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群雄逐鹿

东汉末年，由于中原军阀混战，相互吞并，使汉王朝封建集权逐渐衰微，无力顾及西北边境，致使敦煌二十多年没有太守。河西的豪门大族也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他们依靠自己建立的私人武装势力，对来往于西域贸易的商人大肆勒索，劫财掠物，歧视胡商和驻地少数民族，过往商人苦不堪言，使丝路交通贸易受到严重阻碍。三国时期，曹魏统一北方后，魏文帝派兵消灭了河西军阀割据势力，继续推行西汉以来河西屯田戍守政策，任命尹奉为敦煌太守，管理敦煌事务。明帝太和元年（227），仓慈继任敦煌太守，解除豪强私人武装，限制豪强兼并土地；抚恤贫下，减免赋税，鼓励百姓开荒垦田；反对歧视境内少数民族，鼓励异族间通婚；给西域各国来往的商人提供贸易和交通的便利，给继续去长安或洛阳贸易的商人发“过所”（通行证）。这样一来，丝路贸易更加繁荣，百姓生活安定。仓慈也因此深得西域各国商人和敦煌百姓的厚爱，大家无不称赞其德惠。他去世后，不光是当地吏民为他建庙塑像以示纪念，西域各国的商人和百姓共聚戊己校尉驻地及楼兰等地立祠哀悼。可以说仓慈是敦煌中西方文明交流史上最开明的外交家。之后，王迁、赵基相继出任敦煌太守。齐王嘉平元年（249），皇甫隆出任太守，继续其业，还引进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工具，教百姓制作和使用耧犁，提倡平灌法灌溉田地，既节省了敦煌的水力资源和劳动力，又提高了农业产量，使敦煌农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基地。

图14　古董滩上的古代水渠遗迹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政权的统治。十六国初期，中原仍动乱不堪，只有前凉张氏统治的河西地区相对安定，敦煌则是前凉的西部重镇。公元345年，前凉统治者张骏把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并成为沙州，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治所设在敦煌，使敦煌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杨宣在位期间，组织人力兴修水利工程（图14），建五石斗门，堰水溉田，提高了敦煌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地百姓把他组织修建的十五里长的水渠称为“阳（杨）开渠”，以示纪念。前秦建元二年（366），由僧人乐僔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佛教洞窟起，敦煌莫高窟开始了一千六百多年连绵不断、蓬勃发展的开窟造像时代。前秦建元十二年(376)氐族苻坚灭前凉，河西及敦煌仍是前秦的统治地。建元十八年（382），苻坚派吕光进攻龟兹，传说其主要目的是抢夺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以此在前秦弘扬佛法。建元二十一年（385），苻坚又从江汉、中原一带迁移百姓近两万户充实敦煌人口，他们的到来促进了敦煌的农业和经济发展。公元386年，吕光在凉州（今武威）建立后凉政权。麟嘉七年（395），后凉发生内乱，武威、张掖一带数千户人口西逃到敦煌，敦煌又一次输入了大量的人力。

公元400年北凉天玺二年，出身凉州大族、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趁后凉统治者发生内讧，以敦煌为都城，建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西凉，自称凉王。西凉政权是敦煌唯一一次成为历史上独立政权的都城。李暠为人宽厚，为官清廉，深受当地百姓厚爱。他建立政权后，修建了恭德殿、靖恭堂、嘉纳堂、谦德堂等宫殿建筑，主持朝政、参阅武事；在敦煌设置了县、乡、里三级行政管理机构，编制户籍；并开办官学，提倡儒学，重用儒学名家，还为敦煌本地及躲避战乱逃到敦煌的读书人提供著书立说、设馆授业之便，使敦煌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如郭瑀、宋纤、刘昞、宋繇、阚骃、张湛等，也使中原因战乱而亡佚的汉文典籍和学说在敦煌被保存下来（图15），为北魏以及隋唐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了敦煌地区的安定与繁荣，他还派兵东征西讨，重新控制了西域地区，令当时西域的于阗、鄯善等国都遣使臣到西凉朝贡。敦煌本地因无战乱之扰，百姓殷富安居乐业，农牧业生产、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都很繁荣，成为当时国内的名邦大郡。公元405年，李暠为防北凉沮渠蒙逊对西凉的围攻，迁都酒泉，并带走两万三千多户百姓到酒泉居住。公元421年沮渠蒙逊亲率大军进攻敦煌，以水灌城，破城后，残酷屠杀城中将士百姓。西凉大败，李暠之子李恂兵败自杀。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占北凉首都姑臧（今武威），凉王沮渠牧健降魏，北凉灭亡。但踞守敦煌的北凉沙州刺史沮渠无讳，仍率其残部在河西一带继续抗击北魏，终因寡不敌众，粮草匮缺，只好亲率万余家逃离敦煌，几经战争后，在高昌建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大凉”。敦煌经历了这几次战争动乱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数量锐减，逐渐衰落下来。

