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的敦煌文献内容

流散的敦煌文献内容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流散海内外，给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自这些出土文物陆续刊布发表后，人们对敦煌文献内容才有所了解。敦煌出土文献绝大部分都是手抄写本，内容广泛，是研究我国中古社会的第一手实物资料，这些遗留的古代典籍，不仅反映了中古时期中原地区和河西地区及敦煌的学术状况，而且对传世本古代宗教、历史、地理古籍等具有校勘和补佚作用，还为我们了解正史中记载极少的河西地区、敦煌的历史地理等，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依据。

敦煌文献，以汉文佛教经典为主，佛教写经占90％以上，内容涉及佛教各宗派的经、律、论三藏典籍，这些佛经的发现，补充了《大藏经》中没有收录的佚经，如《大乘四法经》等；其中大部分佛教写经中都留有题记和注疏，不乏来自长安、洛阳著名寺院和宫廷写经，为研究中国佛教史和当时的宗教与社会情况提供了新材料，如《维摩诘经释》、《瑜珈师地论随听手记》等；一些抄写年代较早的佛经，如《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大乘无量寿经》等，对宋代以来的传世本起了重要的校勘作用；还有大量的寺院文书，包括法事记录、寺院账目、僧尼名籍等，如《沙州诸寺丁口壮车牛役簿》等，再现了敦煌一带的佛教状况；尤其是在印度早已失佚的古梵文佛典和中国古逸的一些佛经，如《佛说延命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等，为研究古印度历史、佛教、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

除佛教外，其他几种宗教典籍，如道教的《道德经》及注疏、《老子化胡经》等道藏典籍，不光填补了《道藏》的不足，也为研究古代佛道之争、唐朝对外关系史提供了参考材料。摩尼教的《摩尼教经》，景教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的发现，让人们全面地了解了这些教派的起源、教义、教团、制度等发展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中国重要的儒家典籍《诗经》、《易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在敦煌文献中几乎都可看到，并出现了不少珍本和孤本，如我国早已绝迹的最古老的“隶古定”版本的《尚书》；南朝梁人皇侃撰的《论语疏》等，依据这些古本可以校勘传世本中的舛误，如所有的《论语》印本中，人们都知道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藏经洞出土的古本《论语》却是“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纠正了传世本中贻误一千多年的错误，像这样的校勘事例很多。因此，六朝和唐写本为儒家典籍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敦煌历史类文献中，除了正史类书《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还发现了已佚的古史书，如唐代虞世南《帝王略论》、李荃《阃外春秋》、孔衍《春秋后语》等，以及敦煌地方史志如《敦煌名族志》、《瓜沙古事系年》等；另外《天宝十道录》、《贞元十道志》、《诸山圣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等都是研究汉唐古地理的重要史料。尤其是《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志》等，是研究古代敦煌历史地理的重要书籍。还有大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书，如《名例律疏》、《神龙散颁刑部格》等可补《唐律》的不足；《田令程表》、《职官品阶食品表》、《大行皇帝议状》等，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的典章制度和政治制度状况。

最引人注目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古典文学资料。其中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是来自民间的文学作品，即敦煌俗文学作品，时代集中于唐、五代、宋初，主要形式有诗、歌辞、变文、讲经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

敦煌石室中所保留下来的诗歌数量最多，尤其是唐代诗人之作，主要有《陈子昂集》、《高适诗集》、《白香山诗集》、刘邺《甘棠集》，以及一些残存的诗篇、诗集。在这一类诗歌遗篇中最著名的要算韦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写本共有25种，300余首）。敦煌歌辞，又称“曲子词”，歌辞大多来自民间各个阶层。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发现是盛唐时期的《云谣集杂曲子》，简称《云谣集》，编选了30首作品，从其所用调名以及题材来看，要早于传世本词集《花间集》。它的发现为研究词的起源、内容以及形式等问题，提供了宝贵材料。而敦煌文学资料中更引人注目的是数量颇巨的敦煌变文。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结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体裁。它出自寺院中的“俗讲”，是僧人向大众讲解佛经时，为了使佛经中那些深奥枯燥的佛教教义能使大众喜听，宣讲者便从佛经中摄取一些有故事情节和饶有兴味的东西，经文学加工后，变为通俗易懂的佛经故事，如《报恩经变》、《西方净土变》、《观无量寿经变》等。唐朝的寺院很流行这种说唱形式，后来经过发展，在题材上冲破了宗教的束缚，由说唱佛经故事扩大到说唱民间和历史故事。演唱者也由僧人扩大到民间艺人，表演场地也随之从寺院扩大到变场、讲席、戏场等地。据说，当时宣讲变文的场面庞大，宣讲者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极富魅力。其中一些作品往往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张议潮变文》、《李陵变文》等。这种别开生面的文学形式，在宋真宗时，却被视为伤风败俗，明令禁止，后来便逐渐湮没无闻。有赖藏经洞的保存，人们才得以睹其真面目；敦煌变文也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在敦煌遗书的文学资料中还有话本小说，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等，为后世白话小说的发展开拓了宽阔道路。此外敦煌俗赋《晏子赋》、《丑妇赋》等，大多为唐人总集、文集所未载，因此可补《全唐文》之不足。至于其他文体的作品，如讲经文、押座文、佛赞、偈颂等，内容一般都涉及佛经故事，或劝人行孝行善，或预言未来因果。

