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盗宝者

藏经洞盗宝者

早在19世纪末，英、俄、法等西方列强为了扩大在我国新疆等地的势力范围，不断地派遣所谓的中亚探险队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藏地区，搜集军事和山川地貌情况，并疯狂地从我国古城遗址、佛庙、石窟等挖掘掠夺古文物。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开后，西方盗宝者闻风而动，接踵来到敦煌莫高窟。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来到敦煌，他是第一个盗取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的西方考古学家（图102）。他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组成中亚探险队曾三次进入我国新疆、甘肃、内蒙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活动，盗取了和田、尼雅、古楼兰等遗址中的大批古代文物。1907年5月，他第二次重返新疆探险，听到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后，经英国驻新疆代表的介绍，认识了清廷派驻新疆衙门任职的蒋孝琬，蒋孝琬给斯坦因边做翻译边教中文，成为日后斯坦因骗取藏经洞文物的帮手。斯坦因和蒋孝琬一起从新疆来到敦煌，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外出化缘未归，他就在洞窟前的树林里搭了帐篷。在等待王道士的日子里，他考察了长城烽燧周围的遗址，发掘了大量的汉简，还拍摄了不少洞窟精美的壁画。

图102　斯坦因

见到王道士后，斯坦因见王道士胆小、古怪又不乏狡诈，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他盼望着早日见到藏经洞的宝物，就派蒋孝琬前去和王道士周旋，提出给莫高窟捐款。对此王当然乐于接受。当蒋暗示他的雇主有兴趣购买藏经洞文献时，王一下子犹豫不决了。斯坦因明白，单以金钱的诱惑作为一种手段来战胜他的顾虑，显然是无用的。经过打听，他知道王道士一向崇拜唐代高僧玄奘，顿时心生一计。他让蒋在王面前吹嘘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为了追随玄奘的足迹，不远万里，越过无人的高山荒漠，从印度来到中国，寻求玄奘大师从印度带来的佛经等等。这些鬼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他取出一卷写经交给了斯坦因。说来也巧，这卷写经，竟正是玄奘翻译的。这个偶然的巧合被迷信的王道士当作神授的征兆，几小时后，他就把斯坦因带到了藏经洞，当打开洞窟门，斯坦因借助昏暗微弱的烛光窥测藏经的密室时，顿时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如此丰富而又收藏一处的珍贵文物，他初次见到，他能不激动万分么。王道士和蒋孝琬把藏经洞的写本，一捆一捆地搬到外面洞窟（第16窟）的空地上，斯坦因钻进藏经洞用微微颤抖的双手，贪婪地翻阅着这些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写本，飞快地挑选着，很快与王道士达成协议，用40块马蹄银（200两白银）骗取了24箱敦煌文献，5箱绢画和刺绣品（约500余幅）以及一些工艺品，满意而归。

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期间，于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又轻而易举地购买了五箱写卷及一些彩塑、木雕等美术品。

继斯坦因之后，第二个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是法国人伯希和（1879—1945）（图103）。他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琬的门生，精通13种语言，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法国远东学院任职，还几次被学院派到中国，选购中国古籍书。当他在新疆发掘途中，见到两件藏经洞写本后，毅然放弃了对新疆的发掘活动，便迫不及待地前往敦煌。1908年3月，他带着测绘师和摄影师一行三人来到莫高窟，很快找到了王道士。没费多大周折王道士就答应了伯希和的要求。一个月后，伯希和终于被引进藏经洞。当他看到那些写本时，也像斯坦因一样，惊得呆若木鸡。伯希和凭借自己娴熟的汉文和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精心挑选了敦煌写本文献中带有题记和非汉语文献写本、自认为佛教大藏经未收编的写经，以及绢画、丝织品等，用五百两白银骗购了大约6千余卷敦煌文献中的精华写本和佛教美术精品，共装了十大箱。与此同时，还对洞窟进行了调查、测绘，抄录了洞窟壁画中的题记并给洞窟编了号，拍摄了数百幅照片。