图15　西汉木简-1981年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

北魏统治敦煌后，仍以敦煌为镇，作为北魏经营西域和抗击北方柔然的基地。公元445—448年，北魏太武帝命成国公万度归从凉州以西发兵，出敦煌西击鄯善。万度归继续率军西行，又破焉耆和龟兹，大获而归。自此西域各国纷纷归附北魏。公元472—474年，游牧于蒙古高原的柔然民族日益强大起来，很快控制了敦煌以西的西域地区，还不断地侵扰敦煌，兵力最多时达三万骑。敦煌因此成为北魏抗击柔然的前沿阵地，期间，敦煌镇将尉多侯、乐洛生率领敦煌兵民曾多次击退柔然的进攻。与此同时，居住在阴山南北的游牧民族高车也背离了柔然，双方相与为敌。柔然在高车和北魏的两面夹击下彻底失败，敦煌得以安宁。但是，战争给敦煌造成的重创，令北魏统治阶层震惊不安，不少官员建议孝文帝放弃敦煌，把西北边境撤换到凉州（今武威），只有给事中韩秀持不同意见，认为放弃敦煌，将使“关中不得安枕”。孝文帝权衡利弊，听取了韩秀的建议，没有放弃敦煌，还把敦煌镇将提升为都大将，保卫敦煌，并于太和九年（485）派穆亮任敦煌镇都大将。但长年的征战和人口的流失，以致酒泉、敦煌“空虚尤甚”（《魏书·袁翻传》）。穆亮到任后，以其宽和的政策，赈济抚恤穷苦百姓，加强河西屯田，使敦煌的经济有所恢复。他卸任回朝后，当地的百姓仍念念不忘。公元524年，敦煌因盛产美瓜而改名为“瓜州”。公元525年，北魏宗室明元帝四世孙元荣任瓜州刺史。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河西归西魏统治，元荣仍为瓜州刺史，以后又被封为东阳王。元荣在敦煌任职期间，团结敦煌豪右，体恤民情，使敦煌境内保持了安定局面；他又十分崇信佛教，出资雇人写佛经达十余部上百卷，他还和家人一起抄写大量的佛经送到寺院，以积功德，并在莫高窟主持开凿了一批大型洞窟。元荣过世后，其宗室内部争权夺利，瓜州先后发生了邓彦、张保叛乱。被西魏派到敦煌的河西大使申徽依靠敦煌大族令狐整等，平定了叛乱。公元546年，申徽又被任命为瓜州刺史，任职期间，他廉洁奉公，深得瓜州百姓爱戴。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后，敦煌仍为瓜州镇，任命北周贵族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他继续了元荣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活动。

敦煌在西魏、北周统治时期，因元荣、申徽等人注重发展当地的农牧业生产，并加强了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敦煌的经济贸易、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时期，除儒家学说和道教在敦煌继续发展外，经敦煌传到中原一带的佛教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西去东来求法传教的僧人在敦煌川流不息，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敦煌的发展。

佛教与敦煌石窟

说到敦煌众多的佛像洞窟，就不得不提下佛教的起源。公元前6世纪，在喜马拉雅山和恒河之间，有一个古印度小国，名迦毗罗卫国，国王叫净饭王。佛教的创始人佛祖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6—前486年），就是迦毗罗卫国的小王子，他生活的年代大致与我国思想家孔子相同。因为悉达多出身于释迦族，所以后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这个尊称以后非常流行，以致他的本名很少被提及了。悉达多的母亲摩耶夫人，在他出生的第七天就去世了，他是由姨母抚养长大的。悉达多从小天资聪慧，无论什么事情一学就会，且在王宫里受到很好的教育，文武双全。净饭王很喜欢他，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统一天下的大王；但同时也总是为这个小王子担心，因为他总是思考一些让净饭王认为是十分荒唐的事情。小王子到了19岁，有一天，他出城游玩，刚出城门就看到一位老人拄着木棍，艰难地行走着；走出不远又看到一位骨瘦如柴的病人，倒卧在污泥中痛苦不堪；随后他还看到一群悲痛欲绝的人，为死者送葬的场面；看到农夫耕地时，从地里翻出的虫子被一群鸟啄食，悉达多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怜悯。回到王宫后，他十分的烦闷和苦恼，想怎么才能摆脱生、老、病、死的痛苦。29岁时，为了寻求解脱人生皆苦的方法，他毅然离家出走，做了一个修行者。当时古印度流行一种“苦行”的修行方法，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摩擦湿木头是不能生火的，摩擦干木头才能取火。同样的道理，人们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苦行生活，清除了身体中的体液，才能悟出真理。于是，悉达多就七天才吃一顿饭，穿鹿皮、树皮，晚上睡在鹿粪、牛粪上，结果筋疲力尽，仍一无所得。他意识到苦行无助于解脱，于是到尼连禅河洗浴，把出家六年来积在身上的污垢统统洗净，接受了牧女献的牛乳，恢复了体力，走到一棵菩提树下结跏趺坐，闭目沉思，静修了很长时间。终于在35岁这一年，他悟得了真谛，想通了解脱人间痛苦的道理，创立了佛教，成为佛陀（即大彻大悟的人）。悉达多把佛教释为“四谛”（“谛”有“实在”、“真理”的含义），意思是四条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列举苦的种类或表现形式，最常讲的是“四苦”和“八苦”；“集谛”探索人生皆苦的根源；“灭谛”描述消除苦难之后境界，即涅槃的妙乐境界；“道谛”指出消除苦难，达到解脱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一般称为“八正道”。他还为教徒制定了“戒律”，在家和出家的教徒都必须遵守“五戒”。后来他就到各地传教，招收信徒，宣传他的佛教思想，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种姓制度，提倡和平仁慈，反对暴虐，克制各种欲望，勇于自我牺牲。让人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并照着去做，这样就可修得正果。悉达多被他的弟子们尊称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的学说和精神感动了很多人，很快得到了生活在下层贫苦大众的普遍支持，其中也有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的人。越来越多的信徒接受了释迦牟尼的教诲，佛教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宗教。

