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再教育[1]
平常人对于教育有一种不够正确的了解,以为只有成人教育小孩,上司教育下属,老板教育徒弟,智识分子教育文盲。其实,反过来的教育的行动影响作用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普遍习见的现象,不过很少的人承认它罢了;至于承认它而又能运用它来互相教育,使学问交流起来,以丰富彼此之经验,纠正彼此之看法,推动彼此之进步,那是更少了。但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实在是要看重这种互相教育之现象并扩大学问交流的效果,加速度的走向共同创造之大道。
中国人受了二千年之专制政治之压迫,几乎每个人一当了权便会仗权凌人。好像受了婆婆压迫的媳妇,一旦自己做了婆婆便会更加压迫她的媳妇。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有权的人是一个独裁。有大权的是大独裁,有小权的是小独裁。自主席以至于保甲长都免不了有独裁的作风。就是我这个区区的校长也不是例外,常常不知不觉的独断独行,违反了民主的精神。一经别人提醒,才豁然大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做一个独裁校长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不了多少时候,病又复发了。那只有再接再厉的多方想法以克服这与民主精神不相容的作风。
民主的时代已经来到。民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民主的生活还不习惯。但春天已来,我们必须脱去棉衣,穿上春装。我们必需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学习民主。不但老百姓要学习民主,大大小小的领袖们都得学习民主。领袖们是已经毕过业了,还要学习吗?不错,还要学习,只有进了棺材才不要学习。他们虽然有些学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民主,所以还要学习,还要学习民主。他们虽然受过教育,但是没有受过民主教育,所以还要再受教育,再受民主教育,把受过不合民主的教育从生活中肃清掉。
这种再教育应该怎样进行呢?
第一,自己觉得需要再教育。自己觉得既往的习惯不足以应付民主的要求。自己承认在民主的社会里做领袖和在专制的社会里做领袖是有了根本之不同,那末,在本人的生活上也必须起根本的变化才能适应客观之变化。从前白健生先生有一次和我闲谈“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我提议在不字下面加一横,意思是“以丕变应万变”,丕变即是大变,我们要在生活上起大的变化才能应付民主政治所起的大变化。民主政治所起的变化是很大的。例如承认个人之尊严,便不能随便侵犯别人的基本自由;采用协商批评之方法便须放弃“我即是”,“朕即真理”;要使人了解你,同时又要使你了解人,便须放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必须虚心下问,集思广益;实行共同创造,便须放弃少数人包办之倾向。我们若深刻的感觉到旧习惯不足以应付这种大变化,而又不愿被淘汰,那就一定觉得有再受教育之必要了。
第二,多方学习。自己既已感觉到有再受教育之必要,那就好办了。地位无论大小,只要对于民主的生活感觉到如饥似渴之需要,那不啻是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学习方法虽多,总靠自己虚心。随时随地愿听逆耳之言,和颜悦色地欢迎干部和别人的批评,有事先商量而后行都很重要。民主先贤的传记著作如林肯、哲斐孙、汤佩恩的都能给我们有力的指示。国外民主国之游历,国内民主政治比较进步的地方的参观都能帮助我们进步。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做”上学,在实行民主上,在发挥民主作风上,学习民主。
第三,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是老百姓。我们最要紧的是跟老百姓学习。我们要叫老百姓教导我们如何为他们服务。我们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共患难,彻底知道老百姓所要除的是什么痛苦,所要造的是什么幸福。
我前些日子写的一首小诗,可供领导人自我再教育之参考: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
为人民领导者,
拜人民为老师。
领导者再教育之三部曲是:第一部跟老百姓学习;第二部教老百姓进步;第三部引导老百姓共同创造。也只有肯跟老百姓学习的人,才能做老百姓的真正领导者。
【注释】
[1]原载《民主》第24期,1946年3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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