图103　伯希和（Paul Pelliot）

伯希和在敦煌盗宝大获而归。1909年他到北京购书，随身携带了一些敦煌藏经洞文献，并邀请北京的罗振玉等学者一起鉴赏。当中国学者第一次看到这些出土文物时，十分震惊。直到这时，中国学者才知道敦煌有这一重大发现，而且已被外国人劫运走许多，大为震动，当即提请清朝学部，收集保护这些珍贵文物，并杜绝盗窃事件发生。在学者们的强烈呼吁下，清政府在1910年下令将敦煌洞中残卷悉数运到北京，移存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但是在起运之前，王道士又私自转移藏掖了许多卷子。在运送途中，各地大小官吏也层层截留偷窃。当剩余的残卷运到北京时，何震彝、李盛铎等大官僚将卷子中精好者悉数窃取，又将较长的卷子截成几段以充其数。最后这批东西移藏京师图书馆时，仅有8000余卷，且多数为首尾不全的残卷。

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获宝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1911—1912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受遣，在库车、楼兰、吐鲁番、敦煌等地，进行猖狂的古遗址发掘活动，劫取了大量的珍贵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与橘瑞超失去联系，又派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到我国西北寻找，吉川小一郎来到了敦煌等待橘瑞超（图104），他从王道士那里购得一百多卷写本，拍摄了莫高窟部分洞窟照片，掠走了两尊彩塑。

图104　吉川小一郎

继英、法、日之后，俄国在1909年到1910年间，也派出由鄂登堡组织的东土尔克斯坦考察队（图105），进入吐鲁番、库车进行第一次探察，掠走大量文物。1914到1915年第二次来中国时到了敦煌，从王道士那里得到1万余件汉文与回鹘文写本，以及精美的绢画、丝织品等。当时鄂登堡考察队还大量拍摄了莫高窟洞窟照片，绘制了洞窟平面图，临摹了一些壁画。

图105　鄂登堡（1863-1934）

图106　华尔纳（1881-1955）

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来到了敦煌（图106），这时的藏经洞已被洗劫一空，华尔纳就把目标投向洞窟，他用70两银子买通了王道士，施行了更恶劣的手段，明目张胆地揭取洞窟壁画。华尔纳用带去的一种能够使壁画分离的、特殊的化学溶液，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再剥下来，带回美国。他在第335、329、321、323、320等窟中共剥取精品壁画12块，其中一块被打碎（图107）。搬走的第257窟北魏彩塑和第328窟唐代供养菩萨像（图108），现保存在美国福格博物馆。

图107　莫高窟第323窟南壁华尔纳揭取壁画痕迹

1925年华尔纳组成了一个7人考察团，再次来到中国，以合作研究为理由，邀请北京大学参加，其真正目的是想到敦煌莫高窟攫取更多的壁画。北大派陈万里同行做释读汉文碑铭工作，当陈万里知道华尔纳的真正用心后，一路提醒官方注意。他们到了敦煌，因当地老百姓的高度警惕和坚决抵抗，加上敦煌地方当局的阻止，结果华尔纳的掠夺没有得逞，只购得一件写本，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了敦煌。

图108　华尔纳窃走的莫高窟第328窟供养菩萨像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20年，一群白俄残匪逃窜到我国新疆境内，新疆政府把这帮白俄军士拘留在莫高窟。这批白俄在莫高窟生活居住长达半年之久，他们在洞窟烧火做饭，浓黑的油烟严重污损了大批壁画，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污迹；更恶劣的是，他们把自己绝望潦倒的情绪，疯狂地发泄到洞窟精美的壁画与塑像上，恣意在洞窟壁画上刮剥、涂写，甚至写上斯拉夫语的下流话，使很多壁画和彩塑惨遭破坏。他们还将一个安放古代公主遗骸的密室打开，把里面的文物洗劫一空。直到1921年8月，这批匪徒才被我国政府遣送出境。

当这些可耻的文物掠夺者满载而归后，王道士再也不到外面化缘了，而是格外忙碌着做“功德”，报答天神给他带来的赏赐。他用盗卖藏经洞文物的银两，从外地请来了一些技艺拙劣的工匠，在洞窟内重新塑像，佛道不分，内容杂乱，既有佛、菩萨、弟子，又有送子娘娘、灵官，还对残缺的塑像进行修补，并给塑像涂上鲜艳的红色和蓝色，技艺拙劣，极不协调，反而破坏了原有的艺术珍品；他为了来往洞窟方便，还把洞窟与洞窟间的隔墙打通，人为地破坏了洞窟中一幅幅完整的壁画画面。恐怕王道士至死都不会明白，他节衣缩食尽力所做的“功德”，给中国古代文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使自己成为莫高窟历史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