释迦牟尼80岁时，在拘尸那迦城附近的婆罗林中逝世。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骨灰结成许多五光十色的颗粒，佛教称“舍利”。后来，有8个国家的国王分取舍利，用金、银、玛瑙、珍珠等7种宝物建成“宝塔”供奉佛祖“舍利”。以后，人们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就在寺庙里塑造了释迦牟尼卧佛像，并把释迦牟尼诞生的那天（农历4月8日）称为“浴佛节”，把他修道的那天（农历12月8日）称为“腊八节”。

佛涅槃后，他的大弟子迦叶和阿难等号召了500罗汉聚集王舍城，由多闻第一的阿难诵颂佛生前在各地各次会上的演说，后经众弟子确认，形成了佛经中的“经、律、论”三藏，这就是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第一次大结集，以后又陆续进行了四次结集。每次结集形成的佛教经典，都由当时的高僧大德翻译成不同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

据文献记载，佛教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到了东汉明帝时，佛教在我国广泛传播。公元67年，东汉明帝派使臣到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求取佛经，请来了来自天竺（印度）的佛教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并用白马驮载着佛经来到洛阳，明帝专门派人在洛阳东郊建寺，修建了我国最早的寺院——白马寺，作为两位高僧讲经布教的场所。不过也有史料记载，早在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征讨匈奴时，曾获取“祭天金人”，“金人”长一丈，不需祭祀，只烧香礼拜，武帝视为大神（《史记·匈奴传》）。据此，有人认为，这个“金人”就是金佛像，说明匈奴人已信奉佛教，汉武帝时佛教已传到中原地区。事实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东西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夹杂着一些佛教徒，无形中早已把佛教传播到西域诸国的于阗一带。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西汉至东汉之间，也就是西历纪元之初。

自佛教传入我国后，印度、中亚、西域诸国的僧人不断地来到洛阳一带讲解、翻译佛经，其中以出生于龟兹古国的鸠摩罗什最有代表性，他是名震西域诸国的高僧，在前秦苻坚大将吕光建立的后凉都城凉州讲经说法达16年。公元401年，后秦国王姚兴崇信佛教，派人把鸠摩罗什接到长安，拜为国师，并修建了逍遥园（草堂寺）供其作为讲学译经之所。鸠摩罗什在长安收弟子5000余人，译经380卷，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在丝绸之路沿途地区仍保存着好多当时为纪念他所建的古迹（图16）。

图16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前的鸠摩罗什纪念铜像

在大量外国僧人来洛阳讲经的同时，中原高僧为了寻求佛经原本，也纷纷西行。公元260年，中原高僧朱士行率领弟子，不畏艰辛，从于阗收集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派弟子陆续带回洛阳，他自己则一直驻守于阗研究翻译佛经，直到80岁去世。公元399年，65岁高龄的高僧法显，和他的同学冒着生命危险，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达于阗。之后，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印度，学习梵文，精研佛教典籍。期间，他的几位同学因过度疲劳或疾病皆客死他乡。十几年后，法显终于把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带回了中国。这些高僧大德为实现心中宏愿献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甚至生命，令人推崇敬仰。

敦煌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是我国最早接受外来佛教的地方，魏晋以来，敦煌本地的文化十分繁荣，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著名的高僧。如西晋武帝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跟随师傅竺高座游历西域诸国，带回了大量的梵语佛经，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宣传佛教，翻译佛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他的弟子竺法乘，随他在长安、洛阳等地翻录佛经，后来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信徒，传播佛法，影响胜过师傅竺法护。还有敦煌人宋云，在公元516年，受北魏所派，与惠生从洛阳出发，西行取经，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阿富汗、巴基斯坦，学习参观了很多著名的佛教遗迹及寺院，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到这些国家。由于众多的中原名家学者避居敦煌，更加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在敦煌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