另外，藏经洞还保存了一批古代科技文献，涉及医药、天文历书、星图、算经、雕版印刷、造纸、冶铁、酿酒、染织等。这里主要介绍以下几种：

医药学

如宋代已失传的，南朝梁人陶弘景所撰《本草集注》，撰于武周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还有唐代李勣和苏敬所主编的《新修本草》（20卷），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它记录了古代药物本草分类、采治方法等。这些古《本草》的发现，为研究中古时代的药物学提供了重要资料。还有失传的唐朝《脉经》写本，书中著录的诊法、药方、脉学理论，对校正传世本脉学著作意义非凡。另外，还有抄写于唐五代时期的一千多方应用于各科临床的医药方，其中的治疗方法大多与现在相同，如《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对心脏病的用药法，是用硝石与雄黄散剂放到舌下救治，与今天使用的硝酸甘油用法完全一样。藏文的《吐蕃灸法》残卷，则展示了藏族最古老的针灸方法和医学水平。

天文学

在我国古代，最早的天文学研究者，把观察天体运行的星象结果记录下来，再结合占星术绘成星图，形成了我国最古的星宿图，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藏经洞却为我们保存了这一珍贵的天文学资料，如唐朝写本残卷《星占书》记录了战国时期甘德、石申、巫咸三家内外官星283座，1464颗星。还有《全天星图》，绘制了1348颗星，据科技专家考证，这是世界上现存古代星图中最古老的全天星图。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刊布了这件星图，并予以高度评价。另外，还有一些不同文字的“具注历日”写卷，相当于今天的日历本，它们的发现，不光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历法编制史，而且为研究唐五代民间习俗、节日和信仰提供了参考。

数学

藏经洞发现了唐朝及早于其年代的《算经》写本。它的出现可校勘传世本算书的错误，还可了解隋唐时期的度量衡制度、数码筹算方法、数学换算关系等，的确是研究数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造纸术与印刷术

图109　唐代金刚经

藏经洞出土文献大部分是书写在纸上的写本，很少一部分是印刷品，可以说这些流传下来的敦煌文献写本纸质，保存了自西晋到宋时期的书写工具——纸的历史。敦煌写本，自西晋到六朝使用麻纸；隋唐时期使用椿皮纸和桑皮纸。为防书籍被虫蛀，还用黄蘖染纸，这种纸叫潢纸。五代又以麻纸为多。

雕版印刷是印刷术最早的形式，产生于唐代。藏经洞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即刻于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图109），该经卷首的释迦牟尼说法图，线条精美，刀法纯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雕版艺术佳作。此外，还有晚唐五代、宋时期的刻印的佛经、佛像等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既有在敦煌本地印制的，也有从长安、四川成都等地印制后带到敦煌的。这些珍贵的写本纸和印刷术，为研究我国古代造纸和印刷史提供了绝好的原始材料。

敦煌写本大多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抄经手抄写的，经他们抄写的写本字体，称为“经书体”，这些写本字迹，绝大多数达到了很高的书法艺术水平，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给我们留下了最完整最优美的书法演变过程，构成了我国古代民间书法艺术史。其中一些来自中原名寺和宫廷的写本，都是当年的高僧、名儒、宫廷家族中的书法高手抄写的，这些精美的字迹，又成为写本中的精品书法。还有极少的唐代书法名作临品，如唐人临摹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柳公权的《金刚经》等名作临品，让人们领略了书写在不同纸质上的唐代书法艺术真迹；此外，还有一些抄写在卷子背面或空白处的习字类写本，如《千字文》、《幼学文》等练习书法的作业，这些习字写本，旁边写有范字供练习者摹写，书法水平自然不能与写本正面的字迹相比，但是，也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所流行的书法风格和敦煌地区的书法学习状况。敦煌写本从西晋到北宋，正、隶、篆、草各种书法体皆有，可以说几乎件件都是我国中古时代书法作品的绝世珍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