地进行。尤其是,我们必须注意,概念并不因为没有被大多数正常人从他们的知觉中演绎出来,而失去有效性。新个体起源于雌雄细胞的结合这一概念,实际上可能从未被大多数正常人从他们的知觉中推断出来过。但是,如果任何正常人受到恰当的观察方法的训练,并且处在适宜的研究环境中的话,那么他将从他的知觉中引出这一概念而非它的否定。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理解下述论断:具有科学的有效性的概念必然能够从正常人的知觉中推演出来。
前面的段落向我们表明,为了保证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对所有正常人具有有效性的东西,而不是反常的感知官能的结果,科学的观察和实验应该经常地、由尽可能多的观察者重复,是多么重要。不管怎样,这不仅在于能够容易地重复的实验或观察,而且更多地在于特别难以重复的或不可能重复的实验或观察,因而大量的责任落在记录者和要求接受他的结果的公众身上。一个事件可能在有限数目的观察者在场时发生。事件本身不能重现,它完全与我们习惯的经验不一致,这一切并不是在科学上无视它的充分根据。检验他们的知觉官能在该场合是否正常,他们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概念是否被他们的知觉辩护,多么繁重的责任加在各个观察者的身上!更繁重的责任普遍地加在批判和查究这样的观察者给出的证据的人的身上,要质问他们是否是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是否在报告事件的时候是沉着和镇静的。也许由于先入之见的偏见或物理环境妨碍清楚的感知,他们没有处在兴奋的心智状态中吗?简而言之,他们的感知官能是否处在正常的条件内和正常的环境下?毋庸置疑,当一个事件或观察的真或假对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时,过分怀疑比过分轻信更有社会价值。(10)在像当代这样的本质上是科学探索的时代,怀疑和批判的盛行不应被视为绝望或颓废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护措施之一;我们必须再次重申: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科学的最不幸的(并非不可能如此)前途也许是科学统治集团的成规,该集团把对它的结论的一切怀疑、把对它的结果的一切批判都打上异端的烙印。
(8) 海格立斯(Hercul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主神宙斯之子,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译者注
(9) 喀迈拉(Chimera)是希腊神话中的喷火女妖,是一个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译者注
(10) 另一类难以或不宜屡屡重复的实验的一个好例子,可以从布朗-塞卡关于豚鼠在一生中从它们的双亲获得的疾病的遗传之研究得到。这些研究是大规模进行的,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动物的生命。(布朗-塞卡同时饲养了五百只以上的豚鼠。)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这些实验是在每一个预防措施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可能使人联想到自我批判),这一大数量的动物生命遭受的疾病和痛苦的“退化效应”比该实验可能阐明获得性性状的遗传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作的补偿还要大。不幸的是,布朗-塞卡的概念和推理在许多生物学家看来好像是不确实的,证明下述问题的责任加在这位研究者的身上:(1)实际上为结果的精确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2)在采取预防措施时,实验如此进行以致可以合理地假定它们能够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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